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船附带的土宜及私货

第一节　漕船附带的土宜及私货

明清时期，为了体恤漕运旗丁，同时也为了使漕粮能被顺利运达目的地，官府允许漕船除了运载粮食外，还可以带运一定数量的南方土特产即土宜，漕运人员可以将土宜售卖获利以支付漕船沿途所需费用^[1]，或者用土宜易换柴盐，接济食用^[2]。这些土宜在河西务、张家湾等处免交课税^[3]。

每只漕船带运土宜的数量，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题准“运船附带土宜不许过十石”。后来漕船带运土宜数量逐渐增加，万历元年(1573年)，题准“运船依限二月以里过淮者，许例带土宜四十石”。万历七年(1579年)规定，自万历八年(1580年)开始，“各卫所旗军每船许带土宜六十石”^[4]。

清朝初期，因袭明旧制，每只漕船许带土宜六十石^[5]。雍正七年(1729年)，世宗皇帝念旗丁驾运辛苦，认为如果就粮艘之便，令旗丁顺带货物至京师贸易，获取利益，也是情理可行之事，于是“著于旧例六十石之外，加增四十石，准每船携带土宜一百石”。雍正八年(1730年)，题定“各船头舵二人，每人准带土宜三石，水手无论人数，每船准带土宜二十石，合算每船准带土宜一百二十六石”^[6]。由此可见，清朝允许运军所带土宜数量也是逐渐增加，从六十石到一百石，再到一百二十六石。

嘉庆四年(1799年)，为了体恤运丁，仁宗皇帝降旨增加漕船带运土宜数量，谕旨言:“因思向来漕船准带土宜一百二十六石，例不报税，原为恤丁起见，今著再加恩准其多带土宜二十四石，共足一百五十石之数，俾旗丁等沿途更资沾润。”^[7]可见，漕船带运土宜又从一百二十六石增加到一百五十石。

道光七年(1827年)，经漕运总督讷尔经额奏请，令漕船“量为加带土宜”，规定“各省重空帮次，均著自来岁新漕为始，准其每船于额带土宜之外，加带三十石，一律免税，以资调剂”^[8]。至此，清朝重运漕船带运土宜数量增加到一百八十石。

由上可知，从明朝到清朝，官府允许漕船带运土宜的数量逐渐增加，从六十石、一百石、一百二十六石、一百五十石，最后增加到一百八十石。明清时期，每只漕船的载重量一般为五百石，而土宜数量竟占到36%。

虽然官府允许漕船带运土宜数量一再增加，但是漕运人员仍不满足，他们往往在官方规定的数量之外，私自夹带土宜。崇祯年间，户部尚书毕自严在其《度支奏议》中言及漕船额外多带私货的情况:“夫运军之土宜单例准带六十石，此朝廷浩荡之恩也。今则违例多带，杉槁木板，满载淋漓，磁器纸张，附搭比比，虽禁戢不啻三令五申，搜盘具报充饷，然诛之不胜其诛也。”^[9]

与明朝相比，清代允许漕船所带土宜数量要多得多，但在官府额定数量之外，漕船私自夹带土宜数量并不亚于明朝。由于漕船夹带私货过多，乾隆五十年(1785年)，两江总督萨载奏请“于例带土宜一百二十六石之外，加带七十四石，共成二百石”，但乾隆皇帝认为，旗丁既可以在一百二十六石之外，多带私货，即使增加至二百石，也不能保证其不于二百石之外，又多带私货，“似此逐渐增加，伊于何底”^[10]。所以此奏请未被允准。

嘉庆十六年(1811年)，允许湖广轮届改造的漕船“照江西每漕船一只，准带可装三百石剥船一只，以便分装土宜运具”^[11]。这一政策为漕船多带私货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从而导致漕船夹带私货更为猖獗。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税关税课大量减少得以印证。道光四年(1824年)，山东巡抚琦善奏称，临清关因“近来货物多系粮船夹带，客贩稀少，税课屡形短绌”。此外，粮船尾随小艇，“近俱设有篷舱，希图装载货物，勾通漏税”^[12]。临清一关如此，其他税关可想而知。

另外，漕运人员往往还在运河沿途口岸、码头、市镇等地方揽载商人货物，收取运费，而商人为了逃避税关盘剥也很乐意利用漕船带货，这样漕船就“沿途包揽，沿途脱却，故其夹带之货，多于额装之米”^[13]。

明清官府允许漕船带运的土宜，再加上漕运人员夹带的私物，及其揽载的商货，三者合计之，漕船在运送漕粮的同时从南方带运到北方的物货数量相当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