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漕船漂流的规定及实施

二、清朝漕船漂流的规定及实施

清朝同明朝一样，对于漕船漂流之勘查、赔补、处罚等方面也都有相应的规定。

第一，关于漂失勘报的规定。顺治十四年(1657年)，复准:“粮船漂毁，凭该粮道勘报，仓漕等衙门核实处补，不得止以卫弁呈结为据。”可见，若粮船漂流，首先要粮道勘报，然后仓漕衙门核实，如果没有经过此程序，而只是兵弁呈报，则不足为信。

第二，关于漂失漕粮补纳的规定。关于这一点，《古今图书集成》中有两条记载，一条为顺治十四年(1657年)，题准:“改兑漕粮漂流，旧无处补之例，今定照正兑米，除进仓每石耗米八升三合六勺零，及原备晒飏米每石八升六合三勺零抵补不足，将羡余扣除足数。”^[76]另外一条为:“凡漂流定例，江洋黄河漂流为大患，勘实具题，准与豁免，如未经题报，即于本丁名下追赔，不足将本帮余米羡等银扣抵足数;里河漂流为小患，不准豁免，若二百石以上，总漕该抚查明具题，准免晒飏，仍令处补。凡应运纳京仓粮米，如漂流十石，减除一百石改纳通仓，每石省脚米一斗，以补缺额，如漂流一百二十石，免晒一千石，每石省晒折米五升并耗米七升，以补缺额，如数多抵补不敷，扣除该帮羡余银两，该帮不足将该卫该总扣除，务足原数。”^[77]可见，清朝漂流漕粮之补纳与明朝大抵相同，先尽耗米、脚米、晒飏米补纳，若不敷，再动用羡余银补足。另外，与明朝不同的是，在清朝，如果是大漂流，并且经过查勘确实，就免除旗丁赔补，而在明朝则仍要赔补。

第三，关于漂流处罚的规定。《古今图书集成》中有两条关于此方面的记载，一条为顺治八年(1651年)规定，“地方官经过，漕船全无漂毁者，注上考，实系漂毁者，注中考，通同捏报者，注下考”^[78]。可见，为了提高地方官员协助漕船在其境内顺利通行的积极性，同时也为了预防其勾结运弁借漕船漂流之名作弊，清政府将其境内有无漕船漂流及其所报漕船漂流是否属实作为对其考察的条件。

另外一条规定，“凡官员境内有漕船沉溺情由，不申报者，降一级调用。凡押运官员失于防范以致失风漂没者，罚俸一年，巡查不谨以致失火烧毁漕船者，降一级调用，地方官不行协救致延烧别船者，罚俸一年”^[79]。可见，如果有漕船沉溺，而地方官员隐匿不报的，就要受到降级的处罚。另外，如果押运官是因防范疏忽导致漕船失风，罚俸一年;如果是因巡查不谨慎导致漕船失火，降一级调用，而如果地方官员不协助救火以致延烧别船的，罚俸一年。

此外，《清高宗实录》中还有一条对漕船漂流之相关官员的处罚规定。“除捏报失风，希图挂欠者，照例察议外，如汛水猝发，竭力戽救，抵通粮无亏缺，将领运守备、千把总，与押运同知通判，及沿途文武员弁，一体免议。再押运同知、通判，本系兼辖，又与运弁有间，凡有处分，亦应从轻，原议罚俸六个月者，改为三个月，罚俸一年者，改为六个月，降二级留任者，改为降一级留任，降二级调用者，改为降一级调用，应行革职者，改为降三级调用”^[80]。即如果企图借漕船失风挂欠漕粮的，漕运官员照例议处;如果漕船漂流而漕粮无亏的，领运、押运官员免加议处。另外，还减轻了对漕船有兼管职责的押运同知、通判的处罚。

总之，按清朝规定，若有漕船漂流，漕粮漂失，漂流处之地方官、领运和押运官员都要受到相应的降级、罚俸、按律究拟等处分。漂失之漕粮和漂毁之漕船都要被赔补，但同明朝一样，规定归规定，在实际执行时，清朝也往往实行宽免政策，下面列举数例加以说明。

雍正十一年(1733年)六月二十二三等日，因“雨水连绵，河流骤涨”，造成“天津一带粮船，多有浸湿漂损”，雍正帝考虑到此次是由于客观原因，而非运官旗丁疏忽造成了粮船漂流，于是降旨令“漂失米石，免其赔补，损坏船只，亦免赔修，运官亦不必议处”，以示体恤宽大之恩^[81]。

