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份区隔:购票群体的阶层分化
身份化的户籍—职业分层体系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内涵或标准,一是人们的出生地及其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户籍身份,据此,人们被分为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两个基本层次;二是职业状况,据此,人们被分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的工人、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和从事政治—行政—经营管理工作的干部这样四个阶层,这些阶层也具有身份特征,并且前两种阶层具有高度的传承性。这一身份化的户籍—职业分层体系更加细致地规定了城乡居民可以定居的地方、可以从事的职业、可以享有的政治社会经济权力和国家福利,以及应当为国家履行的义务,从而规定了这四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以及他们与整个国家的各种资源的关系,其结果是一种典型的身份等级制,对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购买春运火车票上),其作用之大远远超过了身份化的政治分层体系。
1.不同阶层的购票策略
笔者在2011年春运期间,曾数次上车,对乘客进行问卷调查,汇总分析了普通旅客获取春运票的方式和渠道。
从下表(表3.2)中可以看出,通过排队买到票的人占21%—50%之间不等,而买高价票的人均已占到了40%以上。买高价票的比例高,说明票贩子群体的存在对旅客的影响面是较为广泛的。
表3.2 获取春运火车票的方式分类和比例
而我们还可以通过另一组数据来看通过托关系这个方式获取票的人群的主要构成,具体如表3.3所示。
表3.3 托关系买到票的人群构成
在硬座和硬卧车厢内,通过关系买到票的人群中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其次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再次是劳务工,在硬座车厢内劳务工通过托关系获取票的比例不低,经当面询问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家政服务人员,雇主为了留他们多做几天,雇主托关系帮她们买火车票。
在2011年之前的调研中,笔者发现不同的社会阶层获取票的途径各不相同,购票中的阶层分化相当明显。
(1)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方式
在社会大背景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于通过社会关系的运作来达成目的。通过关系来办事已经成为潜意识和习以为常的做法。在不断严厉的春运售票制度面前,一方面他们充分理解,另一方面他们也深知任何政策都可以有变通的方法,关键在于自己能否“搞得定”,别人是不是“给面子”。
受访者11:我老家在安徽蚌埠,每几年总要回老家过年,在80年代,市府办公厅后勤处有个同志专门负责订火车票,我们只要提前一个月告诉填写单子,报给她,她汇总后给铁路部门,没特殊情况基本上都能拿到票。记得好像是1995年开始就没有统一订票了,不过因为工作关系和铁路局有些联系,所以每年我都会让铁路局的熟人帮我买票,基本上也能够保证。2008年我退休了,我托过去的熟人买票,他没帮我买到,和我说现在内部票很少了,他也拿不到,我想几年前就开始说紧张了,但是最后还是拿到票了,我退休了就拿不到了,只能说是人走茶凉。
受访者12:我爱人老家在外地,每年都要回去看望他父母,老家那个地方不通飞机,飞机票的钱倒不在乎,就是飞机到了那里还要转车不方便。我也不可能自己去排队买票,一是上班没时间,排队要排至少八个小时以上,没排到第一二个还不能确保买到,二是确实也不愿意自己或者家人去受排队之苦,不单纯是体力上,而且面子上也过不去。我也有便利条件,工作所在的街道辖区内刚好有一个火车站,平日和地管会的关系不错,往年都是通过他们帮忙买到票的。当然为保险起见,我通常还会托城管、法院等部门与铁路能搭上关系的熟人买票。过去几年都能买到票,有时候甚至是托的几个方面都帮我拿到票了。不过,这两年内部票一年比一年紧张,去年勉强拿到了车次不是最好的那一趟车的软卧票,今年托了四拨人都拿的是坐票,坐着回去太吃力了,所以最后还是选择开车回去了……明年买票总归还是要托人,不可能自己去排队的,还有就是组织办公室的小同志帮我打电话订票,不过这次要碰运气了。
(2)国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方式
国企和报社、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过去与铁路部门或多或少都有些联系,有些大型国企和事业单位甚至持有铁路部门发的订票卡,一些部门或单位还专门安排一名工作人员作为订票员,专人负责持订票卡到铁路优先购买春运火车票,但随着铁路部门逐年收紧甚至取消订票卡,他们手中的“优先权”也随之被削减甚至取消,于是就转变为依仗部门或单位的特殊地位,凭私人关系、找门路获取车票资源。
受访者13:我是跑建交系统的记者,每年春运都会有几个大学同学托我买火车票,因为铁路的宣传部门一直和我们报社有联系,所以我就托给铁路宣传部门的熟人,他基本上每年都能帮我拿到票,只是票一年比一年难拿,2011年春运我托他们买张到哈尔滨的卧铺就没买到,他们说到哈尔滨的非常紧张,基本上是开窗就卖光。听报社的老记者说以前记者乘车有优先权,买票很容易的,90年代记者的特权没有了。
(3)民营企业、外企白领的方式
要在春运高峰回老家过年的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工作人员,他们通常回家的交通工具首选火车硬卧,其次是火车坐票,再次就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咬牙买下无折扣的飞机票。他们大多是城市的新移民,社会资源并不丰富,但是他们在心理上已较难接受和农民工一起通宵排队等候购票,他们获取票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与票贩子的联系。
