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彩繁荣的内涵与意义

论广彩繁荣的内涵与意义——兼论清中期海外贸易的主要特征

徐中锋

（上海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201306）

摘　要：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以来,广州的行会组织与国外贸易机构相继产生。作为海外贸易的大宗,外销瓷从零散外销到集中定制,市场行情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体市场的繁荣既源于海外市场的自身、大量需求,也源于本土对海外市场的主动开拓,销售的主要范围也从西亚扩大到欧洲,海外贸易走向极度繁荣。广彩应运而生、独树一帜,融合景德镇白瓷、传统广州五彩及江西粉彩技艺,优秀画工,外商指导,西洋图案,高端定制等多项长处,华美而富于变化,是迎合欧洲高端市场需求的产品,见证了外销瓷从各窑口本土风格——大量吸收西洋风格——形成独特的岭南艺术风格的变化过程,成为海外贸易中的巅峰之作。在广彩繁荣的过程中,行商和行会组织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广彩的出现和繁荣迅速升华了外销瓷贸易的内涵,带动了整个清中期海外贸易的发展,收获了大量白银,深化了中西文化交往,但由于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诸多限制,未能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动力,反倒成为后来西方列强抢夺中国的一个诱因。

关键词：外销瓷　广彩　定制　海外贸易　文化交往

前　言

广彩作为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重要代表,是外销瓷发展繁荣期的精华所在,其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市场价值等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被诸多学者所重视,并做了大量的研究。宋良壁在其所著的《古陶瓷研究论集》⁽¹⁾中提及“广彩与外销”与海康窑彩绘瓷的发展、衰落与外销等,对广彩的主要特征、发展源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强调广彩就是为了外销而生产的独特艺术彩瓷。陈玲玲《广彩——远去的美丽》⁽²⁾是关于广彩研究较为全面的一部著作,书中不仅对18世纪、19世纪广彩的制作程序、赋彩特点、社会背景、没落原因进行了分析,也对广州港海外贸易、西方民族审美观等进行了一定论述。

对于广彩的认识和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没有国外的多。在国外,代表亚洲外销艺术的外销瓷一直是优雅和神奇的代表,有着中西文化结合的无限魅力,对于广彩的研究一直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³⁾相比较而言,国内做深入研究的较少,大概是因为广彩太过花哨或者缺少传统意象、包涵西方因素太多的缘故吧。

中国古代外销瓷的整体研究,一直就有着广泛的深度和影响。在航海史、对外交往史、考古学、艺术史、人类学、艺术市场学等学科领域内,诸多学者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了外销瓷艺术风格、考古断代、航海路线、社会背景、文化交往等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综合研究。

在早期的研究中,以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⁴⁾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⁵⁾《再谈明清两代我国瓷器的输出》⁽⁶⁾为开始,直至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⁷⁾问世,外销瓷研究的框架开始建立。再后来,相关研究日趋丰富,主要有：冯先铭《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问题》,⁽⁸⁾陈振裕《外销瓷的几个相关问题》,⁽⁹⁾叶文程《中国古陶瓷与国外社会生活》,⁽¹⁰⁾刘淼、吴春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外销瓷研究历史回顾》⁽¹¹⁾等,这些研究分别从外销瓷遗留、产地、类别、对国外文明的贡献、中外文化交往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也对外销瓷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取得了丰硕成果。值得提到的两个重大事项就是：1﹒1981年由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在广东新会组织召开了“中国古陶瓷首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2﹒198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成立,这两个事件分别在科学资源共享、实证资料积累上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近期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唐代海外交往,⁽¹²⁾在对唐代航海路线、外销瓷早期状态等问题进行着研究。

将对广彩的研究建立在对外销瓷乃至整个海外贸易史的研究过程之上,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我们发现,在广彩见证对海外市场的主观拓展努力、外销商业与政策体制之间的矛盾拆分以及广彩繁荣对于后期社会的严重影响等方面,前人研究提及甚少。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关联研究和深入探索,可以对清中期外销瓷市场的主要特征、海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外文化艺术的深入交往等方面提供更多研究帮助。

