本书内容辑要

三、本书内容辑要

在由宏观理论述评、实践案例分析和反思质疑批评构成的大致框架内，本书分为“人类学与发展研究”、“人类学与发展实践”和“世界体系中的发展人类学”三大部分，即三大篇。第一篇各章所论及的议题包括：社会进化论与19世纪“科学”发展观、社会进化论与发展研究、文化与发展以及文化相对论与发展实践。第二篇的主要内容包括：田野研究与发展人类学、发展实践中的文化与社会因素、“男性偏见”与发展实践中的性别问题和农业“绿色革命”得失谈。本书的第三篇各章的专题分别是：人类学视野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于发展的人类学反思、“可持续发展”之辩和践行费孝通“迈向人民人类学”的理念。

在现代人类学学科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成长历程中，社会进化论一直是被附属于不同理论流派和政治倾向的人类学者批驳和解构的标靶。然而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在人类学学科之外，社会进化论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类学经典学说之一。长期以来，社会进化论几乎是为学界各类学者和专家最为重视（或者说是珍视）的一项历史遗产。人类学家泰勒（Tylor）、摩尔根（Morgan）和斯宾塞（Spencer）是这一遗产的三位极具代表性的馈赠人。本书的第二章以这三位人类学者的研究为评述基础，对19世纪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确立进行批判性的回顾和总结。笔者认为，社会进化论这一西方社会科学传统范式，就其预设前提、研究角度和立场而言，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导国际发展领域的经济增产阶段论（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技术决定论以及经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学理基础，不无裨益。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无意也无法否认社会进化论作为一股前所未有的改革动力，在工业革命时代的欧美各国和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曾经起到科学启蒙、解放思想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和历史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产生于殖民扩张语境所谓单线进化和社会分类模式，直接催生了一大批社会进化论的衍生产品，如以适者生存为信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判断文明优劣而产生的种族科学论^[1]、“发展主义”等理论流派。本书第三章以社会进化论对于20世纪发展研究的示范意义为评述重点，力图促发我们对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论”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之类“欧洲中心论”的深度反思。同时，本章也以新进化论代表人物萨林斯（Sahlins）和文化唯物论者哈里斯（Harris）的洞见为例，显示进化论库存中的科学和理性思维，一旦为后人发扬光大，仍将体现出无与伦比的魅力。萨林斯直言：贫穷并非史前小康社会的普遍现象，而是文明社会的一大发明（Sahlins，1974）。在冷战结束后西方学界的一片鼓噪声中，哈里斯坚称：柏林墙之所以倒塌，是因为东欧和苏联国家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导致生态环境极度恶化、经济基础日益薄弱和能源危机频仍，最终丧失了民心和执政的合法性（Harris，1992）。哈里斯的直言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科学发展观的讨论，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尤其是当见诸报端的有关矿难、蓝藻暴发和水土流失等新闻事件已使我们见怪不怪之时。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多年前对于如何在当地特殊语境中，对所谓发展水平、生活水准以及GNP精确性所进行的缜密推断和质疑，也是本章所赞誉的科学和理性思维的最好注脚（Sen，1984 ＆1987）。当我们在经历了2008年的罕见天灾和人祸之后，再度领略来自人类学和相关学科对于发展代价、生活品质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冷峻思考，定会有醍醐灌顶之感。

在本书的第四章，笔者结合自己的读书心得和教学体会，揭示科学的文化观对研究社会发展和决策服务的意义，希望借此揭示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作为本学科特有的标签概念或分析工具，与实现和谐社会理想的内在关联性。这一所涵盖的论题包括：人类学家泰勒所下的第一个文化的科学定义、文化与自然人性的构建过程、文化与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的形成、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贫困文化”的认识误区、文化资本与阶级社会中无所不在的“符号暴力”。可以说，这是在全书中对人类学文化观的学理基础阐述最为详尽的一章。相信来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真知灼见，能帮助我们辨识国内外学界某些“文化”大师所制造的精英话语中的伪科学气息。

