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商贾

波斯人、阿拉伯商贾、室利佛逝帝国与印尼Belitung海底沉船：对唐代海外贸易的观察和讨论

钱　江

（中国香港　香港大学）

摘　要：印尼Belitung海底沉船出水的大批文物（尤其是长沙窑瓷器）充分说明,唐代中国海外贸易繁盛的规模远远超乎昔日学术著作和教科书的描述和评价。中国陶瓷经由海路外销并不是从16世纪或17世纪葡萄牙人、荷兰人东来之后才开始兴盛,而是早在唐朝时期就已随着波斯舶、大食舶和婆罗门舶等西亚、南亚的商舶前来中国交易而大量地流向海外。在这一早期陶瓷外销的过程中,湖南长沙窑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唐代中国海外贸易之所以兴盛,不仅有着当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因,而且还有着不可忽略的外部因素,即波斯湾地区阿拉伯穆斯林商贾经营的海外贸易在阿巴斯王朝时期迅速发展,以及东南亚海岛地区室利佛逝帝国的崛起并成为扼守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的海上强国。毋庸讳言,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贸易圈中十分活跃,他们是唐代海外贸易的主要经营者,为推动当时东西方的经济及文化交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波斯人　阿拉伯商贾　室利佛逝　Belitung沉船　唐代海外贸易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史学界对中国唐代海外贸易的研究或概述几乎完全是根据中国唐代文献和部分阿拉伯人游记的记载,主要讨论了唐代的广州、扬州和泉州港及其蕃坊、市舶使和市舶管理制度,或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三下所附之贾耽《广州通海夷道》来概述唐代中国与波斯湾之间的航海路线。由于相关的文献记载颇为简略,语焉不详,导致我国有关唐代海外贸易的研究长期以来停留在简单描述的层面,难以窥其细节,而且有关研究大都是从中国本土的视角来考察唐代海外贸易史,在中国沿海这三大贸易古港之间徜徉,极少有人会将考察问题的视角暂时离开中国,将唐代海外贸易史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亚洲海洋史的大背景下来加以研究。1998年,印尼苏门答腊岛东南方Belitung岛西岸海底发现的一艘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沉船,打破了这一停滞不前的研究局面,水下考古学家以大批海底考古发掘出的唐朝文物刷新、丰富了人们对唐代中国海外贸易的认识。经过考古学家近10年的细心整理,印尼Belitung沉船发掘出的大批外销瓷器和各种文物最近正式在新加坡露面,在国际学术界和东南亚社会轰动一时,叹为观止。本文通过介绍印尼Belitung海底沉船出水文物的研究成果,试图从波斯湾和东南亚历史的视角来重新思考和考察唐代中国的海外贸易。

一、室利佛逝的崛起

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随着印支半岛地区的扶南王国走向衰微,印度尼西亚古国室利佛逝（Srivijaya）在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Palembang）地区开始逐步地形成。降至671年,当唐朝高僧义净泛舶前往天竺求法途径巨港时,室利佛逝已步入鼎盛时期,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强大的海上帝国,其版图包括今克拉地峡以南的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全岛、加里曼丹岛西部,以及爪哇岛西部,由该海域内数个经济势力雄厚的贸易港埠和海盗群组成。

“室利佛逝”一名来源于梵文Srivijaya的汉语音译,意为“伟大的胜利”或“光荣的征服”,中国典籍的记载亦作“室利佛誓”、“尸利佛逝”、“尸利佛誓”、“佛逝”和“金洲”,宋代开始改称其为“三佛齐”,印度史籍称之为Suvar□adv□pa（梵文“金洲”）,阿拉伯古代航海家和商贾称其为Zabaj（金洲）。唐高宗咸亨年间（公元670—673年）开始,室利佛逝曾多次遣使到中国朝贡。

室利佛逝帝国之所以能在公元7世纪中叶迅速崛起并成为古代南海地区的强国,与其所处地理位置之优越有着密切的关系。大约自670年到1025年,室利佛逝一直控制着当时东西方海上交通必经的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并依靠着向东西方商贾征收商税、海上贸易及海盗掠夺活动来支撑着这个海上帝国。对此,中国史籍不乏相关的记述。例如,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记曰：“三佛齐国在南海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同书卷三又记载：“三佛齐者,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正因为地处诸蕃往来水道之要冲,所有经过马六甲海峡或巽他海峡的商舶都必须向室利佛逝帝国缴纳过路税。在著述于公元1000年前后的阿拉伯人航海游记《印度珍异志》（Aja’ib Al‐Hind）中曾记载说：“在Sribuza（室利佛逝）,当地总督向一名来自阿曼的犹太商人征收了20000第纳尔（dinar）金币作为过境税,只有这样才允许他继续其航程前往中国。”⁽¹⁾为了强化其在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贸易垄断,室利佛逝帝国往往以颇为野蛮的武力手段强迫过境的外国舶商前来该国市易,《岭外代答》对此有详细的记述：“国无所产,而人习战攻,服药在身,刃不能伤。陆攻水战,奋击无前,以故邻国服焉。蕃舶过境,有不入其国者,必出师尽杀之。故其国富犀、象、珠玑、香药。”⁽²⁾赵汝适《诸蕃志》则记曰：“古用铁索为限,以备他盗。操纵有机,若商舶至,则纵之。比年宁谧,撤而不用,堆积水次。土人敬之入佛,舶至则祠焉,沃以油则光焰如新,鳄鱼不敢逾为患。若商舶不入,则出船合战,期必以死,故国之舟辐辏焉。”⁽³⁾