受访者14:我在上海工作了三年了,还没有买房子,和朋友合租。每年春节都要回家过年,在租借的房子里过年会让我觉得很凄凉。今年春运售票集中下午3点开始,我早上8点不到就赶到火车站了,没想到买票的队伍已经好几百米了,这个阵势,我就算排也买不到。而且请一天假要扣钱的,想想还不如给票贩子点钱,这比我自己排队付出的体力和经济成本要划算。所以我就找朋友问来了票贩子的电话,据说他去年帮朋友搞到了到重庆的车票,同时,我还在网络上找了个票贩子订票。最后还是朋友介绍的那个票贩子帮我搞到了票,加了150元,虽然票价差不多翻倍了,但是还是划算的。不是有人说“票贩子是春运最可爱的人”,我拿到了真票也有这个感觉,呵呵。网络上很多票贩子信息,但大部分是骗人的,要我划账到他账户,一听就是骗子。
(4)外来务工人员的方式
外来务工人员更多地是选择自己排队买票,并且他们更倾向于去火车站排队,因为代售点要每张加五元的手续费,而且在代售点连夜排队要在室外等待,而火车站因为政府的实事民生工程,设置了地下停车库或者开启了售票大厅让旅客在室内等候。
受访者15:我在美容院要做到大年二十八,老板娘不肯早放我们走。我和几个老乡约好了一起买火车票。我们几个人轮流排队,一个人排队太累了。前面几年我们都是这样的,去年我们四个人轮流排了两天才买到。
受访者16:每年都我自己来排队买票,我每次都带铺盖来排队,前好几年都在室外等,不带铺盖都冻得不行,不停的跺脚,一个晚上差点没冻死,现在可以在地下车库等,有凳子坐,还有热水,不过还是要铺盖,可以披在身上睡会儿。我买三张到阜阳的硬座,带老婆孩子回家过年。我问过保安了,他说我大概排在窗口的第八九个,基本上买不到,如果买不到,我就直接再排明天的。总是要买到的,买到哪天的就哪天走……不知道有团体票,我帮装修公司做木匠,老婆挑点砖什么的做零活,哪里会有人帮我买团体票哦。
受访者17:我在一个领导家做住家保姆,帮他们夫妻带孩子,我每次回家都不用自己买票,他们会帮我买好,不过他们都是帮我买大年二十九的,每次票钱也是他们帮我出的,和别的保姆比起来算走运的,至少不要自己去排队买票了。
中国铁路网上订票官网的开通,方便了旅客通过网络购票,减少了排队之苦。但是,对于上网条件有限,网上支付火车票款有困难的农民工群体来说,网上订票的开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挤占了他们用时间和体力换取火车票资源的空间。
由此不难看出,社会各阶层根据不同的行为惯习,动员各自具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及路径选择来获取春运火车票这一稀缺资源,显示出了他们之间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差异,更深层次的则是他们所享有的社会经济权利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了社会成员的阶层分化和社会资源获取不公。
2.坐票与卧铺的购票需求
火车票的座别分为坐票、硬卧、软卧三个等级,动车和高铁分为一等软座、二等软座、普通软卧和高级软卧四个等级。各个阶层在购买车票时,根据各自的经济水平和地位区分有着很明显的需求差异。
一般情况下,农民工首选是坐票,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通常硬卧是坐票的两倍左右的价格,比如上海到成都的快车,座位是257元,硬卧是452元。笔者曾经亲耳听到一位农民工对窗口售票员说“不要卧铺,不要座位,要站票”,笔者听后心酸不已,上前告知“座位和站票是一样的价钱”,这位农民工忙更正“那我就要座位吧,要慢车的”。这些在城市里做着最辛苦、最危险的工种,赚取微薄收入的农民工,绝大多数不可能选择卧铺,更不舍得坐动车或者高铁返乡,他们不缺时间、也可以忍受几十个小时蜷缩在列车的角落里,他们缺的是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春运期间很多临客把卧铺车厢改为硬座车厢,比如,上海到阜阳的临客,把所有的硬卧车厢改成硬座车厢,以此增加运力。确实,春运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把尽量多的人运走,在保证运走的前提下再去考虑以少运人为代价换取乘客的舒适。一节硬卧车厢的载客量为60—70人,而软卧车厢载客量为30—40人,而硬座车厢载客量可达到180人,加上站票可有300人左右。
还有大多数学生也通常会选择座票,因为学生票只有座票或者站票才能享受半价优惠,卧铺的部分票价是要全额支付的,动车及高铁的座票享受25%的优惠。
而白领阶层通常会首选普通列车的硬卧或者动车、高铁的座票,对于白领,要他们像民工一样挤在到处是人的硬座车厢,从心理上已经较难接受,而且经济上他们也能够承受硬卧或者动车、高铁座票的价格。一趟车硬卧和硬座的票总是最紧张的,对比下,软卧就显得较“冷门”,主要是价格的原因,一张软卧的票价和打折机票的价格差不多,但是时间上相差太多。通常是商务人士会选择软卧,有时候,一些全家利用春节时间出游的旅客也会首选私密性较强的软卧包厢。
通过对不同阶层的购票策略以及车票需求的分析,可以发现,购票群体的阶层分化已经出现,车票分配制度上的身份区隔已经形成。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制度是一种规则化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又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故相应的制度也应不断发展和丰富,建构制度的不同分类或层次,从而把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主体的关系容纳到制度中去,而不应厚此薄彼地形成等级分层与身份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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