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津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经济掠夺，把塘沽划入天津市，当时的塘沽仍主要起着货物转运作用，城市空间结构并没有很好的发展。[17]从天津近代的城市发展来看，租界与河北地区的开辟以及新港的建设，奠定了半殖民地旧天津市的基本格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天津市区范围再未发生过显著的变化。
3.2.3 近代新港的建设
天津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经济掠夺，把塘沽划入天津市，当时的塘沽仍主要起着货物转运作用，城市空间结构并没有很好的发展。海河航道狭、浅、淤、弯的特征一开始就影响到港口的发展。虽从1898年起就不断建闸、挖泥、裁弯，治理航道，但仍只能借涨潮靠泊3000吨级海轮，难以满足船舶大型化、深水化的要求，很多到港大型轮船都需在海河下游靠近河口的大沽口处过驳。仅以1935年为例，当年共过驳进出口货物98万余吨，约占天津港实际吞吐量的40%[16]。1939年日本侵华期间，开始在海河口北岸建设码头、开挖航道，兴建塘沽新港，从此，天津港的泊位码头开始由海河上游的市区两岸转移到塘沽海口，为日后天津作为港口城市的发展打下基础，但直到1949年市内港区仍占天津港海运总吞吐量的70%。[17]
从天津近代的城市发展来看，租界与河北地区的开辟以及新港的建设，奠定了半殖民地旧天津市的基本格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天津市区范围再未发生过显著的变化。这一百年间，天津迅速由一个封建的传统商贸城市转变为近代工商业大城市。城市建成区面积比1840年增加了6倍多，城市形态也由原先的沿点、线发展转变为沿海河延伸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复合结构发展，并继续向东、西、南三方向扩展，城市内部空间开始分化，形成了商业、工业和居住中心，人口按职业和阶层分布的状况日益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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