随着阿拉伯穆斯林商贾的不断东来,聚集在室利佛逝港埠的不仅有众多的东西方商人,还有大批佛教徒,使得7世纪中叶的苏门答腊岛巨港俨然成为当时东方的佛教传播中心和东西方商品的重要集散地。尽管在1025年南印度注辇王国（Chola Kingdom）远征军的打击下室利佛逝受到重挫,但其作为古代南海贸易中心的地位却一直持续到南宋时期。据赵汝适的记载,“（室利佛逝）土地所产：玳瑁、脑子、沉速暂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檀香、豆蔻。外有真珠、乳香、蔷薇水、栀子花、腽肭脐、没药、芦荟、阿魏、木香、苏合油、象牙、珊瑚树、猫儿睛、琥珀、番布、番剑等,皆大食诸蕃所产,萃于本国。番商兴贩,用金、银、磁器、锦、绫、缬、绢、糖、铁、酒、米、干良姜、大黄、樟脑等物博易。”⁽⁴⁾《宋史》“三佛齐传”列举出一长串当时室利佛逝使团向中国朝贡的方物,包括：水晶、白金、火油、真珠、象牙、乳香、蔷薇水、婆律、薰陆香、龙脑、万岁枣、褊桃、白砂糖、水晶指环、琉璃瓶、珊瑚树、水晶佛、锦布、梵夹经和昆仑奴等。⁽⁵⁾

在阿拉伯人、中国人及印度人的史籍中,垄断马六甲海峡交通往来及海上贸易的室利佛逝帝国非常富饶,经常被描述成是“金洲”或“黄金半岛”的所在地。室利佛逝的富足程度,从唐代阿拉伯人的航海记述中略见一斑。按照阿拉伯地理学家Ibn Kuurdādhbih 846年的记载和穆斯林商人AbūZaid 916年的记述,室利佛逝帝国有一种奇怪的风俗。每日清晨,国王（Mahārāja）会命令宫廷总管将一块金砖抛入王宫前面的水池中,以此来维系国王和大海之间的关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往水池里抛入金砖,直到国王去世,继位者才将池子里的金砖全部捞出,一一清点后再拿去融化,然后按照地位和职务的高低,将黄金在所有王室成员、军队将领、差役臣民中分配,不论男女老少,均有一份。⁽⁶⁾

二、萨珊波斯帝国与波斯商人的东来

已故的美国著名东南亚历史学家O．W．Wolters在其出版于1967年的研究早期印尼群岛贸易的名著中,曾指出在公元6世纪上半叶,东南亚的马来水手和船舶实际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将来自西亚“波斯”的奢侈商品辗转运输到了中国市场。Wolters认为,室利佛逝时期印尼群岛的贸易之所以能够突然获得发展,是因为中国市场能够接受印尼群岛出产的树脂、安息香,以及产自苏门答腊岛的婆律香（Barus龙脑香）。换言之,O．W．Wolters认为,早在6世纪上半叶,印尼群岛的马来人商舶就已垄断了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奢侈品海上贸易,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航自波斯湾的船舶当时可以一路直航到中国。按照Wolters对Cosmas及Procopis（当时拜占庭的作家）两人作品的解读,当时波斯的商舶最远只航行至锡兰。⁽⁷⁾可是,根据古代叙利亚文献的记载,波斯商人的足迹早在萨珊波斯王朝（Sassanian Dynasty,Persian：,205651 AD,由Ardashir一世创立,为伊朗历史上最鼎盛的时代）时代就已抵达东南亚海域,因为萨珊波斯王朝时期的一些小件物品早已在越南南部海湾湄公河流域著名的古代贸易据点Oc‐Eo被发掘了出来,另有一些属于萨珊波斯王朝控制下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物品,也在古代暹罗中部的堕罗钵底王国的遗址被发现。⁽⁸⁾

按照Reinaud的看法,波斯人在海外贸易方面的势力增长,大约是在Chosroes Nūshīrwān就位当皇帝的时候（531年）,因为当时古罗马希腊人的海外贸易正在急剧衰落。⁽⁹⁾拜占庭的希腊人与埃塞俄比亚的阿比西尼亚人联手,企图利用他们在红海和阿拉伯南部港埠的贸易据点,与萨珊波斯商人争夺海上贸易的霸权,但是他们并未成功,而是铩羽而归。⁽¹⁰⁾

