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变革与分配不公

（三）社会关系变革与分配不公

1.社会关系变革与春运票源分配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90年代中期，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形成了新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并且结构分化越来越细，社会关系更加多元化。从春运的变迁上可以看出，过去结构的分化以城乡结构分化为主，个体在社会中的身份主要体现在城市或农村户口，以及单位归属上。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社会结构分化，各个社会阶层高度分化，比如知识分子分成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工人更是细分成了国有企业工人、三资企业的工人、乡镇企业工人、下岗工人和外来务工人员等。在这个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中，社会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过去社会关系主要呈现纵向化特征，权力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状态，家长的权力、单位组织的权力以及国家的权力是社会关系的主导。改革开放后，纵向社会关系仍然存在，只是不同程度的减弱了，与此同时，具有较强工具性的横向社会关系形成并壮大，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体现出市场化运作的特征。在春运资源的分配上，纵向性关联与横向性关联并存，春运的运力生产与配置主要是纵向性权力主导，以铁路部门的计划为指向；但在资源的分配过程中，纵向性关系与横向性关系交织使得公平规则难以建立。火车票资源的分配至今保留着纵向权力分配模式，但是横向性社会关系又密不可分的渗透其中，于是就容易导致拥有权力的个人或部门与其他市场主体发生横向关联，将所拥有的公共权力投入经济或关系运作中，继而产生分配不公的问题。

同时，在社会结构分化、社会关系变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利益主体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非常不同的。火车票分配中，强势群体一方，如春运售票的组织者、可以通过人情面子获取火车票的人群以及拥有或多或少关系网络的倒票“黄牛”，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社会关系网络不断壮大，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以农民工为主的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因缺少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而明显处于无力的状态。正如本研究在前面章节中论述的，各个社会阶层因拥有不同的社会关系，获取资源的途径、方式和难易程度均各异，形成实质性的社会不公。

2.阶层分化导致的公共资源分配不公

当然，绝对的分配公平是不可能存在的，广义上来说，生存资源和空间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获得较多利益或资源，别人就很可能失去一些利益和资源，于是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任何公共资源的分配存在配置不公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一问题没必要回避，关键是在于如何理解中国特有“关系”中的资源配置，社会关系变革背景下的资源分配，以及在配置过程中如何做到最大化的公平和如何深层次的认识资源配置不公平的原因从而有意识的控制它。

让我们再来看看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关系变革对教育资源分配的影响。据统计，城市重点高中，来自高阶层家庭的学生是低阶层的1.6倍，中上层家庭的孩子约62%进入重点中学，而低阶层家庭的孩子约60%在非重点学校。^[26]

而生活在城市的孩子与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之间的分配差异就更加的巨大。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一“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于2005年发布的研究也表明，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表5.1的数据明显的展现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之间的文化程度差别，农业人口中的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较高，而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主要集中在非农业人口中。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27]

表5.1　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文化程度所占比例的对比

由此可见，阶层的不同所产生的受教育机会的差异很大。教育公平首先体现为“教育机会的平等”，但公民的受教育机会受到了自己出身的限制，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之间、家庭之间的贫富差异导致了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教育机会公平，主要体现在对处于边缘化地位的群体的教育权利的关注和补偿。^[28]可事实上，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经济状况已严重地影响到了受教育机会，教育不公进一步扩大了社会阶层分化。

再看医疗卫生领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官方数据显示，在2003年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之前，中国享有医疗卫生保障的人只占15%，85%的人没有医疗卫生保障。这85%没有保障的人群中，主要就是处于社会贫困阶层的人。与此同时，一些特权阶层却过多的享受了医疗卫生资源。近年来，特需医疗、VIP病房等特需医疗服务纷纷在医院落地生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公立医院特需医疗占近10%。为此，国家专门对公立医院的特需服务设定了10%的上限。另外，国家还有一个庞大的高干特殊保健群体。这个高干医疗保健，更是耗费着社会巨大的医疗资源。在卫生系统内，一直设有专门的“保健委员会”或“保健办公室”，为领导干部的医疗服务。在《吉林省省直机关事业单位保健对象医疗保险管理办法》中，可以看到，保健对象被分为两级。一级保健对象是指正、副省级在职领导干部和退出领导岗位的正、副省级老同志（含享受同级待遇人员）；还包括在省工作的“两院”院士。二级保健对象是指正、副厅级在职领导干部；离、退休的正、副厅级老同志；原享受公费医疗特诊医疗待遇的部分处级干部和正高职称人员。而有些地方如甘肃和江苏，为了表示对优秀私人企业家的关怀，曾经把一些私人企业家也纳入享受高干医疗保健的行列。

从上述情况看，我们在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上同样可以看到阶层的分化，不同群体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占有、卫生服务的利用，有着明显的差异，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向特权阶层和富裕人群倾斜。

显而易见，中国公共资源分配不公平的原因之一，是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官本位思想、特权思想、等级观念。掌握社会公共资源的人对这些稀缺资源的过多占有，必然会造成对处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成员享受公共资源的权利的侵占。所以，公共资源，尤其是医疗卫生、教育等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产品，应该向社会公平的分配，面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而且对弱势群体更应设计出科学而更具人性的制度，向他们倾斜，改善他们的不利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