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私掠船活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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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私掠船员的工资不归政府支付,但他们有权为谋求自身利益而出航。私掠船活动则是获得政府同意或支持的,针对敌国商船的合法行为。私掠船活动得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和政府的正式承认是在1585年。私掠船活动对英国海上力量的加强起了很大作用。

近代西方私掠船活动初探

沈　洋⁽¹⁾ 李　洋⁽²⁾

（上海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201306）

摘　要：私掠船活动是由政府授权批准私人武装民船对敌国船只或殖民地港口进行袭击和掠夺的行为。从事私掠船活动的人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海盗”,而是具有政治和民族倾向的“私掠船船员”。本文分别介绍了16世纪的英国私掠船活动、17至19世纪的法国私掠船活动以及19世纪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私掠船活动,并分析了私掠船活动在英西战争、英法海上争霸与美国南北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私掠船　私掠许可证　海上追逐战　弗朗西斯·德雷克　威廉·基德　罗贝尔·叙尔库夫

一、引　言

私掠船活动是由政府颁发“私掠许可证”（Letter of marque）,⁽³⁾授权私人武装民船有针对性地对敌国船只进行拦截、袭击和抢劫,或者袭击和劫掠敌国的殖民地港口的行为。从事私掠船活动的人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海盗”（The pirate）,而是具有鲜明政治、民族倾向的“私掠船船员”（The corsair）。私掠船员的工资不归政府支付,但他们有权为谋求自身利益而出航。⁽⁴⁾尽管“在新世界的殖民地确立以后的头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海盗、奴隶主、私营武装船和海上巡逻队之间的差别非常微妙,有时候,彼此完全混淆不清”,⁽⁵⁾但是私掠船活动与海盗行为（Piracy）之间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海盗行为发生在国家的正常管辖范围之外,没有国家的授权,其意图是私人的,而不是政治性的。⁽⁶⁾私掠船活动则是获得政府同意或支持的,针对敌国商船的合法行为。英国、法国和美国在不同的时期都鼓励和支持私掠船活动,1585年,英国政府向私人颁发私掠许可证,允许私人武装民船出海掠夺西班牙船只上运载的货物。1856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各国签署《巴黎宣言》,法国、英国、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西班牙除外）都宣布私掠船活动为非法,但是美国、西班牙、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拒绝签署。直到1907年,在第2次海牙和平会议上签署的《海牙公约》规定武装商船必须视同军舰进行管理后,私掠船活动才最终在世界大洋上销声匿迹。

二、英国私掠船活动与英西战争

英国的私掠船活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亨利八世（1491—1547年）时期,以此为营生的霍金斯家族已经把贸易触角伸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属地——巴西与几内亚。一直到伊丽莎白一世统治初期,大部分私掠船从其行为表现和结果来看,仍和小规模的海盗活动没什么区别。这些私掠船用树皮或舢板做成,吨位在50吨以下,从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的一些港口出发,在英国海域做一些短途航行,掠夺一些渔船,然后沿着海岸将掠夺物卖给当地的乡绅、商人或居民。这些私掠船的船主,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联合筹资的几个人。私掠船活动得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和政府的正式承认是在1585年。1585年5月,几艘英国私掠船在西班牙港口被捕,船员被投入监狱,货物也被没收。这件事传到伦敦,立刻引起轩然大波,那些蒙受了损失的商人们要求政府赔偿。7月,英国政府命海军大臣展开调查,并对那些能证明自己确实蒙受损失的商人发补偿信函。这种补偿信函同时也是一种报复信函和私掠许可证,它允许私人武装民船去掠夺西班牙船只上运载的货物以弥补自己的损失。至此,英国的私掠船活动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支持和承认,他们可以从本国政府拿到“报复信函”（Letter of reprisal）,这是私掠许可证的最初形式。

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年）时期,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促进了私掠船活动的发展与壮大。私人武装民船四处劫掠西班牙的贸易商船,私掠船活动变成英国从上到下都参与的“全民运动”。从1585年到16世纪初的15年间,英国私掠船活动达到高潮,“在那段时间,绝不少于200艘的志愿者的船只和其他船守在西班牙海岸”。⁽⁷⁾在英西战争结束时,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谈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数不清的私掠船在东、西印度群岛和西班牙的领土上游荡,他们称之为去做买卖,很多人借此发了财”。