乾隆九年(1744年)七月初七日夜间，因风雨猛烈，外河水势陡涨丈余，“兴武三帮旗丁郑士元、张映、陈九如、郑子明漕船四只，遭风磕坏，淹没人口，亏折米石。又兴武七帮旗丁蒋尧臣、杨俊崇回空船二只，八帮旗丁尹磻逸回空船一只，亦于是夜遭风磕击破损”，仓场侍郎吴拜奏请应“将漂折漕米，照例责令赔补，损坏船只，责令赔造，押运官弁，移咨吏、兵二部议处”，但雍正帝降旨，照雍正十一年(1733年)六月漕船遭风之例，“将赔补米石，赔修船只，并官弁处分之处，悉行宽免”^[82]。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安庆后帮旗丁倪李黄船粮，于六月初八日，在海河神庙地方，陡遇暴风，米石漂没，船身止存底板一片，漕运总督杨锡绂奏请“所有该旗丁，应赔粮六百七十三石零，请令于癸未年新运，一并运通，船只仍著赔造接运”。但乾隆帝“念该帮舣泊海河，猝遇暴风，难施人力，运丁偶遭荡析，力量拮据，殊堪轸念”，于是著格外加恩，“将应赔粮石船只，一并豁免，以示体恤”^[83]。

乾隆三十年(1757年)，蓟运河水涨溢，“粮艘被冲，漂失米二千五百余石，淹毙水手等二十八名”，漂失米例该追赔，相关人员例应送部查议，但乾隆帝再次以漕船漂流是因“非人力所能施”之原因所致，从而将“损坏船只，漂失米石，均免其赔补，运粮官弁亦不必议处，所有淹毙人口，仍著照例赏恤”^[84]。

由上可知，清政府在实际处理粮船漂流事件时，也大都没有按照规定的法律条文行事，而是实行宽免政策，即对漂失之漕米和漂毁之漕船实行免赔，对相关官员免加议处。有时即使责令赔偿漂失漕粮，而为了体恤旗丁起见，并不是令其一时交齐，而是分年赔补。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浙江处州卫前帮旗丁张政元，于五月十七日“在海河口遭风，沉溺船板，粒米无存”，照内河漂失之例，漕米应该照数赔补，但乾隆帝念“该丁船已漂没，若一时全行补交，未免竭蹷”，于是“加恩准其先行买交米三百石，其余二百五十六石五斗，缓俟下年搭运全完”^[85]。

这种对漂流粮船实行宽免的政策存在着很大弊端，它导致粮船漂流事件更多的发生，即漕运官军在押运过程中对漕船不尽力防护，或者为了谋图宽免，假报漂流。这可以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署漕运总督德保的奏疏中看出，疏言:“近年粮船，每多失风之案，黄河、大江、闸河，水大溜急，或易失事，内河并无险阻，即风暴尚可力为拯挽，乃失风案，内河更多，总由押运厅弁，并不实力稽查所致，且难保无奸丁捏报失风、亏折、霉变、买余抵补情事。”并且其还认为原定“运弁罚俸一年，押运厅员罚俸六个月”的失风处分，对漕船失风情况毫无区分，以致“厅弁视为无关考成”，于是奏请“嗣后除在大江、黄河、洪湖、闸河内失风，查无情弊者，仍照向例办理外”，其他失风事故按照失风地点和失风船只的数量，对漕运官员实行不同的处分，“若江浙帮在镇江口以内，江西帮在鄱阳湖以内，河南、山东、湖广各帮，均至临清闸以北，或一二只失风，亦照向例议处外，其失风至三只以上，运弁降一级调用，厅员罚俸一年。五只以上，运弁革职，厅员降一级留任，旗丁杖一百，枷号一个月，捏报者从重定拟。其进瓜州、仪征口至淮安，均系内河，失风者，亦照北河议处，致实系夏时大雨，山水骤发，失事至数只者，天津南，由漕臣奏明，天津北，由巡漕御史会同仓场侍郎奏明，分别办理”。准行^[86]。

