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力不足下的相对均衡

（三）运力不足下的相对均衡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春运现象，在当时铁路运力极为不足、公路和民航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春运火车票也像计划经济时期的粮票和肉票一样成为紧俏资源，但是即便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春运铁路运力还是保持了表面上的相对均衡，紧俏的春运火车票分配中还未出现现今“一票难求”的突出矛盾，这种看似相悖状况的出现，与前面论述的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车票资源的配置方式分不开，同时，也有当时特定社会背景下的行政性客流控制以及社会心态的变迁等因素在起作用。

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客流控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面对春运问题的出现，国家尽可能地增强运输能力，调剂运力。但是，在运输建设较为落后的时期，可调动的运输能力也是极为有限的。为此，国家主要是通过号召和行政手段等方式控制春运客流，这在当今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在现代人看来也是有悖常情的，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些手段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中财委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及国务院主管副总理转报铁道部春运总结时曾提到，“这些行政性减少客流的经验是值得汲取和推广的”。

（1）通过主流媒体呼吁以减少流动

1954年春运出现运力不足引发的紧张状况后，各大主流媒体就不断地呼吁旅客体谅铁路的困难，尽可能不要返乡。

《人民日报》在1954年1月26日发表短评《做好春节期间铁路客运工作》，指出：目前，中国营业铁路主要干线区段的通过能力是落后于运输需要的，机车车辆的数量也感不足，完全满足春节期间的旅客要求是很困难的；春节期间可以不还乡的工人、干部，最好不还乡；旅客应体谅铁路困难。1957年，国务院在对春运工作的指示中专门提出：企业、学校动员职工、学生体谅铁路运输困难，能早走的早走，能晚走的晚走，能不走的不走。军人在春节期间不外出旅行，不和群众争购车票。“大跃进”的1958年，《人民日报》发一篇社论《打破常规过春节》，劝大家不要回家过春节。文中提到：

在中国人民豪迈地超额完成了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就有了这样美好的开端，这怎能不使全国人民更加干劲十足、信心百倍哩！正是在这振奋人心的大好时刻，中国人民习俗流传的春节佳节也来到了……但是，现在我们要和职工同志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先要请大家回忆一下往事：在过去几年，每逢春节前后，总要发生生产企业中出勤率或多或少降低和交通运输严重拥挤的情况，并且这已经算得是一种“常规”了。这种“常规”，不仅给生产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少损失，对于职工本身也是弊多利少。毛主席一再教导过我们：“常规”不是不可侵犯的，革命派对于一切“常规”，都不应该无条件地当成金科玉律，当做菩萨供奉，如果它是阻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的，就必须无情地打破它。那么，我们对于往年春节前后的那种“常规”，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有无必要打破它？是否可能打破它呢？答案都只应该是肯定的……为了加速改变中国又穷又白的落后状况，实现“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一伟大目标，我们必须要善于争取时间，一分一秒都要珍惜，一分一秒都要力求用到生产建设上去，鼓足革命干劲，想尽一切办法，多、快、好、省地进行建设，力争上游，才能够迎头赶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职工应该首先考虑的，不是回家的问题，而是如何使生产继续高涨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打破“常规”，作了“常规”的俘虏，大家都挤着要趁春节回家，这对于国家建设事业不是很不利的吗？在这和时间赛跑的日子里，我们必须要使增产的箭头直线上升、跃进地上升……所以，按照今年生产新高潮的要求来说，今年春节回家的职工只应该比往年少，而不应该比往年多……对于个人说来，挤在春节前后回家，也的的确确是弊多利少。旅途挤，行路难，上下车船，食宿休息，诸多不便。既耽搁时间，又多花路费，还特别疲累。远不如改期回家方便节省……今年春节回家，还有一种损失，就是错过了参加整风运动锻炼的机会，这更是不容易得到补偿的……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这是工人阶级的本色。每个职工都应该首先以国家为重，以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以生产和工作为重。由此出发，来考虑和处理自己的春节回家问题。能不回，就不回去；能推迟回家的，不早回。一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这是当时通过主流媒体呼吁减少流动以缓解春运时期铁路运力不足的典型体现。1959年1月11日，农历腊月初三，《人民日报》又发了一篇关于春节客运的社论——《对春节回家旅客的几点希望》。社论提出：凡是想回家过节的人最好早走或晚走，不要都集中在节前的那几天里。把走的日期错开来，凡是路程比较短、步行一天可以到达的，最好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有自行车的尽可能骑自行车，不要去搭坐火车、汽车和轮船。

