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面子在车票获取中的运作方式

（二）人情面子在车票获取中的运作方式

人情面子对于春运火车票的分配影响非常大，在制度不完备、分配机制不透明的情况下，火车票的分配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人情面子的因素，这不仅是铁路多年的潜规则，更是中国人情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并且，人情面子也影响到了正式制度的构建，预留票、购票优先权等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人情面子作用下的产物；也正是在人情面子的影响下，这些制度难以彻底改革，甚至相反的被人为放宽。无法统计出每年春运因人情面子流失的火车票所占的比例有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过去，按上级规定比例操作的预留票大多数用于了人情面子的关系票，除了预留票之外，铁路内部职工还因人情面子截留了部分本应放在窗口统一出售的车票。近几年随着媒体曝光、国家领导的关注、铁路内部的监督加强，预留票的比例在不断缩小，内部工作人员截留票的难度越来越大，客观的讲，因人情面子流失的票的比例近年大幅减少。

1.人情

“人情”是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词。人情的字面意思就是人的感情，但在社会交往与互动中，人情则是指人际关系中的私人感情，这种感情同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社会规则相对应。人情源于初民社会的血缘和亲缘关系，这种人情造就了传统社会以互惠交换和熟人间看重尊严和脸面为主的文化习俗。在儒家看来，忠、孝、节、义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在传统社会中是根植于人性中的人之常情。为此，人情由家庭扩展到家族，再由家族扩展到社会和国家，由这一假定推演出来的人际关系模式，自然是人人都把与他人的关系，看作类似于家庭或家族关系中的亲情关系。人情观念和由这种观念凝成的人情社会就成为必然。^[14]

社会学为了对照研究之便区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或成长而形成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某种特定的任务而结成的社会。用滕尼斯的话说：前者是共同体，后者是社会；用迪尔凯姆（E.Durkheim）的话说：前者是机械团结的社会，后者是有机团结的社会：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人情社会，后者是理性社会。人情社会是亲属、乡邻等结成的熟人社会，或者是自己人排挤他人和陌生人的社会。熟人之间有一种从时间、空间以及经常的接触或互动中所形成的亲密感，这种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不断锻造、磨砺、陶冶的结果。在熟人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的自由，不过这种自由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

虽然当前中国已经大大不同于传统中国，但因为现代中国是由传统中国社会演变而来的，传统社会的制度、习俗及其心理积淀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本质上，我们生活在熟人世界中，一个具有浓厚的人情传统的关系社会，这个社会是由家人、亲戚、朋友，以及乡亲、门人、师徒构成的世界。在我国这种熟人社会的环境下，作为紧俏资源的春运火车票也就成了人情的交换媒介，正如下面案例中的某火车站地区派出所领导所说的“票就是人情。”

受访者19：因为在火车站地区的派出所任领导，每逢春节总会有人托我买火车票，大家都知道虽然我是地方公安，但是因为每到春运地方公安要支援铁路春运，所以肯定我和铁路的站长什么的都很熟悉。我确实和铁路的人比较熟悉，到了春运售票组织阶段，成天和铁路的人在一起维持秩序，为了保障春运不出事，我们地方的队伍也把春运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现在春运搞票越来越难了，我也不想给铁路的人增加麻烦，但是每年还是要为人情票发愁的，毕竟有些人情是推不掉的。比如，我儿子的班主任，她和她爱人老家都在重庆，每年春节都要回去过年，重庆的票是最难买的，再难我也要帮她找铁路的关系买啊，这个人情不处理好，我儿子和老婆那里都交代不过去。这种推不掉的人情，还有住在我家对面的老邻居，成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为了留他家的保姆做到大年二十九，他来托我买到安徽的硬座；我的师傅，当时我刚进公安的时候就是他带我，对我很照顾，这么多年了像我长辈一样，他托我买票，我怎么能不买啊，就算自己排队也要帮他买，何况自己确实也有点便利条件……总之，每年都要硬着头皮找关系弄几张票，票就是人情啊，有些人情是推不掉，也不能推掉的。