自此之后，再遇有漕船漂流事件，相关官员不再被免加议处，大都是按照规定条文办事，而应赔补之漕粮也不像此前总是免除。如嘉庆十二年(1807年)，在北仓以南王家庄地方停泊的重空漕船，因尾随其后的买卖小船失火被延烧惨重，“吉安帮第三十二号旗丁康胡梁重船失火，将本船烧毁，并延烧本帮重船九只。南昌前帮旗丁陶胜正等卸空军船三只，内有毕潘兴一船，尚有未起米三十余石，亦经烧毁。又烧毁湖北三帮旗丁田显举等卸空军船十二只，共重空军船二十五只，计烧毁米一万三千余石，烧毙副丁舵工水手男妇大小二十六名口”。被烧毁之米石，虽然为了体恤旗丁而免其赔补，但是却令“交各本省照数筹买，于明年搭运赴通。其被烧船只，并著官为动项补造”。对于相关之漕运官员，除了漕运总督萨彬图因在杨村，离漂流地较远，其应得之咎从宽查议，天津盐政李如枚因粮船非其所辖范围而对其宽免外，其他漂流地即天津的地方官和漕船押运官，如巡漕御史贾允升、天津镇总兵本智、江西押运同知何启秀、吉安帮领运千总张星垣、湖南前帮代运千总傅辉、湖北押运通判联保及押空千总熊兆祥等，俱交部严加议处^[87]。

再如嘉庆十六年(1811年)，帮船行至静海县地方，遭遇暴风骤雨，其中杭严头二海宁所等三帮漕船受伤过重，于是将该三帮米石截留北仓，使漕船就近卸竣回空，而“潮湿漂淌米石，购备足数交仓”^[88]。

还有道光三年(1823年)，北运河盛涨，浙江宁波后帮军船沉湿米石，虽然是客观原因所致，但沉湿米石仍令旗丁照数赔补，只是不是令其一时赔完，而是“准旗丁分六限赔缴”^[89]。

另外，清朝漕运官军与明朝一样，也往往借漂流之名作弊。清朝，向例有一船失风，漂失粮米先用同帮其他漕船旗丁之余米赔补，如果不敷，再于失风旗丁名下追赔，这种做法就给漕运奸丁制造了借漕船失风之名作弊的可乘之机。漕运奸丁为了假捏漕船失风，“或云船将满号，或云船板损伤，难以负重”，而将所载之米分装于同帮的其他漕船上，而同帮的其他漕运旗丁，“虑其船不坚固，必致摊赔，是以愿为分载”。漕运奸丁假捏漕船失风之后，就将船板拆卖，“价归己囊”，而被拆卖之漕船，南回后，“或赔造，或雇觅，均系同伍散军津贴，与现运同伍正丁无涉”。此是漕运奸丁利用清政府政策上的失误，借漂流之名作弊的一种方法。除了此种借漕船漂流之名作弊的方法外，还有另外一种作弊方法，“粮船盛行之时，地方员弁虽分投攒催，而奸丁假捏失风，每于窎远隐僻之所，猝报沉溺，及至闻信赶到，已属事后，莫能辨其真伪”^[90]。即漕运奸丁假称漂流地点在窎远隐僻之处，从而使勘查官员不能及时赶到，以蒙混过关。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在给军机大臣的谕旨中，乾隆帝也言及旗丁借漂流之名作弊的第三种情况，“旗丁自来陋习，中途或盗卖漕米，原数不敷，或米色青腰白脐，难以交仓收纳，每欲借遭风失水之名，为自行掩饰之计”^[91]。即旗丁在途中盗卖漕米，以致漕数不足，或者其所运载漕米掺杂不纯，难以交仓，他们都会借漕船失风之名来掩盖。

清朝，关于天津地区剥船漂流的情况，史料也有记载，如嘉庆七年(1802年)，转运暂贮在北仓的漕米，经纪短少米二千七十五石，其中一部分是因剥船沉湿造成，于是此部分短少米令“先行就近变价扣存通库抵项”，其余不敷银两“照掣欠逾额例，令经纪按数补交”^[92]。即剥船漂失粮米令照例赔补。再如嘉庆十二年(1807年)三月十二日酉刻，天津地区西北风猛烈，“剥船、民船多有磕碰，损伤淹毙船户水手三百余名，杨村备剥船二百只内仅存尚堪修艌起剥者五十二只，其余不堪收拾及漂淌无存者计一百四十八只”。仁宗皇帝为体恤剥船户起见，除地方官捐资棺殓抚恤外，又加恩令“于天津运库动项，无论大小每名口加赏银三两，以示轸恤”。而被损坏的剥船因不是驾驶不慎所致“著免其赔补”^[93]。即剥船失风，损坏之剥船免除船户赔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