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与文化的变动性

四、文化转型与文化的变动性

相对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20世纪80年代而言，作为这门学科的恢复重建的领军人物，费孝通在之后的90年代更为注重于对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的整体性反思和回顾，他对他的既有的作品似乎都作了一番带有批评性的回顾，这种批评和反思都体现在后来在2003年发表的“试探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这篇集大成的作品中。⁽²⁷⁾而所有这些批评与反思，可以说全部都可以追溯到1997年费孝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的“文化自觉”这一概念上，这一概念的基础是在于费孝通自己所切身意识到的一种带有世界性的文化大转型的来临，对此，费孝通有这样一段话可以作为佐证：

我认为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的共同问题，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已经走上了自身毁灭的绝路，我们对地球上的资源，不惜竭泽而渔地消耗下去，不仅森林已遭难于恢复的破坏，提供能源的煤炭和石油不是也已在告急了么。后工业时期势必发生一个文化大转型。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已经是个现实问题了。⁽²⁸⁾

尽管，这样的提法仅仅是针对两位研讨班中的学员的提问而引发的，但这个问题却是费孝通极长一段时间里学术观察和思考的结果。这个思考如果一直追踪下去，应该是从他翻译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便开始了，那是一边在耳濡目染地聆听马林诺夫斯基的高谈阔论，另一方面又在逐字逐句翻译马林诺夫斯基亲笔写下的英文文字而形成的一种对于文化究竟是什么的深度反思。这种反思最初是由马林诺夫斯基自身对于西方文明的不满而产生的，而费孝通无意之间所写下的对于自己人民生活的描述，曾被这位遥远的他者看成“时感令人嫉妒”之事，而在对于自身的工作感到不满的同时，马林诺夫斯基把西方的人类学概括为“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而人类学对于马林诺夫斯基而言，不过“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那种对于自己身处其中的文化的厌倦，已经由此短短数语表露无遗了。⁽²⁹⁾

而费孝通自己一定是从这些带有自我批评性的表述中朦胧意识到了自己所应该有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一定是要去文化的源头上寻求出路。在1997年年初的一次仅仅是针对北大校长的重点学科的汇报会上，费孝通作为旁听者做了一个讲话，在那里他的文化转型的观念得到了清晰表述：

通过我这60多年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而对中国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还没有达到“知之”的境界。而同时我们的生活本身却已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难免使人们陷入困惑的境地，其实不仅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这是面临21世纪的世界人类共同的危机。在多元文化中生活的人们还未能寻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共同秩序。⁽³⁰⁾

我想那时的北大校长已非昨日的蔡元培可比，但“北大校长”的名衔终究让人会期待在这里可以有让不同的意见得到表达和展现的机会。费孝通的肺腑之言如果不是在这种语境中激发出来的，那也一定是一位耄耋学人对他的非同一般的对话者有所真切期待的。显而易见，在这篇针对北大校长的讲话里，费孝通一方面在迫切地希望这个学校能够切实承担起在这种新的文化转型的时代里开一种新的学术风气的作用，同时他也更为急切地告诫所有人，在今天，“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文化转型可以说是在一种逼迫之中发生的，而这种逼迫来自于西方的工业化文明所造成的世界生活方式的大转变以及这种转变所带来的全球性的恶果。在这篇讲话中，费孝通已经和盘将文化转型的观念提出来，并且还明确地指出，这种转型是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的。

正像费孝通在其晚年所一再指出的那样，文化的转型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转型，它是由西方文明自身存在着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困境以及对此困境的无法摆脱而引发的。这应该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之语，整个20世纪甚至之前的几个世纪，乃是一个西方人的观念和物质文明支配这个世界的时代，而最终造成的后果便是“以时间或金钱为标志的文化”在欧洲的泛滥⁽³¹⁾，与此同时，根深蒂固的西方殖民理念又使得他们把这样一种文化及其价值传染到整个世界，在整个世界成为了西方人要去征服的地方的同时，那里固有的文化也渐渐因为这种浸染而消失殆尽了。这些从远距离看去的“地方”，或者彻头彻尾地成为了西方世界的殖民地，或者成为了遭受西方工业化所污染的全球化商品的生产基地，之所以有这样的殖民以及污染的发生，观念上的屈服以及在最低限度上的认可和接受，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为基础的原因之一。在这屈服和接受之中，自我的文化觉知失去了；自我的可以操控和创造的文化价值被不断地颠覆掉。而它自身的文化竟由一种西方社会科学自身所创造的时间距离上的他者建构而被肢解为一种异文化的展演，在活灵活现的本土演员的背后是西方的作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的台词，不过是借本土优秀的演员之口大声地念出而已。