这个案例反映出，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里，人情重于制度和法律，规范皆因人情而改变。当然这里的人情既不同于血缘关系那样情感亲密，也不像工具性关系那样理性算计，而且是一种夹杂着情感和理性的混合性的人际关系。在这里，双方都注重“人情关系”、“礼尚往来”，以维系双方的关系。当一方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而向另一方寻求帮助时——如案例中所说的春运时期紧张线路的火车票，另一方必然要根据对双方之间的关系的判断进行决策：如果是熟人关系，公共生活中的责任和规矩，则可随意改流变通；如果是陌生人，一切正常的程序都可能成为关卡。^[15]当掌握资源一方根据双方关系和对方可能给予的回报进行帮助时，受助方则欠下对方一份人情。反过来，如果此时握有资源的一方不讲人情，则双方关系则有可能反目。^[16]

春运火车票是人情交换的中介，是一种社会交换。从上面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春运火车票上的人情交换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恩情”，报恩也是人情一个重要、根本的方面。对自己的师傅这种有恩于自己的人是需要给予报答的。第二种是“互惠”，人情交换以资源交换为目的，是交换者之间在社会资源上的互惠关系，也就是比较有目的的人情投资，俗称“送人情”，对儿子的班主任这种能够影响到自身或家人的“重要人物”，通过人情交换构成“人情债”关系，以便日后自己有求于人时人家不好意思拒绝；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通过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维护和加强彼此之间的感情联络。

铁路部门每年的春运，总是那么多人在为票奔波，为自己、为家人、为朋友，甚至为牟利。火车票这一稀缺资源通过社会关系网在潜规则中被“瓜分”。我们不能一味地责怪铁路部门，不能简单地批判铁路工作人员以票谋私。在访谈中，几位火车站的领导均向笔者诉苦，对于他们来说春运期间的关系票也是他们头痛的事情，他们也希望票务制度能够更加的透明，让他们可以定心忙春运运输和保障工作，不要为关系票的分配烦恼。尽管铁路部门制订了那么多的制度，再三重申要严守纪律，但是在整个社会的大氛围下，人情还是一次又一次地突破制度的防线。

受访者20：最怕春运，一边是为了保春运，没日没夜的忙，已经半个月没回家睡觉了，另一边又是为了别人托关系买票头痛。你们看，每年春运牵涉十几亿的人，几乎每个家庭都会有人要坐上春运的火车。现在社会上的人都信奉潜规则，都觉得排队是肯定买不到票的，只要托关系才能买到，而且很多人稍微觉得自己有点社会地位的，都不会去排队的，让他们和民工一起排几个小时的队，他们会觉得自己没面子。每年托的人都不少，方方面面的都有。每年这个时候，电话就响个不停，我都怕接电话，一接电话大多数就是托我买票的。我和他们说我有困难，他们都不相信，觉得我在摆架子，我没把他们当回事。帮他们办了，他们觉得对于我这个站领导是小事一桩，举手之劳，不帮他们办，就难免要得罪一些人。而且我们现在三令五申要求车站工作人员不能以票谋私，自己帮推不掉的人搞票，下面的人都看着，很难看的。现在媒体也很厉害，万一车站里面有人因为关系票被曝光，都吃不了兜着走。反正，每年春运运输、保障工作花精力、认真做就是，但人情这关是最烦、最难躲过去的。

这反映出人情的困境。当资源支配者碍于情面帮助对方的时候，他则不得不承受一定得损失：如果他拥有资源的所有权，那么则会遭受直接的损失；如果他只拥有资源的分配权，可能违背制度规定或公平法则而做出资源的非公正性分配，这可能遭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非议，甚至是正式制度的惩罚。^[17]总之，导致春运火车票分配不公正的原因是多方面、复杂的，归结起来可以集中到特定制度的安排与落实上。就中国当前存在的不公正现象而言，固然有制度安排不到位、不完善的原因，但更有各种人情因素以其极强的隐蔽性、高度的灵活性无所不在、错综复杂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以其温情脉脉的表现形式规避着制度的约束和法律的规制。这种无所不在、错综复杂的人情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在现实中将制度的包括法律的规制不同程度地纳入主观任意性的轨道，阻碍着制度的有效落实，从而成为社会公正的严重障碍。^[18]

