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形成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形成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_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卷

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形成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都　阳

一、引言

从历史的长河来观察，人口的消长往往和文明的兴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口变动、技术变迁和收入变化也成为经济史学家考察各个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主要维度(Habakkuk and Postan，1965)。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人口变量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不尽相同。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社会，人均收入的增长总是受到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的制约，因此，人类社会很难突破马尔萨斯陷阱。工业革命时期，不断的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技术变革，使得人均收入的长期、持续增长成为可能。由此，人口变量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人口数量决定了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并进而影响经济的技术结构，而人均产出的增加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刺激人口增加，相反，生育率下降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普遍趋势。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的人口形势的国家，人口问题很自然的成为长期发展所必须考量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人口转变并不纯粹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独特的人口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实行严格的生育政策几乎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同步。由于改革开放以前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人口的不断增长几乎使中国再次面临马尔萨斯陷阱的制约。因此，从调整发展战略的角度考量，一方面需要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改善激励机制等方式尽快提高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很直观的经验判断，需要通过控制人口总量来实现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于是，人口总量控制成为中国严格的生育政策的出发点及该政策延续至今的主要依据。

在同时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生育率下降之后，人口问题又一次受到人们的关注。^[1]与改革开放之初不同，以下几个基本事实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人口问题对未来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①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水平。尽管对于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水平的具体数值仍然存在争议，但中国进入低生育率水平却是不争的事实。②人口结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开始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和经济发展之间联系的关注。总人口中学龄人口比例的变化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蔡昉等，2002)，人口红利和养老体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王德文等，2004)等成为学者们探讨的重要课题。③人口总量一度被指责为束缚中国经济发展的羁绊，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却表明，丰富的劳动力是促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事实不仅和上个世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类似(Young，1995; Bauer，1990)，也为我们思考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视角。

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犹如工业革命对西方世界产生的影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跳出马尔萨斯陷阱后，我们也需要重新审视人口变量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这其中，两类问题的分析尤其重要:其一，人口政策在人口转变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其二，当前的人口变动趋势，又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将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所在。

之所以要对生育政策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角色进行讨论，是因为我们需要澄清中国人口转变的真正动因主要是来自于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还是主要得益于生育政策的调整。政策制定者对于生育政策的作用往往存在这样的假设:人口转变可以通过执行严格的生育政策实现，因此，可以通过政策的调整来调控人口的数量和结构。由于政策是可控的，人口特征也是可控的。但是，由于中国的生育率下降、经济增长和生育政策是同步发生的。如果人均产出的增加对生育率下降存在着比较大的贡献，那么就意味着未来的政策调整可能只对人口结果起有限的作用。就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人口增长产生的作用利弊共存。这一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承认(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Oded和Weil(2000)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构建了系统解释不同时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如果仅仅以消极的态度去观察人口增长，并以其主导人口政策，可能会产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政策。而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有赖于经验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希望从经验的角度回答这两个问题。

在本节以后，文章的内容将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第二节简要回顾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第三节用分省的时间序列资料对经济增长和生育率下降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经验研究;第四节进一步对人口转变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第五节是对政策的讨论和文章的总结。

二、中国的人口转变

图1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人口转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

图1展示了1949～2002年中国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的基本事实。从该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和快速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粗死亡率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而出生率水平的下降则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在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之后，出生率经历了短暂的增长，随即开始下降，到70年代末才停止。生育率的第二次持续下降开始于1987年，随后生育率下降的势头一直维持到现在。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改革，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指数的增长速度也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2002年根据可比价格(1952年价格)计算的人均GDP指数是1952年的18倍。经济发展和出生率变动明显呈现出一个剪刀差格局。

图2　城乡总和生育率变化对比

资料来源:人口信息中心(1993)。

图2描绘了城乡之间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的变化情况。^[2]从该图我们可以看出，人口转变在城乡之间虽然保持着大致相同的趋势，但除了个别年度，二者的生育率水平始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3]可见，在中国实行严格的生育政策以前，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如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已经开始对生育率的下降产生作用。

在新近的研究中，Hussain(2002)对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他指出，中国近年来的人口转变不仅体现在总量变化，还在于一系列结构特征已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例如，抚养人口的比例和构成，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以及家庭的规模和构成等。Hussain提出的这些人口转变中的结构特点，也正是当前中国人口学界和经济学界广泛讨论的话题。关于生育率下降的事实，姑且不论其对近20年来快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Lavely和Freedman(1990)指出，早在中国大规模实施严格的生育计划之前，生育率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他们认为，受教育水平的增加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导致这一时期城乡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但由于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和政府的生育政策初衷是一致的，一些政府研究报告(国家计生委，2000)更倾向于认为，生育政策是推动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并推断“计划生育生育政策使中国少出生了25亿人口”。

表1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3)。

我们姑且不论造成人口转变的主要因素以及人口政策在其中的角色，而将这一讨论留到以后的经验分析之中。在此，我们强调一下人口转变所产生的基本事实。首先，较之于其他很多国家，中国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实现了低生育率水平(Heuveline，1999);其次，正如Hussain所指出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正在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影响的角度和层面也逐渐丰富。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年龄人口在不断增加，到2000年已经占总人口的70.2%，而少儿人口和老龄人口则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总抚养比处于下降的趋势。