围绕相对主义和发展实践的关系这一主题，笔者在第五章的讨论重点是文化相对论的历史价值、田野困境以及际遇。一方面，作为在学科内部形成的方法论和伦理准则，文化相对主义是对付种族主义和族裔中心论的思想武器。文化相对主义强调研究者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异文化，在田野实践中时刻意识到：研究者本人所持的任何固有偏见，都有可能影响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一味地以维护文化传统为由，舍不得摒弃阻碍变革和进步的陋俗恶习，那么，我们所信奉的相对主义势必会蜕变成一种文化决定论，成为发展的羁绊。如何对文化相对主义这把双刃剑的复杂功能保持清醒的认识，是发展人类学者长期面临的难题。文化相对论告诉我们，通过GNP之类的标准来衡量发展程度和水平，不过是以科学的精妙话语，重复社会进化论时代以简单归纳的方式将社会分类和排序的做法，缺乏能够真正开启民智的实际价值。任何有关“生活质量”、“先进”或者“落后”的说法，都是特定地方语境的产物。经济发展项目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者和执行者对社会和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和应对意识。类似风土人情和“地方性知识”等非经济或非技术因素的重要性，在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地凸显出来。应该说来自发展实践的这一挑战，为人类学者得以进入国际组织施展身手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笔者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第六至第九章中，着重阐述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经济发展的日益密切的关系，并且试图评估应用人类学者在发展实践中的作用和影响。第六章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开发业的形成背景，对人类学家以参与者的身份，主动介入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建设，在包括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内的发展机构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并进行审视、辨析和评判。首先，由马林诺夫斯基所创立的“参与式观察法”，为当代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定位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基准点。一般来说，在方法论方面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学者，比其他社会科学学者更擅长“换位思考”，即在实地研究中主动缩短与被研究者之间的距离，尽量从被研究者的角度来观察他（她）们所处的物质和精神世界。人类学者在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方面所拥有的优势，使他（她）们在进入各类国际组织之后，对发展实践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力。对于发展项目实施过程来说，人类学者所带来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将主导中心从技术专家转向当地社区的普通民众，最大限度地挖掘本土知识（local knowledge）和传统智慧的潜在价值。实践证明，人类学者完全有能力在探讨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的过程中贡献才智，在发展项目周期中扮演更多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在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人类学者因地制宜，对传统的“参与式观察”方法在形式上作了调整，使之更具变通性和操作性。正是由于应用人类学者孜孜不倦的耕耘，才使得以田野工作为核心特征的质性研究方法，在学界内外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普及。

发展人类学者抛弃可笑的精英意识，积极投身于象牙塔外的经济建设、农业生产和文化资源管理活动，其意义不亚于当年马林诺夫斯基走出帐篷，进入特布里安岛民的生活空间，以“参与式观察”这一新颖别致的研究手段，彻底宣告了“扶手椅人类学”时代的终结。在本书的第七章，笔者通过例证，对人类学者在发展实践中出谋划策和解决问题过程中所显现的功能和效应，进行概述和评述。得天独厚的整体论全景视角，使人类学家几乎一眼就洞晓症结，指出：早期国际组织资助的经济援助项目之所以事倍功半甚至于无功而返，其根本原因在于项目的设计者和执行人笃信“技术至上论”，对项目实施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不是一知半解就是视而不见。而从雪地摩托对萨米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大兴土木对土著居民生存环境的冲击到盲目推广婴儿配方奶粉所造成的始料不及的后果，都让我们清醒地看到：在发展实践中，文化本身所具有的适应性、整合性和可塑性三者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在国际开发产业，发展项目的社会影响研究（social impact studies）已成为人类学者在实战中施展才能的保留阵地。其中最为经典的案例之一，就是默里（Murray）创造性地运用田野研究成果，重新设计符合当地农民实际需求的发展项目，不但帮助当地民众成功地应对发展过程中引发的恶性涵化（acculturation）后果，也使海地政府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恢复植被的联合努力不致毁于一旦（Murray，1987）。

在第八章，笔者凭借人类学的深邃洞见和女权主义理论的敏锐观察力，探讨和辨析发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男性偏见”和性别不平等问题。必须看到，无论是由男性主导的学术传统，还是体现“欧洲中心论”特色的女权主义话语，都受制于研究者的精英意识和阶级局限性，难以从被研究者的角度来思考困扰女性与发展的一系列难题。例如，在观察和诠释“世界工厂”中的打工妹现象时，源自欧美性别研究领域的所谓后现代范式，除了制造一堆让同道艳羡不止却令外行眼花缭乱的字眼之外，并没能使普通读者领略到立足于田野的思考。这些看来对于血汗工厂剥削本质充满愤激之情的学术作品，都过于强调社会结构和其他外部因素对于女工的压迫性和约束力，而忽视了在发展实践中普通妇女自身的能动性和为了改变命运而采取的应对策略。正如华尔街日报记者莱斯利·张所描绘的那样，打工妹在工厂流水线上日夜劳作、忍气吞声的同时，并没有拒绝经济全球化给她们带来的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Chang，2008）。而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办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Yunus）所倡导的社会企业理念，不但有助于改进妇女组织的运营机制，还以小额贷款模式，力图使创业致富成为贫困妇女排忧解难的不二出路。尤努斯的成功经验，无疑是我们在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赋权途径之时，值得认真借鉴的他山之石。

