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即制度变迁引发了社会结构分化，结构分化带来了社会关系变革，社会关系变革又加剧了处于不同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中的个体获取社会资源能力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妨害到了他们在享受火车票这种公共产品时的正当权利。这种分析路径同样可运用于其他的“不足与不公”现象，如教育资源的不足与不公、卫生资源的不足与不公等等。
第五章 铁路春运之殇：不足抑或不公？
正如诺斯（Douglass C.North）所说：“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构成一个社会，或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1]同时，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以一个网络化、相互牵连的制度群的姿态出现的，“制度不是一个独立的、失去历史关联和社会环境的对象，而是一个包含着不同层次和类型，又错综复杂交互作用的、在历史中延续并与社会环境积极互动的客体”。[2]本书正是从制度主义和社会结构理论的视角出发，对春运“一票难求”的生成路径、结构性困境、正式制度的负外部性和非正式制度的嵌入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进而发现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交通运力不足的问题，而是在社会转型期，旧的制度体系向新的制度体系变迁的过程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下产生的社会问题。即制度变迁引发了社会结构分化，结构分化带来了社会关系变革，社会关系变革又加剧了处于不同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中的个体获取社会资源能力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妨害到了他们在享受火车票这种公共产品时的正当权利。这种分析路径同样可运用于其他的“不足与不公”现象，如教育资源的不足与不公、卫生资源的不足与不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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