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理念之践行

二、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理念之践行

让我们先回到章首引文，看一眼费孝通对包括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在内的人类学者的善意批评。可以说，费孝通对自己重返国际发展人类学界，既有阔别重逢的喜悦，也有对当时正在为后现代话语所主宰的学术氛围的不解和疑惑。对于人类学者是否介入经济发展实践、以何种方式介入和反思自身介入等问题，费孝通可能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答案。1983年著名发展人类学家钱伯斯提出了在农业发展中“末者优先”（Chambers，1983）的说法，极有可能是受到了费孝通“为人民服务的人类学”发展理念的影响。至于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国际学界出现的公共人类学和公共社会学转向，在费孝通的视界里，也不过是顺应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已。

在国际人类学界，医学人类学是发展最为迅猛和最深入人心的一门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医学人类学作为后起之秀，在打通应用实践与理论探索方面，比发展人类学更为成功和有效。除了来自社会各界对于人类健康和疾病预防日益关注这一客观因素以外，医学人类学能在较短时间内崭露头角成为一门桥梁学科，将人类学和心理学理论以及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实践加以有机连接，离不开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凯博文（阿瑟·克雷曼Arther Kleinman）和他的学生及同事的勤奋耕耘。^[2]以曾经担任过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系主任和人类学系主任的凯博文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医学人类学从学科形成到完善，有着与发展人类学不尽相同的经历。医学人类学的发轫动力，并非完全来自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解决诊疗问题的需求。以凯博文为代表的一批毕业于欧美顶尖医学院的医学工作者，从担任住院医生起，就开始以其丰富的社会和人文科学素养，对医学实践的文化性以及西方医疗范式进行质疑和反思，是医学人类学从学科成型之初就具备了一种人文情怀和批评精神（而这可能是发展人类学的先天不足）。

在近40年的行医和学术生涯中，凯博文以一种对人类苦痛经历的体恤心态和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以综合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艺术、精神医学、心理治疗和伦理学理论的全观视野，对不同语境和条件下不同人群的疾痛经验进行深刻体察，用心领会人生中无所不在的病痛和苦难。值得一提的是，凯博文对华人世界的身心健康的研究也作出过卓著的贡献。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在中国台北地区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观察手段，对日常生活中的中西医的诊治实践进行过深度研究（Kleinman，1980）。从1980年起，他与我国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和香港等地的医学科研人员和社会学家展开了近30年的学术合作和交流。他是改革开放之后首位以批判的态度将忧郁症概念推介给中国同行的西方学者。与绝大多数欧美的中国问题专家或汉学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凯博文可能是唯一的一名以中国经验对西方的传统学科进行改造并获得成功的西方学者。作为同时具备外科和精神医科行医资格的医学博士（MD），他首倡以人类学方法重构心理医学体系（Kleinman，1988b），反思西方语境中的医患关系（Kleinman，1988a），探索以病人为主体的研究和诊疗手段。他力主借鉴非西方文化中医治病痛的经验，来改革纯粹依赖科技仪器（“缺乏人情和道德感”）的治疗制度和缓和由于社会过度医药化（the medicalization of society）带来的不良后果。

作为当代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医学的主要代表，凯博文的足迹遍布全球。在他的启发和引领之下，无数医生、公共卫生专家、精神医师和社会科学学者，开始尝试将医学人类学的观念应用于全球性的疾病预防和治疗，对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卫生政策的制订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和实证依据。凯博文著作、编著和独立著述的学术作品有三十种之多，同时还在人类学、医学和公共卫生等学科的权威期刊上发表200多篇论文。他研究主题包括神经衰弱、忧郁症、疾患体验、求医行为、临床交流、医疗伦理、慢性周期疾病诊治的社会过程以及跨文化视野中的自杀、社会性苦痛及其隐含的道德意义（Kleinman，2006）。凯博文的成功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医学人类学避免了发展人类学领域学术探索与应用实践脱节的“后现代尴尬”。

显然，与凯博文的合作，将使医学人类学有望成为复旦大学人类学的有力增长点。同时，笔者通过与哈佛、乔治城和霍普金斯大学的师友的切磋交流以及2006年回复旦任教之后的尝试研究，认为：依托上海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以及复旦现有系科配置，发展商业和技术人类学将是复旦人类学走向国际化和专业化的一大动力。而医学人类学和发展人类学不同的学科发展轨迹，则为笔者如何在理论和方法论指导下重构商业和技术人类学，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照点。

早在20世纪30年代，应用人类学家就开始以企业雇员的身份，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技能，在公司的产品开发、市场调查和塑造公司核心理念等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近年来，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地区转移，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从施乐到通用汽车和尼桑等跨国企业的主管人员，对于文化在营销和决策过程中功能和作用的认识日益增强。在当代中国处于历史性变革的语境中，通过整合商业和技术人类学的知识和信息，创造性和系统性地运用人类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发展与文化社会实践的关系，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具有极大的开拓和创新意义。

毫无疑问，商业和技术人类学将成为国际应用人类学界最具发展潜力的学科。而中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举足轻重的角色，也使得笔者和同行们在复旦大学有可能通过不断实践和理论探讨，拓宽商业和技术人类学的外延和内涵，使其成为一种既能服务于变革和创新目标，又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和学理洞见的研究方法和模式。我们在现阶段的思路是：从经济人类学经典理论和社会进化理论着手，整合现有人类学者在交换、分配、消费文化，全球化和地方主义的研究成果，同时通过在实践中寻找新的案例并加以分析，为进一步的系统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和视点。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将包括：对经济人类学家有关交换和市场与分配和货物交易及崇拜等经典研究的重新思考和阐释；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对工业社会企业文化研究代表作（应用人类学经典研究案例）的重新解读；有关信息技术的使用与中国农村日常生活关系的人类学调查；以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为背景，依靠田野考察手段，对企业伦理、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进行反思和批判。在研究手段方面，我们将强化文化人类学参与观察在质性研究方法方面的优势，以文献批评为辅，力求发挥人类学者擅长跨学科研究合作的特长。总之，笔者和同行们有理由相信：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极具前瞻性的商业和技术人类学研究和教学，对于打破困扰国际应用人类学界已久的学术探索与应用实践脱节的僵局，创立人类学的中国范式，为实现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宏伟心愿，作出切切实实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