2.面子

面子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或接触过中国人的人都能感受到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为此也引发了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对其进行定义和研究。比如，翟学伟认为“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来的认同性的心理和行为”。香港心理学家何友晖则认为，“面子是个人要求他人对自己表示尊重和顺从而得到的相应评价”。从西方学者的观点看，Christopher把面子定义为：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的综合评价，这种评价建立在对个人的内外部评价，以及个人对社会道德准则的坚持的基础上。Christopher认为，面子是个人自我限定的核心内容，它把个人与他们参与的社会结构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19]

人情同面子的相关性，使得我们很难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别，但这两个概念之间虽然存在着许多模糊地带，但各自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脸面是一个辐射性或推广性的概念，它的动力和行为方向都是以与相关的人共享为特征，即同光宗耀祖、光大门楣、沾光等心理和行为相联系。^[20]而人情的含义是一个排斥性、封闭性的概念，有交换或恩情关系才有人情关系，没有交换关系就没有人情关系，人情主要表现在资源的交换上。同时，人情交换的目的不是正面的评价，而是实惠和实质性的帮助，但是面子偏向于赋予交往关系以价值判断，面子是一种由于个人表现出来的形象类型而导致的能不能被他人看得起的心理和行为。平时多做人情，就有更大的面子，平时不讲人情，就很难有面子。尽管当今中国与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已经越来越多，但面子仍然是中国人心理深处处理人际关系、塑造自我形象的一个基本准则。尹丽等人做的一项中国和挪威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被调查者在一些问题上对丢面子的程度评定等级比挪威人普遍更高，程度更严重、感觉更强烈。^[21]

面子在中国文化的地位与意义突出，因此，“面子”对春运火车票的分配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个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面子”观对于掌握资源的人群的影响

由于正式制度的不完善，掌握春运火车票资源的人群在面子观的影响下，或多或少会将手中分配资源的权力用以满足面子需求或是增加自己的面子。

受访者21：以前，我只是铁路某边缘部门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在那个部门待了18年，根本没人理我，开同学会大家也想不起来叫我，因为你什么都不是。等调到客运，朋友就多起来了，哪儿的朋友都有。人就这么现实。可以说，被调到了客运部门，每年都有很多人托我买票，有人求我帮忙，自然也就有了面子。不是说我虚荣，这社会就是这样，我也没什么社会资本，也就这点资源，也只有春运这段时间显得有面子。

在这里，当请托者向资源支配者寻求帮助时，如果资源支配者不帮忙，不给面子，那么求助者就会觉得尊严受损，很没面子。他甚至可能在将来某个时机寻机报复，让对方也没面子。反过来，如果此时资源支配者做个顺水推舟，帮助求助者，这不仅使得对方很有面子，也为自己获取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双方都有面子。^[22]一般而言，面子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获得：一是处于高级的社会阶层；二是取得成就、积累影响力；三是家族威望、财富或力量。上面案例中的铁路客运部门工作人员，虽然不是位高权重的人，但是他或多或少拥有获取春运火车票这一紧俏产品的能力，这就使得他有了“面子”，因为作为一个需要他人认同的社会人，他自然会通过自己的渠道帮别人获取车票，从而维护他这点“面子”。

（2）“面子”观对于人们获取资源渠道和方式的影响

给面子、留点面子、要面子、看我的面子等诸多概念，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和日常交际的基本概念。面子也成为人们获取资源的一种资本，面子大小关乎个人或家庭的关系网络，关乎可获取资源的能力大小。中国社会是通过一套由面子和关系所构成的社会运行机制，它蕴含着中华文化社会心理的深层意象，其实际上已成为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潜规则”。春运火车票能给拥有资源分配权的人带来“面子”，而“面子”也能帮助社会资源丰富的人获取车票。

受访者22：大学四年和刚毕业那几年，每年春节前后都是我自己去排队买火车票，排十几个小时是经常的，好几次还只买到站票，火车上站18个小时回老家的。现在这几年我在机关工作，每回买票我都会到处托人找关系买票，说实话，找关系买票也很烦的，要欠人情，有时候还会有状况，也有买不到和买错的情况。但是我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和民工挤在一起排十几个小时的队了，不是我自以为是，也不是看不起民工，就是面子上过不去，而且这些年来真的有点习惯于找人办事，小孩上学托关系、到医院看病托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大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如果我去排队买票被人知道了，总是有些没面子的。

