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阻漕粮的处置

二、冻阻漕粮的处置

漕船被冻阻河干后，尤其是重运漕船，其所运载的漕粮必须被及时处理，否则容易霉变。

明朝，被冻阻河干的漕粮往往选择近仓交纳。如正德七年(1512年)，户部议准，如果漕船被冻阻河干，“其粮该纳京仓者，改纳通仓，每石加收脚价一斗，该纳通仓者，免其晒，每石加收三升”^[28]。正德十四年(1519年)，运船被冻阻天津，其所运载之漕粮“即于天津仓交纳，凡米六万石”^[29]。

除了选择近仓交纳外，冻阻漕粮有时还被兑给军士充作月粮。如隆庆五年(1571年)，攒运郎中胡来贡等奏:“先年因漕船冻阻就便兑军，致各军以迟延为得计，漕规日弛。”可见，冻阻漕粮被就船兑军之法在隆庆五年(1571年)之前就已经实行，但由于这一做法存在一定的弊端，于是此年胡来贡又提出了处理冻阻漕粮的新方法，若漕粮被冻阻在河西务以北，“责令大通桥各在官车户陆运至通仓”，若冻阻在河西务以南，“责令各官旗尽起露囤，以俟来春复运”。被批准^[30]。从这条史料可以得知，明朝处置冻阻漕粮的两种方法，一是就船兑给军士充做月粮，二是根据冻阻地点，或者陆运通仓，或者择地露囤。其中被择地露囤的冻粮，大部分会在春暖冰融时再转运入京通仓，但有时也会被充做边关官军粮饷，如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发天津卫守冻漕粮十二万石，输蓟州充兵饷”^[31]。天启七年(1627年)，督理辽饷黄运泰上疏奏请“先借冻粮十五万以充春运”，上谓“其权宜先后之间无损京储，有裨边计，令该部速与议覆”^[32]。崇祯元年(1628年)，又将天津冻粮三十三万三千六百石充作关鲜兵饷^[33]。

从上可以看出，在明朝，被冻阻在天津地区的漕粮，或选择近仓交纳，或兑军充作月粮，或陆运入仓，或择地露囤。

清朝，康熙七年(1668年)，因粮艘迟迟未过天津，恐其冻阻，于是“议将石、土两坝剥船及务关剥船六百七十只押至天津，起卸抵通”，如果漕船到达天津之时，“剥运亦不及抵通者，即将粮米囤贮天津，拨兵看守，原船立驱南下，俟春融冰泮，仍用剥起运”^[34]。可见，在清朝，若漕船迟至，就令剥船在天津接运漕粮进入通仓，若来不及接运，就囤寄在天津，而让漕船于天津早日南返，等冰消时再将冻粮转运入通仓。

清朝，被冻阻在天津的漕粮，除了来年转运入京通仓外，有时也被他用，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杭四、杭头两帮起米之剥船在杨村一带冻阻，两帮起拨正改兑耗米并搭运米共五万九千余石，“照北仓暂贮漕粮拨交直省买补仓粮之例，就便兑交地方官收领”^[35]。即此年被冻阻在天津的漕粮补充北直隶地区仓库存贮之粮，交地方官收受。

就明清两朝相比，清朝被冻阻在天津地区的漕船比明朝少很多，这是因为前者比后者采取了较为高明的措施:若漕船迟至，其在漕船被冻阻前就采取一定的措施将漕粮进行处置，这样漕粮或许因冻阻不能入仓，而漕船往往能及早南返，不致被冻阻河干;而明朝则往往是在漕船被冻阻后才着手处理漕粮，这样就使漕船与漕粮二者俱被冻阻河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