早期的西方史料多次指出,波斯商人在古代东方的主要商业据点是地处南亚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希腊学者Cosmas Indicopleustes在公元6世纪初记述说,当时,在锡兰已有大批的波斯商人。不过,根据他的记载,波斯商人当时似乎最远只航行至锡兰,在当地与远道而来的东方商贾市易,包括那些来自中国、马来亚及恒河流域的商人。⁽¹¹⁾Cosmas很清楚地记载说,当时在锡兰有一个颇具规模的信奉基督教的波斯商人的社区,这些人很可能是为了逃避早些时候在波斯的迫害而出走到锡兰的商人或幸存者。Procopius在公元6世纪晚期记述印度洋上的远程贸易时也曾指出,在印度的一些口岸,埃塞俄比亚的阿比西尼亚人无法直接购买到丝绸,“因为波斯商人一直驻扎在港口上,一旦附近地区的印度商船入港,他们就会按照惯例将整船货物都买下来”。⁽¹²⁾

在萨珊波斯（Sassanid Persia）时代,波斯商人已经通过海路前往印度。根据中文史料的记载,大批波斯商人在唐朝时已经抵达中国南方口岸进行贸易。唐朝高僧义净在其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中首次提及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大约在692年前后,他将阿拉伯人记述为“多氏”,这是称呼阿拉伯人的最早的中文译名,而后才转为“大食”。义净求法远赴天竺,就是在广州与波斯舶主商量后,搭乘波斯舶而浮海远航。数年后（719年）,中文史料《金刚智游记》提及,印度王子Vajrabodhi航海前往锡兰。在锡兰港口,他亲眼目睹港口内泊靠着35艘波斯舶,前来交易宝石。然后,他们一起出航,从锡兰前往东南亚的佛逝（Sri Vijaya）。这说明在公元8世纪初期时,大批波斯商人已经习惯于从锡兰到东南亚采购亚洲的商品了。此外,在《唐大和上东征传》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海南岛居住着许多波斯人,而且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波斯人的移民村落,其中许多波斯人是被岛上的海盗劫掠后为奴的。当时的广州港内泊靠着大量的波斯舶、阿拉伯舶和狮子国（锡兰）舶。

在萨珊波斯帝国时代,当波斯湾的两岸都被波斯人控制时,印度洋及阿拉伯海的所有航运活动均为波斯人所垄断,阿拉伯船主被禁足涉及任何有关航海贸易的活动。直到萨珊波斯王朝被推翻,阿拉伯人才开始得以自由地开展海外贸易,但是,要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后,阿拉伯人的航运业才强大到足以与波斯人平分秋色。阿拉伯人的倭马亚王朝（Umaiyads）并不鼓励阿拉伯人在波斯湾的海上贸易,因此,在阿拉伯帝国建立之后的一个世纪内,波斯人仍然是波斯湾航运业及对中国海上贸易的主要经营者。唐朝的汉籍文献仍然称呼那些来自西亚的商贾为“波斯”,印度洋贸易圈内的航海术语、重要的航海地标,以及航海协定与海图上的名称,全部都保留着波斯语的发音和译名。例如,Ferrand就曾指出,阿拉伯航海家和商人到了东方后,大多继续沿用早期波斯人留下的术语。这些称呼中甚至有部分被融入了马来语中,例如：Nakhoda舶主、Bandar港口、Shahbandar港务总管或港主。⁽¹³⁾

三、阿巴斯王朝与阿拉伯商贾的东来

古代活跃于中国南方沿海与东南亚海域的西亚商人主要有两大群体,一为波斯人,包括今伊朗境内的伊朗人、粟特人（Sogdians）及西突厥人,在唐朝时期尤其如此；⁽¹⁴⁾一为阿拉伯人。可是,中外史家在言及古代阿拉伯商人时,往往语焉不详,没有详细区分这些阿拉伯商人的内部组织或群体,以至于人们经常被误导,将古代的阿拉伯商人视为一个整体或集团,其实不然。根据阿拉伯历史学界近年来的研究,古代阿拉伯商人可以因其所在的地域划分为四个主要的商人集团：即格希恩阿拉伯人（The Gerrheans）、波斯湾阿拉伯人（The Gulf Arabs）、南方阿拉伯人（The Arabs of Southern Arabia）以及纳巴藤阿拉伯人（The Nabataeans）（这四个阿拉伯商人集团所在地域的具体位置,可参见图一）。随着时代的变迁,这四个商人集团之间的势力此消彼长,但阿拉伯史学界一般认为,其中势力最强大的当数纳巴藤阿拉伯人。所以,后来阿拉伯文献中将“纳巴藤阿拉伯人”作为阿拉伯商人的代名词,相互替代使用。