私掠船活动对英国海上力量的加强起了很大作用。当时,西班牙是海上的霸主,它的无敌舰队在海上不可一世,而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海军建设一开始是被忽视的,海军只是陆军的一个“穷亲戚”,因此,英国弱小的海军只能依靠武装私掠船和海盗船对西班牙的贸易商船进行袭扰,而英国私掠船对西班牙造成的持续的航运损失累加起来,对西班牙海上贸易的影响是巨大的,为最终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做出了贡献,而无敌舰队的战败成为西班牙帝国走上下坡路的开始,可以说,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私掠船活动对改变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国家格局是有一定影响的。自此以后,欧洲开始进入新的争霸时期,英国、法国与荷兰等国都在崛起,成为新的海权国家。

三、法国私掠船活动与“海上追逐战”

1668年科尔伯（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年）被路易十四任命为海军国务大臣后,为了保护法国的对外贸易和支持殖民扩张,他大力发展海军,竭力使法国成为海上强国。1681年,科尔伯制定了对法国的敌人进行“海上追逐战”（Guerre de course）的政策。⁽⁸⁾法国政府向私人发放私掠船许可证,授权部分效忠国家的私人船只在海上攻击和劫掠敌国（主要是英国与荷兰）的舰船,政府留取其中的10%—20%,私掠船主获得剩余部分的30%,其他部分归私掠船船员所有。法国元帅沃邦侯爵（Marquis 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1633—1707年）是私掠船活动与海上劫掠战政策的坚定拥护者,他在1695年11月30日所写的《私掠船备忘录》中指出,英荷两国的作战能力植根于庞大但易受袭击的商业贸易。法国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对赢得海上战争所起的作用不大,除非这支舰队能主宰海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行一场“捉摸不定的海战”,迫使敌人在为保卫他们生存所必需的商船队的财政压力下崩溃,私人资本将负担进攻的大部分费用。⁽⁹⁾1690年,柯尔贝尔之子、国务大臣德·塞涅莱侯爵（Jean‐Baptiste Antoine Colbert,Marquis De Seignelay,1651—1690年）去世后,路易十四的注意力转向欧陆争霸,法国的大部分军费拨给陆军,海军实力不断削弱,而此时的英国则加快了发展海军的步伐,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制海权逐渐被英国控制,法国海军的战略从舰队决斗转变为分散作战,因而法国比英国更依赖使用私掠船,私掠船是作为法国海军力量的一种补充而合法地存在。从1692年至1763年,法国登记在册的私掠船就有23 201艘之多,这些船只主要来自敦刻尔克（Dunkerque）、圣马洛（Saint‐Malo）与莫尔莱（Morlaix）。通过大规模的私掠船活动,法国海军不用花多少成本就可以不断袭扰英荷等国的海上运输线。

从1789年开始的国内持续混乱与政权更迭使法国海军在指挥、组织以及作战能力等方面都受到严重削弱,众多贵族出身的海军军官在大革命中被清洗或被迫流亡国外,法国舰队被英国海军封锁在港口内,消极避战的时间越来越长。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法国海军在海战中尽量避免与英国舰队决战,而是充分利用私掠船对英国的商船进行袭扰和打击。1793年4月,法国驻美国公使埃德蒙·热内（Edmond‐Charles Genêt,1763—1834年）根据法国政府“利用美国领土作为进攻英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和商业的基地”的指令,⁽¹⁰⁾在未征得美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向许多美国船只颁发私掠许可证,授权它们劫掠英国的船只,这一行为遭到了美国的官方抗议,因为这违背了美国政府的中立原则。法美矛盾后来演变成为一场不公开宣战的“准战争”（Quasi‐War）。1798年7月1日,新成立的美国海军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清除美国周边海域中的法国私掠船,到了1801年1月战争结束时,美国周边海域的法国私掠船被基本肃清。