面子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某些时候，面子与个人掌握和运用社会关系网络获取资源的能力相联系，而在社会互动情境中的个人总是努力在他者心目中塑造对自我有利的公共形象，为此，会通过优先获取资源的方式来展现个人的能力和关系网络，这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有门路、有面子”。

受访者23：其实我和春运和铁路真没什么关系，但是因为我们区管辖区域里有一个火车站，就被硬套上关系了。去年春节前，我到市里开会，市里一个分管领导散会后特意叫住我让我帮忙买几张到南昌的火车票。当时正值年底条线工作评优，我也不好当面立即回绝，只好应承下来。回去后，我就硬着头皮打电话给火车站某领导，请他帮忙，他当场就婉言回绝我了，我也知道每年春运托他的人多，他也要权衡，我这种小领导自然面子不够大。但是市里领导那里还是要交代的，于是我就把这事和我的领导汇报了，请领导出面协调。随后，我领导再次打电话给那位领导，还是领导面子大，别人答应帮忙解决了。

面子有时候是与权力挂钩，面子大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有时候可以与权力的大小对等。所以在中国社会，人们习惯于把是否帮忙与是否给面子相联系，如果不帮忙就是“不给面子”，而且，不是事情本身好不好办或能不能办，而是要看是什么人的面子才决定办与否。当然，这不仅是根据个人自身的属性和他所能支配的资源来判定其权力的大小，这只是直接权力，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间接权力。这往往还涉及个体所属的社会关系网络，当其社会关系网络中有权有势的人越多，或其在这个社会网络中刚好出于“结构洞”的有利位置，那么他所拥有的权力则很大。相应的，也就更有“面子”。

3.人情和面子

在中国社会，人情和面子同权力的勾连是有差异的。人情是在报和欠的过程中获得的权力，是交换的结果，具有封闭性的特点，而面子是在关系的关联中获得的权力，可以是无交换发生的结果，但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之处是无论它们如何运作，其效果都是为了建立与他人的特殊关系。有时候，社会关系的建立不是单单人情或单单面子，而是人情和面子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在春运火车票的分配上亦是如此，人情和面子常常联合在一起影响资源分配。

受访者24：我家在哈尔滨，每年寒假都要回家，买火车票是最烦心的事，还好我有个学生的家长有点关系可以帮我拿到票。不过要买票的老师多了，这个家长也不是每个人都帮，我是每年他都帮我买的，因为我平时一直帮他孩子补课，要人家帮忙，自己平时也要做人情的。

人情是交换上的一对一的关系，人情的给予与回报是相互间实惠和实质性的帮助。而面子是赋予交往关系以价值判断。平时多做人情，就会有更大的面子，平时不讲人情、不近人情，别人就不会给面子。

受访者25：前几年春运火车票我都会托一个铁路旅行社的经理帮忙，其实我和他不认识，是我的一个在交通部门工作的老乡介绍我去找他的。每次去找他帮忙之前，我老乡先打电话给他打过招呼。看在我老乡的面子上，他虽然每次都要强调春运火车票很难买，但还是会挺上心帮我办的，每次都基本能搞到票，没有卧铺也会有硬座。

在上面的案例中，访谈者、他老乡与旅行社的经理之间，访谈者与他老乡有人情关系，他老乡与旅行社经理之间有人情关系，访谈者与旅行社经理之间没有人情关系，但是在诸如帮忙买票等社会活动中，访谈者与旅行社经理之间却建立了人情关系，这是因为面子在中间起了连接的作用。访谈者如果直接找旅行社经理“看在我的面子上”，旅行社经理通常不会给他面子，即便访谈者提供实惠的交换。但是如果访谈者对旅行社经理说“看在我老乡某人的面子上”，旅行社经理就会因为要给访谈者老乡面子而给访谈者面子，也就是帮他想办法弄到票。这就是人情与面子的合力，以及面子的网络性和可转借性。

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通过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在人情面子的影响下，原用于老弱病残孕、机要交通等用途的预留票，现在很大一部分的用途是关系票，这些关系票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就是人情面子运作的资源，人际关系交换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