一、18世纪前后的广州与广彩

为了“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分转输协济之劳”,“海洋贸易实有益于生民”,⁽¹³⁾康熙皇帝于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继而设立粤海关、浙海关、闽海关、江海关,⁽¹⁴⁾大名鼎鼎的“广东十三行”⁽¹⁵⁾也开始经营对外贸易。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商人之后,英国、法国、丹麦、瑞典等纷纷来到中国,设立专门贸易机构,大量进口瓷器、茶叶、刺绣、漆器、扇等等,于是“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瓷,运至粤狟,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¹⁶⁾（图一）

图一　十三行时期广州港口外贸景象 油画

虽然由于“天朝大国”、“天下之中”观念的影响,但只要一解除边患海盗的威胁,中国古代依然看重海外贸易。而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广州在海外贸易历史上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自唐开始,政府就一直在广州设立专门通商机构。唐开元年间（713—741年）即在广州设市舶使,北宋开宝四年（971年）也设市舶司,后改为市舶提举司。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先在泉州﹑上海﹑澉浦等地设市舶司,后又添设广州﹑杭州等地。市舶司掌管出海船舶、番货贸易、抽解关税等事,是历代朝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明代亦在广州、宁波、泉州设市舶司,除日常业务外,负责接待各国贡使。至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口为通商口岸,乾隆时仅留广州一地,即“一口通商”。

与此同时,随着欧洲经济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16世纪以后出现的帆动力、蒸汽动力远洋炮舰进一步推动了大西洋贸易的繁荣。提前贯通亚欧海上交通航线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也随即赶到。西方殖民主义早期对于海外贸易的迫切和诚意都是存在的,或者说就是为了做生意,“无不轨谋”的。据《明史》记载：“其时,大西洋人来中国,亦居此澳。盖番人本求市易,初无不轨谋,中朝疑之过甚”、“和兰闻而慕之。二十九年驾大舰,携巨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薄香山澳。澳中人数诘问,言欲通贡市,不敢为寇……红毛番所产有金、银、琥珀、玛瑙、玻璃……国土既富,遇中国货物,当意者不惜厚资,故华人乐与为市。”⁽¹⁷⁾

根据统计,17世纪仅荷兰一国就进口中国瓷器达2 000万件；而在清雍正元年（1723年）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瑞典也进口中国瓷器2 500万套；后来,西欧商船来的越来越多,仅乾隆六年（1741年）一年内,就运送了120万件瓷器到欧洲。再往后,随着英国取代荷兰的海上霸主地位,英国商船开始频繁来华贸易,他们用布料、羊绒制品换走瓷器、茶叶、刺绣等物品。据统计,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英国进口30多万件瓷器,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运走超过80万件瓷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英国在广州成立“东印度公司”的办事机构,从此来华贸易船只更多。1785年来到广州贸易的船只就达到了十九艘。随后在广州设立贸易机构的有法国、丹麦、奥地利、美国等,直到19世纪,这些国家每年对华贸易数额不断地扩大。其中,仅美国购买的瓷器数量就在3 000万件以上。从艳羡到贪婪,从经商到掠夺,从西亚扩大到欧洲,各国蜂拥而至,海外贸易走向极度繁荣。⁽¹⁸⁾

18世纪之前的广州,在海禁开放、通商口岸设立以及海外贸易大繁荣的背景下,自身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瓷器贸易流通也迅速加快。广彩在此时⁽¹⁹⁾应运而生,独树一帜,其产生的源由来自于一种合力。形成这种合力的因素有：1﹒朝廷政策变化所产生的积极引导；2﹒本地海外贸易及商业资源条件的长时间积累,广州商人的精明过人和能财善贾；3﹒变革的欧洲社会对于海外贸易发展的迫切需要；4﹒中国陶瓷柔丽洁润、晶莹飘逸契合了当时作为欧洲文化中心的法国所流行的“洛可可风格”的纤巧华美；⁽²⁰⁾5﹒中国陶瓷在海外的声名日盛,⁽²¹⁾外商高端定制的大量增加；6﹒西方画法、审美风格伴随文化交往的深入而广泛融入；7﹒景德镇先进的烧制工艺与装饰技术已经趋于完美,在广东五彩、江西粉彩的基础上,作为宫廷特制的珐琅彩瓷器的烧制成功引领了高端市场；8﹒在国内市场基本饱和的情况下,拓展国外市场的主动性加强。