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在谈到17世纪末的法国私掠船活动时曾说：“在169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与地中海的贸易几乎全部中断。一艘离开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商船,如果没有保护的话,决不能安然无恙地驶抵目的地,途中它肯定会遭到法国私掠船的劫掠。”⁽¹¹⁾法国历史学家马丁在其著作《法国历史》这样写道,“从1756年6月到1760年6月,法国私掠船共捕获英国商船2 500多艘。在1761年,尽管英国人捕获了240艘法国私掠船,但其他法国私掠船仍捕获了812艘英国商船。”⁽¹²⁾大英帝国在1793年到1800年大约损失了3 500艘船只。⁽¹³⁾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英法两国长达100多年的海上角逐中,法国曾三次建立起强大的海军,第一次是柯尔贝尔担任海军大臣期间（1668—1683年）,第二次是舒瓦瑟尔斯坦维尔公爵（tienne Fran9ois,duc de Choiseul,1719—1785年）和他的堂弟舒瓦瑟尔施维涅（Choiseul‐Chevigny,1712—1785年）担任海军大臣期间（1761—1766年）,第三次是拿破仑执政期间。法国舰船在设计上更科学,比英国舰船速度快、吨位大、机动性强。然而,法国重视与海外殖民地做生意,对开拓海外疆土兴趣不大,法国海军的作用无非是为商船队保驾护航,海军的作战技能和战术训练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英法海军在人员素质和海战能力之间的差距始终存在。英国作为一个岛国,海军是英国赖以与法国争霸的利器,英国海员拥有更好的训练和战术组织,他们的军官也更有经验。1805年10月的特拉法加海战使法国海军一蹶不振,英国军舰横行于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而法国人所能做的是派出小股舰队和大量的私掠船小心翼翼地突破英国的海上封锁,捕获和消灭他们发现的英国商船。在远离欧洲大陆的战场上,英国凭借其对海洋的控制权,占领了法国在西印度群岛和印度洋上的最后几个支持私掠船活动的海军基地——马提尼克（Martinique）、瓜德罗普（Guadeloupe）和毛里求斯（L’5le de Maurice）,从而有效地阻遏了法国私掠船在公海上对英国商船的袭击和劫掠,摧毁了法国的海上追逐战体系,法国的私掠船活动也随着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崩溃而偃旗息鼓。

四、美国私掠船活动与南北战争

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私掠船活动相当活跃。据记载,受到大陆会议正式委任的私掠船有1 697艘,如果把各州和各地负责人授予委任的私掠船也算进去,估计在2 000艘以上。据英国劳埃船舶协会估计,除开赎回的和再次被俘的以外,有2 208艘英国船被美国私掠船抓走。平均每艘以30 000美元计,英国的损失总共达6 600万美元。由此可见,私掠船活动给予英国贸易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同时,私掠船的活动在战略上的作用也是明显的。按照约翰·亚当斯的说法,这“对挫败英国的锐气来说,不失为一种简捷、方便的和缺失可靠的方法。”

随着美国获得独立,美国走上了领土扩张道路。美国的国力日益强大,对外贸易特别是与欧洲的贸易不断扩大,要求海军担负起保卫海上交通线、对付海盗和私掠船的任务。

然而,南北战争爆发不久,南方由于海军力量薄弱,总共不超过12艘舰船,而北方在开战之初就已拥有240艘战舰,南方无法在短时间内建成足以与北方抗衡的海军,所以号召成立私掠船队,鼓励海上私掠战。

1861年5月10日,南方对“特里顿”号颁发了第一个许可证,此后又有几艘船队接受了任命。这些私掠船目的是破坏北方的航运贸易,希望从此迫使北方抽调舰船去公海,从而减轻封锁沿海的压力。不同于以前几次战争中私人经营的私掠船,他们是由南方海军所指派,并由正式军官指挥的,南方政府向英国定购的私掠船,其中最著名的两艘是“亚拉巴马”号和“佛罗里达”号,它们都是1862年在英国建造的。

拉斐尔·塞姆斯指挥的“亚拉巴马”号,是私夺船中的佼佼者,装备精良。“亚拉巴马”号行驶的航程约有75 000海里,相当于绕地球三圈,在漫长的航程中,它捕获了65艘商船,掠夺货品价值五百多万美元。

在南北战争期间,英国总共为南方建造了11艘私掠船,仅这些船就俘获了250多艘北方船只,给北方造成了超过1 700万美元的损失。尽管南方私掠船给北方的海上贸易造成了损失,但却未能打破北方对南方港口的封锁,对战争的结局也没有造成关键性的影响。