图一　古代阿拉伯商人集团之地域分布

经过400余年与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征战,萨珊波斯王朝已元气大伤,内部连绵不断的宫廷政变、内乱和封建贵族割据更加速了萨珊波斯的崩溃。在这样的形势下,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乌马尔哈里发（Umaribnal‐Khattāb Caliph）的率领下于公元633年迅速崛起,仅仅用了10年时间,便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征服了整个萨珊波斯帝国。661年,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Umayad Caliphate,661—750年）宣告成立,定都大马士革（Damascus）。这个由倭马亚家族掌控的阿拉伯帝国世袭王朝崇尚白色的旗帜和服饰,所以《旧唐书》卷198“西戎传”称之为“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将原来的波斯帝国完全并入了庞大的穆斯林帝国,改为倭马亚哈里发属下的一个行省,其版图东至信德（Sind）,西至埃及,北抵地中海南岸,并穿越北非一路扩张至欧洲南部的西班牙。

自从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征服了地中海东部地区、伊拉克和伊朗之后,阿拉伯穆斯林商贾就开始频繁地前来室利佛逝王国辖下的各港埠贸易。750年,倭马亚王朝被推翻,阿巴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即中国古代文献记述之“黑衣大食”）崛起,经过十多年的混战,直到762年阿巴斯王朝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将首都自大马士革迁至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达。此后,阿拉伯人对东南亚及中国的海上贸易逐渐进入高潮,商人们可以从底格里斯河起航直接进入波斯湾,穿越印度洋后经马六甲海峡前往苏门答腊、爪哇、印支半岛和中国,越来越多的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从此开始在东南亚和中国南方沿海的主要贸易港埠寓居。另一方面,阿拉伯人自公元7世纪后就不断地向北非扩展,其目的是要获取自西非穿越沙哈拉沙漠由骆驼商队运载而来的黄金。随着阿巴斯王朝在埃及的巴格达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中心,大批产自西非加纳王国的黄金经由定居在北非的阿拉伯穆斯林商贾之手辗转输入阿拉伯半岛,接着再装上颇具特色的阿拉伯远洋帆船,被运往东南亚和中国的市场来交易丝绸和香料。⁽¹⁵⁾

公元8世纪至9世纪,中国正值盛唐时期,国强民富。阿拉伯帝国的阿巴斯王朝也正处在鼎盛发展的时期,大力推动海外贸易。与此同时,地处印尼群岛的室利佛逝帝国积极发展与东亚的中国和西亚的阿拉伯之间的海上贸易,使之成为东西方商贾在东南亚辐辏之贸易重镇。在阿拉伯帝国、室利佛逝帝国和中国唐朝这三个当时世界上强大帝国的保障和推动之下,中国与东南亚及波斯湾之间的海上直航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稳定、路程最长的海上贸易航线。正因为如此,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al‐Mansūr曾自豪地宣布说：“这儿是底格里斯河,在中国和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障碍；任何物品都可以通过海路送到我们手上。”⁽¹⁶⁾

四、唐代阿拉伯商船前来中国的航路

根据Hourani半个多世纪前对古代阿拉伯人航海历史的研究,阿拉伯商船离开波斯湾后,有两条航线可以选择前往印度。那些准备直接前往中国进行长途贸易的帆船,可以选择第一条航线,即先从波斯湾沿岸各口岸航行至阿曼湾口上的Muscat港口集合,然后随着季候风,横渡印度洋,前往南印度西岸马拉巴尔地区的故临（Quilon）。其余的那些帆船可以沿着海岸航行,从阿拉伯海前往印度西海岸,但是这一条航线充满着风险,主要是来自海盗的威胁。抵达马拉巴尔之后,商船要么先到有“红宝石之乡”的锡兰岛,要么直接横渡大洋前往尼克巴群岛汲取淡水。然后,沿着马六甲海峡继续前往苏门答腊、爪哇和中国。出了马六甲海峡之后,先到潮满岛汲取淡水,接着横越南中国海前往占婆口岸。从占婆出发后,他们或者经过可怕的涨海（七洲洋）直奔广州口岸,或者先在龙编（河内）稍作停泊。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从印度洋西岸到马来半岛后,具体的航线其实还有变化。唐代的波斯、阿拉伯商船离开印度南部口岸或锡兰之后,大约有三条航线可以行走。第一条航线：航抵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西岸后分道扬镳,沿着马来半岛南下,在马六甲海峡与来自南中国海的商船交易。或者到当时室利佛逝帝国控制下的贸易重镇——苏门答腊的Palembang,与来自中国的商人交易,然后随着季风返回印度洋；第二条航线：航抵克拉地峡西岸后,与那些从马来半岛东岸步行穿越克拉地峡的商人会合,获取来自中国的商品；第三条航线：波斯和阿拉伯人的商船途径一系列的东南亚港埠和淡水汲取岛屿,直接前往中国南方的广州贸易。估计在唐代时期,中东和西亚的商贾们可能同时使用这三条航线。