“彩笔为针,丹青作线,纵横交织针针见,何须锦缎绣春图,春花飞上银瓷面。”广彩,用色鲜艳、绘工精细,其绚丽华贵的装饰更为繁复、更富变化（图二）。同时,为了符合定制的要求,行商全部采用景德镇的标准,并融合外商的具体要求,又经过长期不断的变化与创新,这才成就了其作为国外高端定制瓷的特殊身份。广彩的设计风格变化过程也能体现这个商业化的过程,主要有：

1﹒景窑样式

最早期的定制,行商没有就近取材,而是选择了已经趋于完美的景德镇陶瓷烧制工艺以及装饰技术。他们直接从景德镇买进白瓷胎、颜料,并请进杨快等彩绘技巧高超的匠师,⁽²²⁾在广州绘制并二次烧制完成,以此保证广彩外销的品质。所以,康熙时期烧制的广彩与景窑差别不大,很难分辨。

2﹒来样定制、岁无定样

因欧洲所流行的审美习俗与东方不同,来自一些王公贵族的高端定制希望能有属于自己的装饰样式,故外商来样定制越来越多。定制的内容主要有花草纹样、徽章标志等,⁽²³⁾后来发展到对型制、款式的要求,使用的颜料广州也逐渐开始自产,故花样千差万别,变化丰富、奇巧艳丽（图三）。

图二　中国航海博物馆馆藏广彩之一

3﹒西洋画法

后来,在描绘方法上,工匠们的“比葫芦画瓢”已远远不能满足定制的需求。而此时,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西洋画法传入并流传广泛,一些学习西洋画或者专事外销画制作的中国人已经能描绘非常写实而传神的作品。应用在广彩瓷器上的画面有山峦景色、海岸风帆、西洋人物等,笔法写实而简练,强调明暗,⁽²⁴⁾当然,其中也有着中国画造型、构图的因素。

图三　中国航海博物馆馆藏广彩之二

4﹒开光程序、织金彩瓷

进入繁盛期的广彩,为了批量生产的便利,在装饰构图上开始采用连续纹样加分格开光的样式,形成内外分格,外边上装饰规则图案或用金银勾边,内部填充花卉、风景、船舶、人物等各种不同风格绘画。这样的装饰方法,可以使一种样式应用在各种不同的器物上,稳定成为一种程序。整体风格主次分明、整齐统一,流水作业速度加快,极大地促进了瓷器的生产。这一时期的彩瓷,描金勾银、色彩满地,有人认为和锦缎的织地连续装饰纹样类似,故称“织金彩瓷”。

5﹒岭南特色

随着岭南画派的一些艺术家如高剑父、陈树人等参与彩绘的创新工作,并创建新的彩绘组织,广彩的艺术价值大幅度提升。艺术家参与创造的彩瓷,大多用国画形式表现寿星、竹石等传统花鸟,与前期西方图式不同。在艺术家的引领下,广彩的题材中本地传统图式如龙凤、花篮、金鱼、历史故事等,开始占据上风,使得广彩更加气韵生动、意象盎然,逐步稳定为具有鲜明岭南特色的艺术风格（图四）。

图四　中国航海博物馆馆藏广彩之三

在早期的著录或研究中,广彩经常与广窑、石湾窑、粉彩、珐琅彩等被人们混淆和误认,这主要是因为广彩就是为了外销而生产、基本不存在内销的缘故；另外,广彩在广州绘制、二次烧制并装船出海,与本地窑口也存在一些共通点。广彩的烧制方法与珐琅彩虽同出一源,但珐琅彩只供宫廷,民间难得一见；而广彩只供外销,也不在民间流传。现今如果一决高下的话,珐琅彩可胜于精雅之高贵,广彩则胜于个性之华美,但其规格和细腻都可堪一比,都可以作为当时彩瓷的主要代表。