五、著名的私掠船船长

（一）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1540—1596年）

弗朗西斯·德雷克是英国最负盛名的私掠船船长之一。他于1540年出生于一个贫穷的新教传教士家庭,13岁时就上船当学徒工,随船来往于泰晤士河和英吉利海峡。26岁那年,德雷克加入其表兄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1532—1595年）的船队,前往美洲淘金。

此时霍金斯的船队出海的主要目的还不是劫掠西班牙船只,而是到西非将黑奴贩运到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殖民地,他们只是在途中偶尔袭击落单的葡萄牙商船。

1572年,德雷克揣着伊丽莎白女王签发的“私掠许可证”,率领两艘武装商船和73名水手,重返加勒比海,开始了他的私掠船活动。在以后的十几年间,他的私掠船队让西班牙人运输船队闻风丧胆,他被西班牙人称为“猛龙”（El Draque）。

1577年,德雷克率领他的私掠船队再次出击,而他此次出航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资助。由于英国私掠船在加勒比海猖獗一时,西班牙大大加强了该地区的海军力量。德雷克避实击虚,率领船队绕过麦哲伦海峡,来到南美洲的太平洋一侧寻找目标。德雷克得到情报,西班牙一艘满载金银财宝的运输船“卡卡弗戈”号（Cacafuego）正从秘鲁驶向巴拿马城,于是德雷克在巴拿马外海设伏,于1579年3月3日将远道而来的“卡卡弗戈”号俘虏,掳获黄金80磅,白银20吨,银币13箱,以及数箱珍珠宝石。德雷克打劫“卡卡弗戈”号得手以后继续西行,利用缴获的西班牙海图穿过太平洋和印度洋,一年多以后才回到英国,成为第一个环绕地球航行的英国人。1580年9月26日,德雷克船队满载财宝驶进普利茅斯港,受到隆重欢迎。伊丽莎白女王登上德雷克的旗舰“金鹿”号（Golden Hind）,在甲板上授予德雷克骑士爵位,并任命他为普利茅斯市长,德雷克在英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1588年,德雷克被授予海军中将,作为英国舰队的副指挥官参加了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海战。

德雷克的私掠船活动对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的领地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严重削弱了西班牙的战斗力,德雷克“在生前死后都被他的同胞看作是海军奇才和新教徒信仰的化身,他是英国大群贫穷的绅士们的英雄和模范。”⁽¹⁴⁾

（二）威廉·基德（William Kidd,1645—1701年）

威廉·基德别名“船长基德”（Captain Kid）,他年轻时就航行于海上。1689年以后成为合法的私掠船船长,为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沿岸劫掠法国船只。1690年,他多次受命于纽约州和马萨诸塞洲,驱逐沿海的敌方私掠船。1695年,他在伦敦接受英王任命,前往红海和印度洋搜捕骚扰东印度公司的海盗和法国私掠船。为此,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向基德发放了私掠许可证,并规定其劫掠的10%归英国王室所有。然而,基德在印度洋中很长时间都没有发现和捕获海盗,困窘之下的基德转而从事私掠活动。很快,基德被宣布为海盗。1698年,基德打着法国旗号袭击了一艘亚美尼亚商船“奎达夫商人”号,该船持有法国东印度公司的通行证,载有大量丝绸、黄金等贵重商品。当发现商船的船长是一位英国人后,基德劝说其船员将该船放行,但是其船员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根据私掠许可证,他们完全可以合法劫掠任何在法国保护下的商船。基德最终向船员让步。

当“奎达夫商人”号被劫掠的消息传到伦敦后,英国政府开出高额悬赏追捕基德。1699年4月,当基德到达西印度群岛的安圭拉岛时,他得知自己已经被指控为海盗,便把“奎达夫商人”号留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买了一条新船“安东尼奥”号驶往纽约,试图请纽约殖民地总督贝洛蒙伯爵为自己开脱。贝洛蒙伯爵担心自己受到基德的牵连,将他诱骗至波士顿逮捕下狱。一年多后,基德被解往伦敦接受审判,被判处死刑。在等候行刑期间,基德还设法从监狱中送出两封信给英国国王,希望他能为其澄清冤屈,但是最终这两封信也石沉大海。1701年5月23日,基德被处以绞刑。