另据阿拉伯人航海游记的记载,当时阿拉伯人的商船从波斯湾内的贸易重镇Sīrāf出发后,要么沿着波斯湾北岸行驶,途中在Kīsh岛、老霍尔木兹（Old Hormuz）、Tiz（位于Makrān）、Daibul（位于印度河口）、Mansūra（信德的首府）等港埠停靠,要么直接前往阿曼海岸的某个港口、Muscat或苏哈尔（Suhār）,补充给养和淡水之后,穿越印度洋前往印度西海岸的马拉巴尔。船只在锡兰岛稍作停留后,向东前往马来半岛附近的尼科巴群岛（Nicobar Islands）,继而抵达马来半岛西岸的吉打（Kedah）。从吉打到印支半岛的Sanf Fūlāw,大约要航行一个月,此后再航行一个月,方抵达广州。换言之,当时阿拉伯人从波斯湾扬帆到广州,需时约6个月。从波斯湾出发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9月或10月,因为那时可以利用东北季候风。大约在11月或12月之间航抵印度马拉巴尔海岸上的Kūlam Malī,接着,商船被迫在马拉巴尔海岸停靠等待,一直等到孟加拉国湾的暴风季节过去为止。1月下旬抵达马来半岛的吉打之后,船只得再一次地等待季风,否则无法顺利地通过马六甲海峡。此后,便得利用夏季的西南季风一路北上,前往中国。阿拉伯商人很早就知道,每年的4至5月份,南中国海域内基本没有台风。待广州的贸易结束,阿拉伯商人西行归国,就得利用东北季候风在10月至12月之间前往马六甲海峡,然后在1月份穿越孟加拉国湾,在2月或3月抵达阿拉伯半岛南部的Raysut港,最后在4月份随着西南季风抵达Muscat港。也就是说,在公元8至9世纪,阿拉伯商船从波斯湾到广州走一个来回约需要18个月的时间。⁽¹⁷⁾

从近年东南亚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在马来半岛北部泰国境内克拉地峡的东西两岸的Laem Pho（东岸）与Ko Kho Khao（西岸）分别发掘出了大量古代产自中东地区的琉璃与上釉陶器。这说明,在公元9世纪中,至少有数十年的时间,克拉地峡东西岸的这两个地方一定是当时中国商人和来自西亚地区的阿拉伯商人彼此进行交易的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马苏第的记述亦提及,在公元9世纪下半叶时,来自阿曼、尸拉夫等地的阿拉伯商船都在Killah与中国商船交易。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均证实,降至9世纪下半叶时,东西方商人以马来半岛西岸的Killah为各自商业势力范围的分界线。

五、印尼Belitung沉船与出水文物

1998年,距离印尼苏门答腊岛东南方海上Belitung岛以北4海里处的海床上,一名正在海底采集海参的爪哇渔民突然踩到了一堆埋在海泥中的瓷碗和瓷罐。这名渔民无意中在海底发现的彩色陶瓷导致东南亚考古学界取得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水下考古发现成果。一家专门从事海底打捞发掘的德国商业公司Seabed Exploration GBR花钱从这名渔民手上购得了准确的沉船遗址方位的信息,随即展开初步的海底探测,在获得印尼政府颁发的水下打捞许可证之后,便在当年的9—10月间进行了第一阶段的海底打捞工作。由于西北季候风的来临,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暂时中止,直到翌年4月才重新启动,进入第二阶段的水下打捞工作。Belitung沉船的确切位置在东经107度35分,南纬2度41分,距离水面约17米,沉船上覆盖着约一米厚的海泥和数个庞大的珊瑚群（图二）。船身被埋在海床下约一米处。由于该海域布满着暗礁群,航行在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北岸的船只不敢靠近。距离沉船处约150米是一个当地渔民称之为Batu Hitam（印尼语：黑岩石）的暗礁。水下考古学家们一致认定,这个名为Batu Hitam的暗礁就是导致这艘公元9世纪中叶自唐代中国返航的阿拉伯商船在室利佛逝帝国水域沉没的罪魁祸首。

图二　印尼Belitung沉船出水位置

虽然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可是,就帆船的外形和内部结构而言,这两个民族在古代所使用的帆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不仅如此,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帆船在构造上也非常相似,难以区分。就古代波斯、阿拉伯和印度的帆船来说,一般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船的外壳形状上,船首如刀切般高昂,斜度甚大；其次,从帆船的制造工艺技术上,所有的船板与横梁以十字交叉的缝合方式结合在一起,整只船上找不到一个以竹子、木头榫头相结合的部分,而且所有的缝隙内外都以苎麻、树脂等材料严严实实地加以填充；横贯全船的主梁也是以缝合的方式固定在船壳上；另外可以自由移动的船舱盖子；一根船的龙骨和数块船上甲板的边板；以及铁制或木头制作的锚也是如此。

