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阻漕船的管理及对守冻弁丁的体恤

三、冻阻漕船的管理及对守冻弁丁的体恤

明朝，被冻阻在天津地区的漕船往往令留原漕运弁丁看守，如隆庆五年(1571年)，议准沿河择闲旷地所寄冻粮，“量留官旗守之，事毕之日，趣令南还”^[36]。有时也责令地方官弁与漕运弁丁共同看守，如天启六年(1626年)，被冻阻在关内外的漕粮，“著漕储道申饬各总及地方官严加守护，毋致疏虞”^[37]。

为了体恤这些看守冻阻漕船的弁丁，明政府总是借给他们口粮。如成化八年(1472年)，漕粮交毕，但漕船冻阻不能南回，漕运官丁大多先从陆路南返领兑，“而留一二人守舟，月久缺食或弃而逃”，于是漕运参将袁佑奏请给予看守漕船官军口粮两月，月三斗，并且被借给之粮“于来岁(旗丁)行粮(内)扣除以偿”^[38]。最后，虽然给予守冻官军口粮，但并不都是两个月，而是“德州迤南者给一个月，天津迤北者给两个月”^[39]。弘治十二年(1499年)，也实行了与成化八年(1472年)相同的办法，“每军月给米三斗，德州迤南者给与一个月，天津迤北者二个月”^[40]。正德八年(1513年)，江西一总漕船冻阻，关于守冻官军之口粮，“合将来年应得行粮内，先于附近水次，会每名支给一石五斗食用”^[41]。

清朝被冻阻之漕船，令原运弁丁和地方官兵严加看守。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浙江嘉兴等九帮船只冻阻北运河一带，因船丁水手等人众多，经总督仓场侍郎保泰奏准，“除令运弁严加约束外，再饬河西务参将、同知、杨村通判，就近稽查弹压，并檄通永道、通州协，频往查察，以免滋事”。另外，还令仓场侍郎轮流来往查看^[42]。道光五年(1825年)，江西、湖南回空各帮船只因河水结冰，冻阻河干，自天津关迤南起，至景州安陵汛止，共守冻军船二百三十一只，分泊九段，“饬派营汛弁兵在于河岸搭盖窝铺，备齐军械，常川驻守，各州县分拨干役协同巡查，专派游撃、都司、守备等总巡弹压”^[43]。

为了体恤守冻弁丁，清政府往往借给他们银两，等来年在其应得漕项下扣还。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四十三《户部·漕运三》“优恤运军”条记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议准“漕船冻阻，将通济库银借给，仍令总漕将应给漕赠银照数扣解，补还原项”。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江淮、兴武二卫漕船冻阻不能回南，于是动支通济库银，每船借给二十两，“速催回次，仍令总漕于漕赠银内扣解还款”。乾隆十六年(1751年)，浙江绍兴前后两帮、金衢所粮船共一百八十余只，在回空时，因雨运河水涨溢，在天津守候多日，以致食用无资，难于返回，于是加恩每船借给银六两^[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