（三）让·巴尔（Jean Bart,1650—1702年）

让·巴尔1650年生于敦刻尔克。少年时期,他进入荷兰海军服役,在杰出的荷兰海军上将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鲁伊特尔（Michiel Adriaenszoon De Ruyter,1607—1676年）麾下效力,从他那里学习了船舶驾驶技术和海军战术,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1662年,他的家乡敦刻尔克被英王查理二世卖给法国,这个港口很快成为法国私掠船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法国私掠船从这里起锚出海,袭击英荷等国的舰船。1672年,法国对荷兰宣战后,让·巴尔回到法国,由于不是贵族出身,他没有资格担任法国海军军官,所以他就成为一名私掠船长。由于熟悉当地的海岸情况,他的私掠船队战绩辉煌,在6次海战中缴获敌船多达81艘,这引起了路易十四和柯尔贝尔的注意,为了奖励让·巴尔在法荷战争中立下的赫赫战功,路易十四授予他海军上尉军衔。1674年,他获得了法国政府颁发的私掠许可证。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8—1697年）期间,让·巴尔负责指挥一支包含军舰和私掠船的混合舰队同英国、荷兰作战。1689年,让·巴尔护送20艘法国商船从敦刻尔克前往布雷斯特,途经英吉利海峡时,遭到英荷联合舰队的袭击,让·巴尔和20名船员被俘,被关押在普利茅斯的监狱里,他设法偷了一艘船,划了两天两夜回到法国。1696年6月,让·巴尔在荷兰沿海指挥一支分舰队与荷兰舰队交战,掳获了96艘从波罗的海驶往荷兰的满载小麦的货船,解救了陷于饥荒中的巴黎。为此,路易十四封他为贵族,他年仅14岁的儿子弗朗索瓦进入法国海军服役。1702年4月27日,让·巴尔在敦刻尔克病逝。

（四）勒内·迪盖特鲁安（RenéDuguay‐Trouin,1673—1736年）

1701年至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继让·巴尔之后最杰出的私掠船船长和海军将领勒内·迪盖特鲁安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他出身平民,1673年出生于私掠船活动基地圣马洛,十六岁就成为一名水手,1711年9月,他率领6艘战列舰、7艘快速帆船夺取了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向当地的葡萄牙人勒索了500箱糖和40万美元。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他进入海军服役,先后在布雷斯特港和土伦港担任舰长。1728年,他被提升为海军中将,主要负责在东地中海地区保护法国的商业航线。1736年9月27日,勒内·迪盖特鲁安在圣马洛去世。

（五）罗贝尔·叙尔库夫（Robert Charles Surcouf,1773—1827年）

在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海军遭受重创,法国损失了37艘战列舰和56艘快速帆船。⁽¹⁵⁾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上航道被英国海军基本控制,英国的殖民地已经扩大到“从日出到日落的任何地方”,“日不落帝国”初具雏形。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严重削弱了法国海军的实力,法国失去了一大批经验丰富和技术熟练的海军军官,到了1790年,超过一半的休假军官没有返回舰队,到了1791年,不在岗位的人员数量已经超过80%。⁽¹⁶⁾1793年2月法国对英国宣战时,英国海军拥有400艘舰艇,其中115艘战列舰,而法国有246艘舰艇,战列舰只有76艘,真正能服役的不过27艘。战争一开始,英国海军就占据优势地位,相比之下,法国海军明显不如英国,新换上来的军官缺乏海战经验,水手训练不足。在与英国进行军舰作战的同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政府开始大量颁发私掠许可证,授权私人武装民船劫掠英国的船只,罗贝尔·叙尔库夫就是这一时期私掠船船长中的佼佼者,被人们称为“私掠船王”（Roi des Corsaires）。

叙尔库夫1773年12月出生于布列塔尼省的圣马洛,很小的时候就当上了水手,在非洲和毛里求斯之间运送奴隶,后来成为贩奴船的船长。法国政府宣布奴隶贸易非法化之后,他放弃了贩奴,转向私掠船活动。他出资建造了多艘武装私掠船——“敬畏”号（l’Auguste）、“鲷鱼”号（la Dorade）、“比斯开人”号（la Biscayenne）、“爱德华”号（l’Edouard）、“卡昂”号（le Ville‐de‐Caen）、“阿道夫”号（l’Adolphe）与“狐狸”号（le Renard）。