有关缝合船的制作特点,不仅在阿拉伯人早期航海记述中有所描述,而且在晋代之后的历代中国史籍中也屡有记载（如晋代的《南方草木状》、唐代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等）,但大多指前来中国南方沿海贸易的“胡人”或“贾人”（图三）。这些胡人或贾人,不仅包括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包括活跃于古代南海的东南亚土著民族,即古籍中所泛指的“昆仑”。印尼Belitung沉船就是一艘典型的缝合船。

图三　印尼Belitung沉船缝合工艺细部示意图

Belitung沉船究竟是一艘前往唐代中国贸易的印度婆罗门舶,抑或是一艘波斯舶或大食舶,这个问题在水下考古学家和航海历史学家中争论了多年,就连负责打捞这艘沉船的澳大利亚水下考古学家Michael Flecker博士亦无法确定,因为古代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帆船形制及制作工艺几乎是一样的。所以,Michael Flecker前些年一直是模棱两可地将这艘沉船称为“阿拉伯或印度沉船”。⁽¹⁸⁾2007年,Michael Flecker将从沉船各部分中取出的不同木料样本送到了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生物实验室下属的考古研究所,请Nili Liphschitz教授帮助测定。经过放射性碳14等手段检测后,以色列科学家找到了十分明确的答案：Belitung沉船的艏柱、龙骨、船壳外板、锚柄以及衬板均为产自非洲的一种名为Afzelia africana的树木；沉船的内龙骨木料亦为一种来自非洲的名为Afzelia bipindensis的树木；沉船的通梁为柚木（Tectona grandis）；沉船的舱底铺板是非洲的杜松木（Juniperus procera）。上述这些林木主要产自非洲东北部、东部、西部和中西部的赤道非洲,尤以苏丹和扎伊尔为最。众所周知,公元7世纪后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就活跃在北非和东非,将大批巨型原木经尼罗河入海后输出至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船坞建造海舶。鉴于上述史实和测定结果,水下考古学家现在已认定这艘沉船应该不是在印度建造的,而是在今阿曼、也门或伊朗等地的阿拉伯人的船坞中建造,因此可以排除这是一艘婆罗门舶的可能性。至于Belitung沉船究竟是波斯舶还是大食舶,无人可以找出确切的答案,因为阿拉伯人的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基本上承袭自波斯人。而且,自阿拉伯人推翻、征服了波斯帝国之后,阿拉伯半岛上的大批波斯人就被迫逐渐融入阿拉伯人社会,改说阿拉伯语。就此意义上而言,水下考古学界最后同意以“阿拉伯船”来称呼Belitung沉船。⁽¹⁹⁾

Belitung沉船上运载的来自唐代中国的货物几乎全部都是瓷器,出水后完好无缺的瓷器约有6万余件。考古学家估计该沉船出水瓷器的破损率为百分之二十,所以,原来船上运载有大约7万余件瓷器。这些瓷器中绝大多数是碗,少量为罐、盘、碟,以及几只体积巨大的瓷坛。在出水瓷器中,约有55000余件是典型的湖南长沙窑生产的铜红釉和蓝釉的釉下彩瓷器。出水时的照片显示,成堆的瓷碗被商人们叠放在大瓷坛内,旁边塞以填充物,防止瓷碗相互撞击破碎,最大的一只瓷坛里竟然叠放了130个碗。除了长沙窑瓷器外,另有相当部分是产自浙江越窑的青瓷,以及少量产自河南巩县窑、河北邢窑或定窑、广州等地的白瓷、青白瓷及泼绿青白瓷,以盘、碟、盆、壶、瓶、坛、罐、碟为主。

除了瓷器之外,沉船出水的文物还有少量估计是船上舶主或商贾个人使用的铁铸容器、铜合金碗、唐代铜钱、磨石、作为压舱物的铅锭、大量石灰、银器、金器、古铜镜、八角茴香,以及产自苏门答腊的龙脑香。