以上社论充满了当时计划经济和“大跃进”的特有气息，这是最早政府关于解决中国春运难题对策的记载。虽然现在看来不合情理，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心理作用下，这些主流媒体的导向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不少人为了大局就放弃了春运返乡的念头，从而缓解了春运客流压力。

（2）行政性控制手段

在当时的制度背景下，国家权力对春运客流的控制除了通过主流媒体号召民众减少社会流动之外，更是逐渐设置森严的制度壁垒，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权力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从而缓解春运客流压力。

第一，针对农村人口的控制手段。1958年以前，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们可以自由迁徙。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不设防，没有围墙，没有岗哨，一群群、一批批的人从乡村、从田野拥进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国家开始陆续采取行政手段限制城乡间的人口流动。

1952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开始发出最初的盲流预警信号，社论中明确指出，“近来有不少地区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应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1953年4月17日，中央下发了以政府名义下达的第一个阻止农民进城的政策——《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随后几年，政府从行政上加大了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力度。1956年12月30日和1957年3月2日，周恩来总理曾两次签署阻止农民外流进入城市的指示。1957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8年中央颁布了《户口登记条例》，此后，国家户籍制度便不断严格起来：1958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的补充通知》；1959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制定、颁布并实施这些限制农民盲目流动政策的目的，就是限制农村人口的盲目流动。为此，在1958年至1978年二十年间，中国的人口状况处于固态凝固期，广大农民被牢牢地拴在农村土地上，活动半径极其的狭窄。^[16]

当时，农民不能随意离开居住地，即便是临时出门都必须到政府开介绍信。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允许擅自流动的农民就属于“盲流”，抓到了要受到惩处。过去留存下来的资料显示，农民外出或是串亲必须到所在生产大队去开具有特定格式的介绍信，部分地区介绍信上写的是“兹有我大队贫下中农×××，因何事去×××地，属实。×××大队公章。”这些限制措施在全国严阵以待的春运期间更是被严格执行。

第二，针对城市人口的控制手段。计划经济时代，城市户籍的人基本上都是单位人，当时没有身份证，能够证明身份、可以凭借流动的就是单位介绍信或者工作证。没有单位开的介绍信，就不能登记结婚或申请离婚，不能外出旅行，不能购买车票乃至投宿住店。

受访者1：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出差是一件受罪的事。那时候，出差要开介绍信，住宿、买火车票、到别的单位办事，都需要介绍信。介绍信的内容复杂，要详细填写“姓名、性别、单位、地点，找什么人，办什么事”，然后加盖单位公章。出差买火车票是难事，一是购票地点少，一个城市就几个车站卖。二是车少、票少。那年代，年龄大的才能买卧铺，要够级别的才能买软卧，坐飞机更别想，那得是大领导，而且还需要县级以上级别的政府开证明。那时出差还有规定：可以坐卧铺但买了坐票，差额部分可算做个人补贴。不少人生活困难，出差能省点钱也是不小的收入。我有一次出差到北京，洗衣服的时候把介绍信给洗坏了，到车站人家不给卖票，还差点让警察把我当盲流抓起来，后来单位从上海补寄了介绍信过来，我才买到车票回去了。

在春运期间，当时的客流主力军是探亲流，这些返乡探亲的人需持单位的介绍信才可以到车站买票。前面提到了主流媒体号召“可以不还乡的工人、干部，最好不还乡”、“军人在春节期间不和群众争购车票”，在这些号召下，春运期间各单位对职工也进行了劝导，甚至有些单位规定了购买车票的名额，一些有条件的单位也在交通部门的统一调配下用本单位的车辆送职工返乡探亲。据资料记载，当时各大城市的交通部门将一些厂矿、企事业单位所属的客车临时调度作为春运运输的车辆，铁路也加开了临时列车以增强运力，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铁路的春运客流压力。

