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经由天津漕粮数量的分析

二、清朝经由天津漕粮数量的分析

清朝，虽然规定每年漕额仍为四百万石，但实际上，除了与明朝一样有改折现象外，其还具有自身特有的现象，即对漕粮的蠲、缓、升、除、截等，蠲即蠲免漕粮，缓即延缓征收当年漕粮，升即对新垦地亩开征漕粮，除即除去原先可耕后来不可耕地之原征漕粮，截即截留漕粮不运往京通，而改作他用。以上现象在有清一代频繁出现，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下面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康熙三十年(1691年)，因河南省连年秋成没有丰收，如果不蠲免该省应征之漕粮，人民生计可能会很艰难，于是奉旨将河南省“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钱粮著通行蠲免，并漕粮亦著停征”。同年，又奉上谕，将起运漕粮逐省蠲免，以纾民力，除河南省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漕粮已经颁谕免征外，湖广、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应输漕米，“自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为始，以次各蠲一年”^[9]。像这种大规模轮流蠲免各省漕粮之事，除了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颁诏实行过外，在乾隆年间还实行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奉上谕，令湖广、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省应输漕米，照康熙年间之例，按年分省通行蠲免一次，蠲免的次序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为始，免山东、河南二省，三十二年免江苏省，三十三年免江西省，三十四年免浙江省，三十五年免安徽省，三十六年免湖南省，三十七年免湖北省”^[10]。第二次是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钦奉上谕，令各省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开始，“复行普免天下漕粮一次”，其普免办法照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之例，“于四十五年免河南省，并免江苏之江宁、苏州、扬州、徐州、淮安五府属;四十六年免山东省，并免江苏之松江、常州、镇江、太仓、海州、通州六府州属;四十七年免浙江之杭州、湖州二府属;四十八年免浙江之嘉兴府属;四十九年免安徽省;五十年免湖南省，并免江西之南昌、饶州、南康、广信四府属;五十一年免湖北省，并免江西之瑞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赣州六府属，分作七年递行蠲免一周再”^[11]。第三次是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谕令“六十年普免天下漕粮”^[12]。以上是清代蠲免漕粮之例。

乾隆二年(1737年)，题准将河南省祥符等四十二州县盐碱、飞砂、河坍水占等地无可耕，粮仍赔纳之地，“豁免漕米三百七石一斗六升零”^[13]。此是清代开除漕粮之例。

乾隆十一年(1746年)，山东水灾民饥，命“酌拨截留南漕米石，加赈山东东平、鱼台、济宁、汶上、兰山、郯城、益都、博兴、高苑、乐安、寿光、安邱、诸城等十三州县”^[14]。嘉庆十二年(1807年)，江西、湖南宿州等十三帮漕粮，至七月份时尚未渡过黄河，于是令其所运七十二万四千余石漕粮截留囤卸，“分拨江苏二十万石，安徽十万石，各于灾歉之区，量为平粜”，并“借给回空各帮漕米十万石零”。此外，尚存漕米三十二万余石，“著即截卸淮扬等属，饬令该处守备，会同总运丞倅等经理截卸”^[15]。道光元年(1821年)，截留江苏苏州、常州两府漕米六万石，“备放江宁所属八旗、绿营，并漕河各标兵米，及织造匠役、恤孤口粮”^[16]。此是清代截留漕粮他用之例。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东雨水过多，秋禾被淹，于是加恩将被灾较重之曹县、城武二县，本年应征漕粮及随漕银米，“缓至壬午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再分作三年带征”;次重之金乡、济宁、鱼台、菏泽、单县、濮州、定陶、巨野、范县、阳谷、寿张、德州、馆陶、夏津、武城、邱县、临清、恩县、汶上、嘉祥等二十州县，除有收之地，仍令照常征输外，所有被灾地亩应征漕粮漕项，“俱缓至壬午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再分作二年带征”，以纾民力^[17]。此是清代缓征漕粮之例。

乾隆三十三(1768年)年，安徽霍邱县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民人报垦旱田，遵例十年升科，于是此年“入额升征漕粮正兑正米一斗三升七合七勺三，耗米四升一合三勺;改兑正米六升五合二勺二五，耗米一升六合三勺”^[18]。此是清代升科漕粮之例。

关于清朝漕粮蠲、缓、升、除、截等现象，史料中的记载不胜枚举，以上只是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记载列举说明。这些现象在明朝几乎不存在，尤其像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四十三年(1778年)、六十年(1795年)下令对东南各省漕粮进行轮流普免之事，在明朝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再如关于漕粮截留，清朝将漕粮用于赈济灾荒是普遍现象，并且其数量也非常大，特别是到了乾隆年间，其数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记载，“康熙年间，共截过漕粮二百四十万石，雍正年间，亦不过二百九十余万石，今已截至一千三百二十余万石”^[19]。这只是截止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截留漕粮之数，此后漕粮截留仍在继续。道光十二年(1832年)，由于各省漕粮截留数量过多，其中江苏省尤甚，从而导致京仓存粮数量大为减少，于是江西道御史玛善奏请，“嗣后如遇灾歉，动支本省常平、义仓、社仓，或采买邻境，不得轻议截留漕粮，傥必须截漕支放者，即于次年按数买足运通”^[20]。此次奏请未被采纳，此后漕粮截留仍然不断。

由于清朝漕粮有以上几种不确定情况，所以每年运至京通仓漕粮的数量就不确定，因而也就导致每年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量也难以有确切的数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清朝漕粮有蠲、缓、升、除、截等现象，但为了保证北方京师及边防军士粮饷的供给，每年被运往京、通、边仓的漕粮数量仍相当大，这些相当大数量的漕粮也必从天津经过，只是与明朝相比，其在数量上要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