在中国陶瓷史上,长沙窑瓷器占有一席独特的地位。长沙窑,又称长沙官窑或瓦渣坪窑,位于今湖南望城县铜官镇至石渚湖约5公里的范围内。长沙窑是在湖南湘阴窑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大约始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盛于中晚唐,五代时期走向衰落。长沙窑还是唐代南方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民窑生产基地,目前已发现20余处唐代窑址。长沙窑的瓷器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长沙窑烧制出来的瓷器多为釉下彩,其具体制作过程是：先在瓷器素胎上涂一层白色底粉,然后绘制出各种图案或纹样,再在画面上施以薄薄的一层含有氧化铜或氧化铁的淡黄色或青黄色的透明釉色,使得所绘制的图案格外清晰明亮,入窑经高温烧制后,便可生成永不褪色的瓷画艺术。其次,在装饰技法上,由于当时有大批窑工来自河南,带来了河南唐三彩的绘制手法,因此,长沙窑的瓷器在装饰技法上深受唐三彩的影响。再者,由于唐代长沙窑瓷器的销售对象主要是西亚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人和南亚、东南亚市场,因此,烧制出的瓷器产品常带有明显的波斯、大食、伊斯兰教、佛教艺术特点,纹饰飘逸自然,古朴雅致。最后,必须指出的是,长沙窑瓷器颇具文学色彩,擅长以诗词、民间俚语作为瓷器的装饰形式,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以诗词装饰瓷器的先河。⁽²⁰⁾此处归纳的这些唐代长沙窑瓷器的特点在Belitung沉船出水的大批瓷器中均可见到。

关于Belitung沉船离开中国的年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倾向于从出水的文物年代来推测判定。首先,考古学家用放射性碳14对沉船上出水的龙脑香、八角茴香和船体木料进行测试,得出的结果是：龙脑香年代约公元680至780年、八角茴香年代约公元670至890年、船体木料年代约公元710至890年。时间跨度近200年的放射性碳14测试结果显然无法令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满意。接着,学者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出水的二百余枚唐代铜钱,因为古钱币经常可以在考古发掘中为判定年份提供比较准确的线索。在Belitung沉船上人们共找到了208枚唐代古铜币,其中199枚是铸造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的“开元通宝”,另有9枚是铸造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的“乾元重宝”。依照唐朝的规定,“乾元重宝”铜钱直径2．7厘米,重5．97克,一枚“乾元重宝”铜钱可兑换“开元通宝”10枚。由于沉船上同时出水了一面年代为唐乾元二年（759年）的古铜镜,令考古学家差点将这艘沉船判定为公元8世纪中叶离开中国港埠的阿拉伯商船。幸运的是,考古学家在出水的55000余件长沙窑瓷器中,竟然找到了一只外部留有当时烧制瓷器窑工署款的瓷碗,经过仔细辨认,仍可看出“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这几个字,即唐敬宗李湛即位后的丙午年（公元826年）烧制。一般来说,定制的瓷器烧制出来后不会久留在产地,大约在当年或一两年后便会运往沿海口岸,以便装船出口。于是,考古学家们一致认为,Belintung沉船离开中国的时间应在公元9世纪20年代末。

由于扬州、宁波等地过去数十年来曾经出土过大量与Belintung沉船类似的长沙窑瓷器,西方水下考古学家大多认为这艘阿拉伯商船当时是从宁波或扬州启碇,扬帆下海,踏上返回波斯湾家乡的旅途,却不幸地在印尼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触礁沉没。

六、结　论

印尼Belitung海底沉船出水的大批文物（尤其是长沙窑瓷器）充分说明,唐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程度要远比世人以往所想象得先进得多,其海外贸易繁盛的规模也远远超乎昔日学术著作和教科书的描述和评价。中国陶瓷经由海路外销并不是从16世纪或17世纪葡萄牙人、荷兰人东来之后才开始兴盛,而是早在唐朝时期就已随着波斯舶、大食舶和婆罗门舶等西亚、南亚的商舶前来中国贸易而大量地流向海外。在这一早期陶瓷外销的过程中,湖南长沙窑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在中国陶瓷史上所占有的独特地位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随着水下考古发现成果的陆续问世,相关的历史研究论著和教材或许需要改写或补充。

上述的大量史实表明,唐代中国海外贸易之所以兴盛,不仅有以往史学界同仁所一直强调的盛唐时期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因,而且还有着不可忽略的外部因素,即波斯湾地区阿拉伯穆斯林商贾经营的海外贸易在阿巴斯王朝时期迅速发展,以及东南亚海岛地区室利佛逝帝国的崛起并成为扼守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的海上强国。

毋庸讳言,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贸易圈的活动中十分活跃,他们是唐代海外贸易的主要经营者,为推动当时东西方的经济及文化交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Belitung沉船的发现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阿拉伯人能够在短时间内就将自己的航海贸易势力从波斯湾向东一路扩展到了中国,多达十来万波斯和阿拉伯商贾寓居在唐朝时期的中国。公元878年的黄巢起义及其对当时侨居在广州城内的大批波斯、阿拉伯商贾的屠杀,成为唐朝海外贸易史上的分水岭。从公元878年之后,阿拉伯人在南中国海贸易圈内的活动开始逐步地减少、退缩,他们调整了自己对中国的贸易方针,将贸易据点从中国南方沿海港埠撤往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巨港（Palembang）。阿拉伯人的远洋帆船再也不愿意像从前那样直接航行到广州港泊靠,而是和东南亚及中国商人达成了合作分工的协议,双方在室利佛逝控制下的马六甲海峡或马来半岛北部的克拉地峡一带进行交易。随着五代十国中国陷入内战,波斯、阿拉伯商人开始迅速淡出,而来自印度、锡兰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土著商人也不再露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辉煌数百年的贸易重镇——交州,从此一蹶不振,黯然退出了中国海外贸易活动的舞台。