另外,比及其他时期外销瓷,广彩自康雍乾始,直至光绪,一直都有着高端的市场和高额的利润。故,有学者所做关于广彩的初创——发展——鼎盛——衰落等分期工作,大致可以用于广彩艺术风格发展的过程,而就外销而言,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彩从一开始就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市场行情（见图三）。

广彩的热卖,也极大促进了其行业内部的组织机构的发展。广彩的行会组织“灵思堂”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成立,担当起行业管理者的角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²⁵⁾

二、行业组织在广彩贸易中的作用

“灵思堂”是最早、最大的广彩行商组织,地址在“广州西关文昌路毓桂三巷”。建立之初,除了负责行业内销售、交流、生产的管理协调之外,还负责组织每年农历八月初四的“师傅诞”拜祭及“饮牙”聚餐活动,是18世纪晚期以后广彩行业的“龙头老大”。其他的广彩行业组织还有始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兰桂堂”等。较小的“堂”会接手大“堂”、“行”转包的货物加工,或是彩绘,或是烧制等,堂号同时也是行业内质量信誉的标牌。广彩的堂号与“帮”、“行”的性质大致相同,根据行商组建“堂”的初衷负责安排具体事物,维护行业组织自身的名头及利益。

因为重农轻商,在中国古代,行商从独立经营、家族经营到“堂”、“帮”、“行”、“会馆”林立,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行业组织是商人或店铺的联合体,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竞争的加剧以及自我保护的需要,最早的“行”在唐宋时期出现,并在明清时期得到长足发展。行业组织的建立或者依靠于共同的地域关系,或者依靠于共同经营的行业关系,在共求商利之外,还起到联络官方、交流情感、维护信誉、互通信息、排斥异己、共襄善举,甚至辅助治安、代征税银等具体作用。在经商的路线点上,行业组织会建立很多颇有规模的建筑,名以“某某会馆”,据光绪十二年版《顺天府志》记载,当时北京大大小小的会馆就有414处。会馆内均雕梁画栋、供有神祇,用做歇脚、会议、祭祀等。时至今日,各地还保存有许多完整的、有代表性的会馆建筑,如广州的广州会馆、济南的浙闽会馆、上海的三山会馆、商船会馆等。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²⁶⁾“十三行”是垄断广州对外贸易的行商及其组织的统称,并代粤海关征缴关税,大都捐来顶戴,所谓“红顶商人”,半官半商。“十三行”在最早的时候是由清廷选择的一些“身家殷实,赀财素裕”的洋货行商户,多时几十家,少时只有四家,并非固定为“十三”家。⁽²⁷⁾作为外商与海关之间的协调办事者,行商对海外贸易的贡献不容忽视,正是这些勤苦周转的行商建立起了庞大的外贸帝国,其自身也因为市场的繁荣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收益。在行商中,伍秉鉴的怡和行（浩官Honqua）、潘振承的同文行（潘启官Puankhequa）、卢观恒的广利行（茂官Mowqua）、叶上林的中义成行（仁官Rowqua）等都声名远播。在18世纪、19世纪,其财富之巨,均堪称富可敌国。⁽²⁸⁾一般情况下,行商接到外商货舶之后,就会行贿海关以获得更多权利许可。行商也会不定时的讨好朝廷,捐银捐官,并积极地联络外商,帮助其在国内行事便利,借以维护自身地位及拓展市场利益,逐渐形成了牢固的、密切的外销商业网络。

“十三行”自己的同业行会组织——“洋行会馆”,即“公行”,在行规制订及处事公平上有所出入,难以平衡同行之间及外商与行商之间的矛盾,甚至会负担上一定债务,故时断时续,直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复建并维持下去。在“公行”的贸易制度中,有些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