2.大一统制度下的春运火车票资源统筹分配

资源配置的实质就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形成、分布及其相互间的比例关系，或者说是社会劳动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到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不同行业，从而实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合理使用。配置资源是社会生产面临的基本问题，这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而人们的需要却是无限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便出现了如何分配的问题，有人多得就意味着有人将少得，因此以什么作为资源分配的标准是社会生产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否则社会生产难以有效地运行。

计划经济时期的资源配置都是由政府来实现，具有很强的行政性。计划经济时期留给中国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一切的商品凭票购买。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全国百废待兴，为此，新成立的中国政府于1950年开始实行粮食的计划供应，在国家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下，通过计划分配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之后，国家又酝酿实行了“票证经济”，1955年，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拉开了“票证经济”主导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的帷幕。几年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资源的不足使得票证经济的作用愈发凸显，这时需要凭票购买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日用百货。于是，从粮票又衍生出了各类票据，如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手表票、缝纫机票等，甚至还有一些特殊的“粮票”，比如在湖南曾经有过“香干子（豆腐干）票”。当年，人们想买一些短缺商品，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总之，在所能想得到的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政府统一印制、发放的票证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并将中国人纳入全国统一的分配制度之下。同样，在火车票资源的分配上也是票证经济主导。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阶段，铁路部门给所在地的各大单位下发火车票订票卡，单位凭卡可有计划地订票。如果是个别人要买火车票出差，特别是硬卧，则还需要出示单位介绍信，买软席火车票还要出示等级证明（副教授、处级以上等身份证明）。

此外，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并且禁止倒买倒卖，生活日用品凭票供应，任何私下小买卖都划归为投机倒把，并在司法上还专门设立了“投机倒把罪”，这是一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所以在那个年代，倒票行为几乎不存在，铁路春运火车票再紧张，也不可能出现倒卖火车票的“黄牛党”。可见，这种大一统制度下春运火车票资源的统筹配置方式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3.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和个人心态

1949年至1978年的近30年间，中国的制度性变革和广泛的社会运动，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业学大寨和“文化大革命”等，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期望与选择，并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民众在上述的社会运动中激发出了强烈的革命热情，产生了与封建社会传统思想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民众的心理上仍然残留有封闭、集权的成分。皇权统治被中国革命推翻了，但以高度集权和个人崇拜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仍然存在于社会和个人的意识形态当中；在我国工业化进程推进过程中，我们参照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此体制下，我们的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发育也受到了抑制。并且，大包大揽的单位制和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不仅限制了人们的流动和迁徙自由，还压制和弱化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束缚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当时，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高度政治化，同时又高度同质化或称为“去个性化”的社会心态。^[17]大批知识分子、工人和学生按国家的统一号召，离开城市去支援农村。当时春节运输的主要方向与现在有明显的差异，例如，节前的春运主力，除了从城市到农村的返乡探亲流外，更多的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返城探亲流。并且，在高度政治化和同质化的社会心态下，主流媒体的号召、上级领导的指示起到了现今人们无法想像的作用。当时的春节传统习俗比现在还浓厚，但是很多的返乡需求在号召和统筹下被“压制”了，或者说被“服从革命需要”的单纯思想冲淡了。同时，对于当时买票的分等级、凭证明等限制手段，民众并没有觉得不公正，在高度统一的体制管束下，人们已经习惯于“单位化”的身份定位，也认同了“革命需要”的等级区别。

根据历史制度主义注重制度的历时性分析和动态发展研究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铁路发展在总体上看是运能不足的，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下车票资源的统一配置，国家权力通过森严的制度壁垒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以及革命氛围中人们高度政治化、同质化或“去个性化”的社会心态等因素的合力，使得当时铁路春运运力供需矛盾并不突出，“一票难求”现象并未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