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分配权力导致的不平等

（一）再分配权力导致的不平等

1.铁路资源的再分配

再分配主要由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和公共政策手段进行硬性调节，分配的是社会公共产品，目的是主要用公正来解决结果不公平问题。再分配经济的不平等究竟反映在哪些方面？根据泽林尼的分析，再分配经济从形式上讲是平均主义，但在公共产品分配上是不平等的，因为再分配权力是不平等的，精英有再分配权力，一般民众没有，所以精英可以通过再分配权力享有干部特权，而一般民众则只能享用分配给他们的那很小的份额。因此，再分配的不平等其实就是权利的不平等，反映在结果上，是少数的特权阶层享有公共资源占有上的优先权和特权。^[29]比如，在春运火车票的分配上，计划经济时期，只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乘坐卧铺，购买车票也需要凭单位介绍信，以“单位人”的身份去获取。市场转型后，虽然买票分等级、凭证明等高度集中的配置手段早已不复存在，但是，长期以来，为了维护身份化的户籍—职业分层体系，国家通过制度构建给予行政—制度支持，从而在全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一种严格的制度区隔。在春运火车票分配问题上也不例外，制度区隔同样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预设了各阶层民众之间、时空之间以及部门与公众之间的差异，并形成了身份区隔、时空区隔和部门区隔。各个阶层获取票源的方式和途径有着一定的差别，预留票和优先购票等制度也为特权阶层提供了便利。

原铁路部的权力高度集中也影响了铁路的发展，抑制了铁路市场化的进程。原铁道部在纵向和横向上高度统一：纵向上，铁路是供、产、销一体，设备运用与维修一体，生产单位与后勤辅助单位一体。横向上，原铁道部对所有国有铁路实行统一调度指挥，对全路运输收入实行“统收、统支”。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各地方铁路局经营积极性很难提高。因为政企不分，造成原铁道部权力过于集中，各地方铁路局虽说是企业，实际上没有多少权力，给它多大的权力，完全取决于原铁道部，导致地方铁路局的积极性有限，市场空间也很有限。权力的高度集中也导致了铁路系统内部的权力寻租和腐败。

2.分配体制的扭曲源于权力集中

当前中国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根本上源于分配体制的扭曲，但分配体制为何会遭到扭曲呢？根本原因又在于——权力的过分集中。正是由于权力集中，导致社会监督和权力制衡的缺失，社会制度和分配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少数的强势者手中，他们往往会通过改革来维护和强化他们的既得利益。

以农村教育困境为例。当前农村教育还面临教师待遇没保障、教育收费不规范、教育负债无法偿还、办学条件亟须改善等种种困境，缺钱，是农村教育的症结。当前，义务教育实行的是“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但同样的管理体制下，县城的重点学校与农村的学校还是呈现两种不同截然不同的情形，在教育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配备上都相差巨大。在教育资源分配中，各配置主体按分级管理权限，根据各自拥有的职责范围，优先满足自身需求，将更多的投入和更优质的师资放在县城少数几个学校，人为地拉大了城镇与农村在办学条件上的差距。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导致农村的孩子得不到良好教育，“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不断加剧，导致了个体命运转型的停顿和社会阶层的固化。教育本来应该缩小社会阶层差距，可是现在却成为保持乃至扩大城乡、阶层差距的可怕的筛选机。农村医疗卫生资源贫乏亦是如此路径造成。

权力是责任的共生物，在拥有一定权力的同时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现实中往往是片面强调权力而忽视应有的责任，造成了权力与责任的严重割离。在教育、卫生等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与责任的割离现象很常见，如各级政府在对教育、卫生等领域的人、财、物、信息资源等进行分配和调整时表现出很大的人为性、随意性特征，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甚至无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制度设计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对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的检查和评估机制，给推卸责任留下了空间。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起对行政权力的问责机制，政府在分配社会资源的时候，它就不可能遵循效率原则，也不可能遵循公平原则，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只会追求自己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权力的垄断和不受制约，是导致资源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

抑制权力过度集中导致的不平等，需要用市场机制来纠正，那么就需要改革来推动。但是，也正是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及改革方向和制度设计都是由那些拥有权力的当政者所主导，因而改革的结果往往不会削弱而只会加强这些权势者的利益。事实上，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就显示，在城乡居民对近十年来获益最多群体的综合排序中，官员以29.2%的最高票选成为居民印象中最获利的群体，演艺人员获得20.2%票数，私营业主获得17.7%票数，分列第二和第三位，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分别获得16.1%和14.1%的得票，位列最后三位的是农民、工人和农民工，他们分别仅获得1.3%、0.9%和0.5%的微量得票，被城乡居民视为改革收益最少的群体。^[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