“华夷商民一视同仁,倘夷商得买贱卖贵,则行商必致亏折,且恐发生鱼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与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货价,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处罚。”

“货价即经协议妥帖之后,货物应力求地道,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应受处罚。”

“瓷器有待特别鉴定者,任何人不得自行贩卖,但卖者无论盈亏,均须以卖价百分之三十纳交本行。”

“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国画之类,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经营贩卖之。”

“夷船欲专择某商交易时,该商得承受此船货物之一半,但其他一半须归本行同仁摊分之,有独揽全船货物者处罚。”

行业组织的发展不仅是广彩外销繁荣的关键纽带,而且在中外文化交往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通草纸水彩画、油画、玻璃画等外销画的兴盛使得西洋画造型及着色方法直接传入；⁽²⁹⁾2﹒西方的一些“珍奇洋货”——即现代工艺品被行会大量购进,引领了宫廷和社会上层的审美倾向；3﹒一些西洋传教士、医生、画家、科学家等纷纷搭乘货船来到中国,并常住下来,为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³⁰⁾4﹒随着贸易的拓展以及西方宗教的传入,西方科技和文化也逐渐得到国人的重视；5、一批具有现代商业意识和外交意识的商业内人员崭露头角,成为新的洋务活动者,他们在与西方军事、现代科技的交流中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清中期海外贸易行业组织所带动的不仅仅是广彩外销以及整个海外市场的繁荣,其引导的中外文化交往也日益深刻,从贸易往来、艺术交流到人文互动、宗教扩散,都重现了汉唐时代的包容广博、毫不介怀。在当时,如果外销商业与政策体制之间的矛盾能够及时协调,使得这种风貌特征不断延续的话,现代科技、军事、航海等方面的发展都会得以拓宽,自然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三、外销繁荣的意义以及清中期海外贸易的特征

举两个例子,如：雍正七年（1729年）广州贸易总额就达到一千一百万两白银；乾隆十年（1745年）海外贸易总额达到三千六百万两白银。不难看出,因外销而收益巨大的广州,为清廷的财政收入做出了极大贡献,也成就了其“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美誉。行商作为主要的链接者和执行者,同样也积累起巨大的商业资产。伍家和潘家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其中,怡和行伍秉鉴（Honqua）曾以其豪富和仗义疏财名播天下。不说国内的资产,伍家在美国投资的资产仅利息每年就高达二十万两白银,并且伍家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被誉为全球最富有的人,是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潘家中有一位行商叫潘仕成,据美国人亨特的《旧中国杂记》中对其的记载,“一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他拥有的财产超过一亿法郎。他有五十个妻子和八十名童仆,还不算三十名花匠和杂役等。他在中国北方还拥有另一处更好的房产”,⁽³¹⁾他就是一个国王。

然而,贸易总是有人赚、有人亏,当英国发现其越来越亏的时候,就动起了歪脑筋。在乾隆三十九年（1775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之间,英国对华贸易收支出现不平衡,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货物总值高达五千六百六十万两白银,向中国出口的货物合计三千一百五十万两,贸易赤字为两千一百五十万两。⁽³²⁾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广州一年输入的白银就有三四百万两之多,故有“对广州的整个生意是无年不亏”的说法。

而广彩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广彩的出现和繁荣迅速升华了外销瓷贸易的内涵,带动了整个清中期海外贸易的发展,收获了大量的白银,深化了中西文化交往,但由于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诸多限制以及国外殖民主义的发展,未能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动力,反倒成为后来西方列强抢夺中国的一个诱因。

这里边有几个关键点,分别为：

首先,西方社会不断的贸易努力,甚至仿制瓷器的成功,都不能阻挡流向中国的大量白银。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往中国销售鸦片,想以此扳回贸易的失衡,延续他们的殖民计划。一些有正义感的行商是从不接鸦片生意的,但他们没能阻止这个内心险恶的交易,西方殖民者似乎是成功了。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言：“由于粤东洋船鸦片烟盛行,致纹银透漏出洋,日甚一日,有去无返。此烟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其国人勿食,有犯者以炮击沉海中,而专诱他国,以耗其财,弱其人……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积重难返,非雷厉风行,不足振聋发。”⁽³³⁾此后,鸦片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