就持续时间和影响程度而言，绿色革命也许是迄今为止由国际开发组织、政府、科技和产业界合力介入第三世界农业生产过程最为彻底、最富争议的一次发展的实验。在第九章，笔者以来自田野的视角，对绿色革命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审视和思考。这场始于20世纪中期以“科学种田”为名义而推出的农业变革，其宗旨是传授有关高产作物品种、化肥和农药以及各类农业机械设备的知识和技术，实现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欠发达地区）消除饥荒和贫困的终极目标。本章论述的焦点是这一农业发展的“希望之歌”，是如何在实践中由于理想与现实条件之间的落差而变调失色的。对于发展人类学者来说，这场曾席卷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绿色革命，其产生的振荡不仅是让世人意识到在推介新技术过程中维护社会公平均衡的必要性，而且还将进一步促发对农业的企业化经营和生态效应的思考。在转基因技术大行其道的今天，生物多样性的前景正在经受空前的考验。只有对绿色革命的得失进行批判性的回顾，才能使当前有关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论争能以史为鉴，不致成为不切实际的精英话语。

在本书的第三篇，笔者以田野案例为基础，阐述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问题以及发展人类学学科对于中国学界的现实意义。第十章试图以沃勒斯坦（Wallerstein）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分析框架，考察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发展水平差异的历史根源，并且讨论人类学视野中“世界体系”的现实意义。世界体系学说在呼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充实依存理论对后殖民时期欠发达状态的诠释、拓宽人类学田野研究视野以及揭示全球经济中南北不平等的结构性因素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研究路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欧洲中心论”对于判断全球化语境中日趋复杂的国际发展趋势，尤其是中国崛起后世界经济的重新布局，显然缺少令人信服的解释力。

笔者在第十一章以“针对发展的人类学”为评述核心，对发展问题进行质疑、反思和批判。本章所论及的对发展实践持批评态度的人类学如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和弗格森（James Ferguson）以各自的田野观察为基础，以后现代批判精神为动力，针对国际组织控制下发展机构的产业化、专业化和制度化倾向，展开毫不留情的解构。他们通过剖析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权威组织的官方文献，生动地呈现了发展话语构建和“重新发现”第三世界的过程。“针对发展的人类学”作为一种风格独特的发展人类学模式，对于昭示发展话语的文化霸权特征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显现出后现代人类学鲜明的思辨本色。然而，他们在著述中不同程度地怀疑在贫穷地区进行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不干涉”哲学与19世纪社会进化论所代表的“干涉”哲学一样，都是典型的精英意识的反映。如果说，国际组织在向经济不发达国家实行经济援助时，还加上诸如接受市场经济模式、改革传统价值体系等先决条件的话，那么，后现代发展人类学者则是走向了另一极端，也就是说要求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维持现状，珍惜“传统”，并压制任何革新的冲动。与后现代发展人类学者所显露的“反发展”倾向不同的是，政治学家斯科特（Scott）对发展实践不但进行评判，还以竭力寻找其症结之所在（如决策者对现代主义的高度崇拜）。笔者认为：斯科特在分析过程中将个人叙事与宏大历史有机结合，同时将自下而上的“弱者武器”与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纳入人类学的审视范围，从而使“针对发展的人类学”既保持人文情怀，又不陷入后现代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泥潭。

在第十二章，笔者延续了对第九章议题的讨论。相对于农业绿色革命来说，如今充斥国际政治舞台和主宰发展论坛的“可持续发展”话语，有可能沦为发达国家以环保为名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走向的武器，也有可能成为官商结合掠夺有限资源的保护伞。对于发展人类学者来说，“可持续发展”最终能成为与经济增长导向模式、均衡分配模式和人文发展模式平起平坐的新型模式，自然是皆大欢喜的结局。然而来自田野的现实不尽乐观。最令人担忧的是，处在“第四世界”的土著居民，已成为殖民主义、工业化浪潮和后现代环保主义的多重牺牲品，其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而一旦文化多样性受损，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如何在环保运动和维持生态平衡的国际努力中，加入来自土著部落和普通民众的声音，维护他们的生存权益，是将“可持续发展”从虚幻的图景转为实在的生活选择的第一步。

笔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围绕践行费孝通“为人民服务”的人类学的崇高理念这一主题，着重探讨发展人类学对于当今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同时与读者分享文化人类学科建设的初步思路。自2006年返回母校复旦大学之后，笔者就着手进行以发展人类学为核心、医学人类学和商业人类学为导向的学科重构工作。这不啻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尝试。笔者和同道们将以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理念为指导思想，顺应国际化和专业化的潮流，依托上海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全力打造面向21世纪的复旦人类学学科。

【注释】

[1]种族科学论对现代中国人类学学科有一定的影响。如在一些英汉词典中，anthropology（人类学）和ethnology仍会被译成“人种学”。而人种概念在国际人类学界早已被公认为是过时的伪科学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