拙以为,在研究中国古代海上交通贸易史时,最好经常进行换位思考,不要总是陷在传统的思维模式内拔不出来,那样容易造成研究思维的僵化,很难实现学术研究上的突破。以唐代海外贸易的研究为例,若总是从中国内部向外看,而不尝试着换一个角度,从外部世界向内看,将唐朝的中国海外贸易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空间里面来考察、分析的话,那么,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注意到,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唐朝中国的商业活动只不过是他们当时在整个东方世界商业活动中的一环,不会发现东南亚各土著部落、政体在中国的海外贸易活动中也曾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更不会觉察早在公元8世纪中国的手工业制造工艺已相当先进,市场经济已十分活跃,中国的市场和交易网络早已经由东西方商贾的共同努力而不自觉地融入了古代世界海洋贸易的体系。

【注释】

(1)Gabriel Ferrand,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Géographiques Arabes,Persans et TurksRelatifsa l’Extrême‐Orient duⅧeauⅩⅧeSiècles,Paris,Ernest Leroux,1914,Tome 2,p．582；G．R．Tibbetts,AStudy of the Arabic TextsContaining Material on South‐East Asia,Leiden and London,E．J．Brill,1979,p．44．

(2)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三佛齐”条。

(3)赵汝适：《诸蕃志》卷上,“三佛齐国”条。

(4)赵汝适：《诸蕃志》卷上,“三佛齐国”条。

(5)《宋史》卷四八九《三佛齐传》。

(6)Gabriel Ferrand,“L’empire sumatrannais de crivijaya”,Journal Asiatique,Paris,Vol．20,1922,p．57；G．R．Tibbetts,AStudyof theArabic TextsContaining Material onSouth‐East Asia,Ibid．,pp．29,33-34．

(7)O．W．Wolters,Early Indonesian Commerce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Srivijaya,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7,pp．83,150-154．

(8)A．Lamb,AVisit toSiraf“An Ancient Port on the Persian Gulf”,JMBRAS,Vol．37,Part 1,1964,pp．1-19；Brian E．Colless,“Persian Merchants and Missionaries in Medieval Malaya”,JMBRAS,Vol．42,Part 2,1969,pp．10-47．

(9)Reinaud,Introductionàla Géographie,p．ccclxxxiii．

(10)G．R．Tibbetts,“Early Muslim Traders in South‐East Asia”,JMBRAS,Vol．30,Pt．1,pp．1-45,p．6．

(11)J．W．McCindle,The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AnEgyptian Monk,London,Hakluyt Society,1897,pp．365-366．

(12)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Book I,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 1940,Greek and English bilingual Version,pp．xx,9-12．

(13)葡萄牙语也受其影响,拼写形式为Xabandar。Ibn Battūta以此波斯名称来称呼Kulam地方穆斯林的首领。另可参阅G．Ferrand,“L’Element person dans les texts nautiques arabes”,Journal Asiatique,No．204,1924,pp．193-257,p．235；G．R．Tibbetts,“Early Muslim Traders in South‐EastAsia”,JMBRAS,Vol．30,Part 1,1957,pp．1-45,p．10．

(14)E．H．Schafer,“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 in Semitic Philology,Vol．Ⅺ,1951,pp．403-422,p．409．

(15)C．G．F．Simkin,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84．

(16)□abarī,Chronique d’Abou‐Djafar Mohammed TabariFils de Djarir,Fils d’Yezid,Paris,The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1868,Volume 1,p．272．See also George Fadlo Hourani,Arab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Ibid．,p．64．

(17)George Fadlo Hourani,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Ibid．,pp．69-75．

(18)Michael Flecker,“A Ninth‐Century AD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First Evidence for Direct Trade with China”,World Archaeology,Vol．32,No．3,2001,pp．335-354．

(19)Michael Flecker,“A Ninth‐Century Arab Shipwreck in Indonesia：The Firs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Direct Trade with China”,in Regina Krahl,John Guy et al eds．,Shipwrecked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Washington 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2010,pp．101-120．

(20)关于唐代长沙窑及其瓷器生产艺术的概况,可参见张景辉、陈丽萍：《简论长沙窑的兴衰》,《陶瓷论坛》,2004年,第36—38页；周秀丽、严兴民：《试论长沙窑陶瓷产品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中国陶瓷工业》第16卷,第4期,2009年8月,第48—49,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