其次,广彩的贸易成功虽促成了世界关于陶瓷的时尚风潮,却不能改变清政府限制对外贸易的观念以及若干政策的条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出于安全和稳定的考虑,清政府对“海”始终存有戒心,不断制订了一些限制贸易政策,诸如：不准将船卖给外商,否则立斩；不准出洋了留在国外不回,如有不回,将知情人入监,并行文外国将所去之人斩首；不准大船出洋；不准多带米粮等,并派水师日夜巡查,捉拿违禁者。而且,行商不仅要应付日益严重的“吃拿卡要”,还要面对政府的腐败所带来的苛捐重税以及来自外交政策等其他各方面所带来的压力,这些都使得一些看似巨富的行商难以为继。在后期的经营中,一些行商被抄家入狱、流放边域⁽³⁴⁾。“天子南库”的称谓所代表的是国人在这个过程中间表现出的才智、热情和主动性,⁽³⁵⁾但是,这种成果却始终不能掩盖当政者对于外贸及行商的漠视,不能促使清廷对于洋务及外交政策的及时调整,终成遗憾。不止在对外贸易上,在采矿、枪械的制作及使用以及新观念的倡导等问题上,统治阶层都保持了同样的限制政策,现实的种种无疑严重阻碍了海外贸易深入发展的可能（图五）。

再者,清廷统治者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也没能及时看到军事科技发展、“师夷长技”的重要性,没能有效利用海外贸易繁荣所带来的便利,采取措施,仍坚持大国概念、封闭政策,徜徉于看似富足的生活,直接导致了从优势到劣势的变化。⁽³⁶⁾

图五　19世纪赴中国的海外贸易船只　油画

前面我们提到,随着外销瓷贸易的繁华,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刻,走在前列的行商对西方科技、军事是进行了很多探索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潘仕成⁽³⁷⁾、伍敦元、潘绍光等。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潘仕成开始仿制西洋战舰,并捐助和承办军工海防,他认为“要制敌则必制其炮,要制其炮必先制其船”。军机大臣奕山曾向朝廷推荐潘仕成所造之船：“惟在籍郎中潘仕成捐造之船极其坚实,驾驶演放,炮手已臻娴熟,轰击甚为得力,并仿照美利坚国兵船,制造船样一只。”两广总督耆英也曾在奏折中说：“（潘仕成）久任部曹,极知轻重,生长粤东,明习土语,且于连年善后安内,因购夷炮,招致夷匠,创造20枚水雷,与美利坚商人颇多熟悉,亦素为该国夷人所敬重。”潘仕成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派员“带同匠役,将水雷二十具,火药四百斤,并缮绘《水雷图说》一册,赉送进呈”,被朝廷赞为“粤省绅士中最为出力的一员”、“始终奋勉”,开创了当时研制西方军事科技的先河。⁽³⁸⁾

战争开始之后,清廷的一些旧观念不得不被放弃,开始倚重精通内外事务的行商,倒也做了一些事情。但整体看来,为时已晚,其腐败落后的内政已经挽救不了败落的命运。从商业交换到殖民掠夺,中国人用瓷器和丝绸挣来了白银,西方人又用鸦片和枪炮抢走了白银。

广彩的外销与繁荣,创造了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奇迹,但也直接引起了西方殖民主义的野心。不同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因为商业形成链接,并因为观念的落差最终变成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交集。所以说,由广彩所引领的外贸繁荣也是后来西方列强劫掠中国的因素之一。

繁华过后,今日的广彩虽不能重返昔日盛景,但其流金溢彩的华美以及精工制作的气韵依然可以挑动人们研究历史和收藏艺术的神经。近年来,广彩的市场价值屡屡攀升,在拍卖会上已经显现了较多亮点,如2009年北京中贸圣佳拍卖会上的广彩人物双螭耳大瓶成交价为20万元；2010年广州嘉德秋拍上的一件广彩洋人归航图大碗成交价为22．4万元等,这其中,还是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发掘。另外,国际、国内的诸多一流博物馆诸如大英博物馆、中国航海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其中都有大量的广彩珍品珍藏。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彩的独特魅力以及文化、历史价值必将越来越多地被人们发现,这一段传奇也必将永留于世、永放异彩。