这种局面恰恰成为了费孝通所描述过的文化自觉的反面，它类似一种没有主体意识的文化的木偶表演，而随着虚拟化地勾连所有人的网络社会的出现，这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人们的观念和当下的生活。在每个人都变得可以借助虚拟但绝对真实的世界而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信息时代里，主体意识的增强，显然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尽管世界绝大部分的地区都取消了不仁道的殖民统治，但反殖民的运动以及在西方以外的世界中的殖民心态看起来是相互矛盾却依旧是共同存在的。尽管今天的西方学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文化并非他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但他们在将文化从宗教、民族的简单化维度上解救下来的同时，又将它定义为是一种资本，并希望借助这样的一种不同文化资本之间的往来互动的冒险而实现一种全球化的文化互动。⁽³²⁾但这议题的初衷在我看来仍旧是西方学人的一厢情愿，本土人民的觉知似乎还完全处在一种模糊的状态之中或者在这过程中被多如牛毛的中介物所取代掉了。在这个意义上，反殖民的世界性的文化转型，其核心还在于不遗余力地对于自己曾经遗忘掉的文化的回忆、复制与再发明，这些来自民间的层次同时也是来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层次轰轰烈烈的“非遗”申报运动，多多少少说明了这种上上下下的努力⁽³³⁾，因此，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体现出一种以文化的集体记忆书写为借口的“文化自觉”的概念开始真正进入到了西方以外的世界中并在那里以新一轮的国家建设的整体框架中得以实现。

今天，重读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的观念，使我们有必要从文化的变动性上去切实地理解文化。文化因此就不只是留存于博物馆中的静态的物质遗存，它因为是跟每个个人都息息相关，因此它的变化便是与人的需求和欲望都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这其中，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就在于，我们处在一个人的需求和欲望多样性的世界之中，这种多样性的存在，跟我们的生活所赖以维持的沟通媒介的变革有着一种极为密切的关联。我们显然不可能在此之外去构想现代世界的存在。

相比于曾经主导人们生活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乃至于铁器时代，我们今天显然是生活在了可以把世界的人们，不论种族、肤色以及文化上的差异，都相互联结在一起的网络时代中。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区分，因为网络的普及而变得越来越模糊，虚和实的辩证法不仅是古典哲学家的语录，更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常识。而国家权力的控制，也从对于物质的资源控制转向了更多地去控制带有虚拟化存在的网络空间，这因此也是一种政治治理形态的转变。因此，在此意义上，网络不仅仅具有沟通的功能，同时还具有政治的功能。换言之，在今天控制了网络，实际也便是控制了社会，进而控制了社会中的人。因此，我们不可能在网络之外去理解文化本身。这也构成了当下世界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一方面，网络的存在，使得人们在感知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上变得越来越弱，不同的文化作为可以通过网络而呈现出来的表征，它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而为不同文化的人所分享；与此同时，一种文化的陌生感在逐渐地消失掉，人们可以通过一种文化之间的互惠而相互融为一体，并由此而创造出一些新的文化。网络空间意义的文化重组，带来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意义重构，并通过网络的虚拟漫游以及实际的真实旅游而去实现此种重构。网络的文化表达，因为旅游的文化的物质呈现而得到了一种互构，这种互构也带来了一种人与现实社会存在的文化之间辩证关系的突显，即文化真实的虚拟化以及虚拟文化表达的真实化。这种辩证关系构成了今天文化转型的一个最为核心的特征。同时，这种辩证关系，又再一次映射出来了文化自身固有的变动性而非静态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