叙尔库夫依托法属毛里求斯的基地,在印度洋海域从事私掠船行当长达十年,在他的私掠船船长生涯中,总共掳获了47条敌国商船,其中包括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商船“肯特”号（Le Kent）。为此,英属东印度公司悬赏250万法郎捉拿他。1803年,当英法两国在海上再次爆发战争后,拿破仑为叙尔库夫在帝国海军中安排了职位,并封他为男爵,但被他拒绝了,因为他更热衷于通过海上劫掠的方式同英国人作对。1812年,叙尔库夫指挥他的私掠船“狐狸”号在海上击沉了英舰“阿尔菲亚”号（l’Alphea）。1815年法兰西第一帝国垮台后,他回到圣马洛,从事渔业贸易,富甲一方。1827年7月8日,叙尔库夫去世,留下了200多万法郎的财产（图一）。

图一　位于法国圣·马洛市的罗贝尔·叙尔库夫的雕像

（［法］布泰吉日《布列塔尼》,2009年,第37页）

六、结　语

私掠船通常被利用来破坏敌国的海上贸易线,一方面可以为己方掠获财物和物资,另一方面可以扰乱敌方的海上贸易,使贸易航运变得不安全,进而推高航运保险的保率,减弱敌方进行海上战争的力量。对于海军力量相对虚弱的国家来说,在不花费大量经费的情况下,通过鼓励发展私掠船建立起自己的海上武装力量,同时还培养了大量优秀水手和军官。私掠船所获得的货物通常会在指定地点拍卖,其收入按照一定比例归船长、船员和授权国皇室或政府所有。必要的时候,私掠船还会被征调作为军舰参加战斗。例如,弗朗西斯·德雷克就曾于1588年作为副指挥率领其麾下的私掠船只参加了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斗。

私掠船在国家海上力量虚弱时往往作为海军的有效补充而合法地存在,当一个国家的海军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私掠船活动对于海军的帮助就小得多。16世纪后期,英国的私掠船活动是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面临着西班牙海上威胁的时候兴起的。以约翰·霍金斯爵士和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为代表的私掠船活动在英西战争中击败无敌舰队时起过特殊的作用。从17世纪末开始,来自敦刻尔克和圣马洛的法国私掠船在法国政府的授意下不断袭扰英国和荷兰商船,对法国的海上争霸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英法两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大规模使用私掠船是由于当时两国的海军力量薄弱的缘故,而当英国的海上力量逐渐壮大后,私掠船活动在英国追求海上霸权中所起的作用显著降低,并越来越受到政府的约束。法国与美国南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鼓励和支持私掠船活动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当时海军的虚弱。美国直到1907年才正式签约废止私掠船活动,就是因为美国在很长的时期内缺少足够强大的海军,故而十分依靠私掠船活动来辅助海军实现其战略目标,而当美国海军羽翼丰满之后,私掠船活动逐渐被视为非法,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注释】

(1)作者简介：沈洋（1979— ）,男,文学硕士,任职于中国航海博物馆学术研究部,研究方向：外国航海史、中西海洋文化比较。

(2)作者简介：李洋（1984— ）,男,文学硕士,任职于中国航海博物馆学术研究部,研究方向：美术考古。

(3)“私掠许可证”直到1856年《巴黎宣言》签订后才被各国废止使用。

(4)《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3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国际中文修订版）,第521页。

(5)［美］理查德·扎克斯著,李斯译：《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62页。

(6)《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3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国际中文修订版）,第320页。

(7)John Hagthorpe．England’s Exchequer,or a Discourse of the Sea and Navigation,1625,p．25．

(8)［法］雷吉娜·布泰吉日著：《布列塔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9)［英］J．S．布朗伯利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大不列颠和俄国的崛起（1688—172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080页。

(10)Samuel Flagg Bemis,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Inc．,1942,p．97．

(11)［美］马汉著,安常容、成忠勤译：《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