参考文献：

［1］ ［明］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

［2］ ［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国朝御窑厂恭记》,嘉庆二十一年初刊本。

［3］ ［清］唐英：《陶冶图说》（见《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

［4］ ［清］寂园叟撰：《陶雅》（杜斌校）,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

［5］ 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局,1959年。

［6］ 陈万里：《再谈明清两代我国瓷器的输出》,《文物》1964年第10期。

［7］ 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

［8］ 李向民：《中国艺术经济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9］ 张威：《南海沉船的发现与预备调查》,《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

［10］ 冯先铭：《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2001年。

［11］ 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书海出版社,2004年。

［12］ 胡光华：《西方绘画东渐中国“第二途径”研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13］ 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

【注释】

(1)刘淼、吴春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外销瓷研究历史回顾》,《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5期。

(2)比如李金明：《唐代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线考释》,《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3)宋良壁：《古陶瓷研究论集》,（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4月。宋良壁,广东省博物馆前保管部主任,不仅对广彩鉴定有较丰富的经验,也对广东出土瓷器以及广东博物馆馆藏瓷器有较深入的研究。

(4)陈玲玲：《广彩——远去的美丽》,九州出版社,2007年9月。

(5)西方关于外销瓷比较著名的描述有：［荷兰］T．Volker：《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1602-1682》,1954年；［日本］三上次男：《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胡德芬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6)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

(7)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

(8)陈万里：《再谈明清两代我国瓷器的输出》,《文物》1964年第10期。

(9)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

(10)冯先铭：《中国古陶瓷的对外传播》,《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

(11)陈振裕：《外销瓷的几个相关问题》,《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12)叶文程：《中国古陶瓷与国外社会生活》,《人类学研究》1986年试刊号。

(13)《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收录的第一份奏折中,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关于酌定海洋贸易税收的批注。

(14)四省海关中,关于江海关初设地址的讨论有不同观点,一般认为初设在松江府上海县或者淮安府庙湾镇（见赵树廷：《江南省海关设于庙湾考》,《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江耀华：《江海关始设地址之我见》,《学术月刊》1994年第10期）。

(15)在梁佳斌著《广东十三行考》中有：“粤海设关之年可确定已有十三行。”

(16)［清］刘子芬：《竹园陶说》。此书共有自序、述学、索原、说器、辨色、汝窑、广窑（附广彩）、美人醉、杂说等九部分,书中有对广窑和广彩较为细致的论述。

(17)［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95年。

(18)《中国陶瓷史》写到“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至18世纪的清代前期,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欧洲,不仅作为日用品受到广大顾客的喜爱,而且在贵族上层间,优质的中国瓷器已经作为夸耀财富的手段”。“18世纪初,英国人把2 500万件到3 000万件瓷器运到了欧洲”（万钧：《东印度公司与明清瓷器外销》,《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4期）。乾隆时期“出使暹罗交趾奏章”中也有“海外诸国普遍及较好各种瓷器,均为输自中国”。

(19)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的瓷器》,轻工业出版社,1963年：“在法国,17世纪后期,法王路易十四命令他的宰相马扎兰创立中国公司,派人到中国广东订做带有法国甲胄纹章的瓷器”,这是关于广彩生产的最早记录。应该说,广彩的出现时间和海禁的开放时间是紧密相连的,只是康熙时期的实物遗存较少且鉴定有一定难度。

(20)有学者认为,法国洛可可风格直接来源于中国瓷器和中国美术,这似乎有点夸张,但互相契合和影响是肯定的。

(21)T．Volker：《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中载“在西欧见识到中国瓷器以后,中国瓷器就受到热烈欢迎,因为这是一种不是本地陶器所能比拟的器皿。中国瓷器所特备的优点,它那种不渗透性、洁白、具有实用的美以及比较低廉的价格,都使它很快成为当地人民深深喜爱的物品”。

(22)相传从景德镇来到广州最早的匠师是杨快和曹钧,被广彩后人最为“祖师”,每年奉祭。

(23)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中载：“广州商行乃依欧人之习惯及好尚,有时专用欧人之稿本或军团之军徽,其花纹全属欧化。”

(24)陈浏《陶雅》中载：“有以本国瓷皿摹仿洋瓷花彩者,是曰洋彩,画笔均以西洋界算法行之,尤以开光中绘泰西妇孺为至精之品……绘人物面目,其精细者,用写照法,以淡红笔描面部凹凸,恍如传神阿睹者。”

(25)当时比较著名的行会组织有：“灵思堂”（广彩行业）；“怀远堂”、“慎玉堂”（象牙雕刻行业）；“绮兰堂”（广绣行业）；“崇礼堂”、“诚福堂”（玉器雕刻行业）等。

(26)［清］屈大钧：《广州竹枝词》,《广东新语》（线装木刻）,启智书局儒雅堂版。

(27)《粤海关志》云：“国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

(28)据格特堡《清代广东十三行行商伍浩官轶事》记载：“美国商人以中国丝茶出售于波士顿及菲列得尔菲亚城者,挂浩官之名,即得高价。浩官之名在美洲炙人口者凡半世纪。美国人最早下水之第一艘商船,亦名‘浩官’,且以其模型远寄广州给浩官（注：浩官是伍秉鉴的官名）作礼物。”转引自：刘亦文：《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十三行》,《“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究会论文集》,《岭南文史》2002年增刊。

(29)当时著名的外销画家有关乔昌（林呱Lamqua）、关作霖（Spoilum）以及昌呱（Chang Qua）、祥呱（Cheang Qua）,钟呱（Chong Qua）、发呱（Fat Qua）等,来自英国的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参见胡光华：《关乔昌与钱纳利的艺术竞争》,《美术观察》2001年第2期。

(30)著名的宫廷洋画师郎世宁,就是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随商船到达广州的。

(31)见［美国］亨特：《旧中国杂记》,沈正邦译,章文钦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亨特,13岁就来到广州,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生活达20年之久,曾创设亨特洋行。

(3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

(33)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考订》,人民出版社,1984年。

(34)1780年,泰和行颜时瑛、裕源行张天球等四家欠外债380万元。乾隆帝担心拖欠银两被外夷耻笑,下令将颜、张二人变卖家产充军,全部债款照原本再加一倍偿还,由其他行商分10年清还。这种由行商共同承担经营风险的连带互保制度,从此成为官府治理行商的法宝。

(35)其时的美国报纸上有瓷商所做广告如：“广州瓷商亚兴官,敬请转告美国商人和船长,现在一批精美瓷器,风格高雅,价格合理,一旦定货,即可成交。”可见国人拓展海外市场意识的主动性。

(36)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由,为“发扬两国之利益,建立两国永久之协和”,命“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贡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幕顺之心。惟愿大皇帝施恩远夷,准其永远通好,俾中国百姓与外国远夷同沾乐利”。乾隆皇帝回函曰：“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有用资。”

(37)同孚行潘氏后裔。行商潘启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改同文行为同孚行,其三弟潘颖（字振联）之长子潘有量为盐商。族谱谓有量“以孙仕成诰赠资政大夫,覃恩诰赠荣禄大夫”。有量次子正威由闽入粤,为“怡怡堂”始祖,推测潘仕成为潘正威之子。参见［清］周亮工辑：《海山仙馆丛书——番禺潘氏（潘仕成）》,清中期刻本。

(38)此后即出现了郑复光《火轮船图说》、江伸洋《铸炮说·附台炮》、丁拱辰《演炮图说》、丁守存《西洋自来火铳制法》、黄冕《炮台旁设重险说》、陈阶平《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著述。参见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