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老龄人口比重是人们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前者关系到劳动力供给的数量问题，后者则和养老负担情况有关系。表1所显示的趋势已经表明，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在不断增加，但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也日益明显。根据预测，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劳动年龄组的人口比重还将继续增加，到2010年左右达到最高值71.5%。但从劳动年龄组的内部结构看，也存在逐渐老化的趋势:如果我们将该组别细分为四个小组: 15～24岁、25～39岁、40～54岁和55～64岁组，从2000年到2015年，40～54岁组和55～64岁组的人口处于上升趋势，而25～39岁组明显下降，15～24岁组略有下降，如图3。

图3　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变化

如前所述，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总量增长和结构特征都是由于生育率水平下降所引起的。因此，在中国实行严格的生育政策和快速经济增长同步的情况下，进一步分析生育率变化的原因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三、经济增长和生育率变化的互动关系

关于生育率的决定因素，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有很多论述，但两者的出发点存在着根本的差异。Olson(1994)认为，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最显著的差别在于“最优化行为能否改变人口变量”:人口学家倾向于认为决定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是和生育力相关联的，而经济学家则更倾向于认为生育行为是人的选择过程。Leibenstein(1957)与Becker(1960)是生育率经济学的开创者。他们将消费者行为理论用于对养育子女的经济学解释:子女被看做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而生育行为则被看做是消费者对子女需求的反应。但正如Esterlin(1975)所指出的，“当注意力更集中于人口生产过程时，一些社会学概念就会受到更大程度的认可，如自然生育率以及一些真实世界的条件。此时，通常的需求分析可能就难以应用”。尽管关于生育率决定因素的研究浩如烟海，但Esterlin所指出的以下几类因素可以被看做是关于这一问题最言简意赅的总结。①父母对子女的需求:如果生育控制是没有成本的，父母想要的成活子女数;②生育子女的潜在能力:如果父母不有意限制生育，所能养育的子女数;③生育控制的成本:包括主观(心理)成本和客观成本(学习和使用特定技术花费的时间和金钱)。

“家庭生产函数”(Schultz，1973)和“全收入”(Becker，1965)为通过需求理论进一步理解生育率决定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随着父母工资率的上升，家庭的全收入会增加，相应地养育子女付出的时间成本会增加，从而抑制父母对子女数量的需求。由此看来，中国1978年以后的快速经济增长，可能会自发地形成抑制生育率水平的效果。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早在20世纪90年代，Johnson(1994)就提出，中国通过制度和政策设计，在满足人们生育意愿的情况下，也可以维持低生育水平。

为了分析经济增长和TFR变化之间互动关系，我们用以下联立方程系统，来考察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在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

在第一个方程中，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的增长率，解释变量分别为投资占GDP的比重，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总和生育率等。我们认为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以外，生育率水平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同时，在第二个方程中我们认为影响生育率水平的因素有三类:生育政策(政策作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均GDP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由于两个方程的扰动项相互影响，我们使用3SLS估计上述联立方程系统。

该模型使用的生育政策数据来自于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其他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生育政策是指各年度实施各种计划生育手术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它是反映生育政策力度比较理想的变量，也是研究类似问题较为独特的变量。为了更清晰地观察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影响的差异，我们将1978～1998年划分为两个时段:1978～1989年以及1990～1998年。^[4]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经济增长和TFR变动的3SLS回归结果

我们先看全部样本的回归情况。从总体情况看，生育政策在生育率变动中的作用逐渐下降，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受教育水平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表2的最后一列表明，生育政策虽然对TFR下降有作用，但在统计上已不显著。相反，人均GDP和教育水平都处于统计显著水平。分时段的回归结果则可以使生育率的不同决定因子，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得到更加明确的反映，1978～1989年的回归结果表明，生育政策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但其间人均GDP水平的上升和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样对生育率下降产生了显著影响;1990～1998年的回归结果则反映出生育政策的边际影响几尽消失，教育水平和人均产出水平的增加在生育率变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我们还可以通过另一个角度来观察经济发展对生育率水平的影响，即利用全国加总的出生率、死亡率时间序列数据，来观察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Whine garden和Wheeler(1992)利用下面的模型分析了几个西欧国家在人口转变时，出生率、死亡率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表3　出生率和死亡率的3SLS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的数据为t值;“－”表示无此项。

该模型涉及滞后的被解释变量，在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的动态模型时，需要首先决定合适的滞后期，即上面两个式子的J、K、L、M、P、Q和R的具体数值。确定滞后期的方法有两种。其一，先确立一个较长的滞后期，然后逐渐缩短滞后期，并分别估计每一个方程，比较相应的估计参数。可以在各个方程的估计结果中选择调整后的R²最大的估计式，也可以选择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或SC(Schwartz’s information)值最小者。其二，基于某一个滞后期对此前的各期做一系列的F检验，直到各个系数的联合检验值拒绝零假设为止。根据F检验，对中国1952～2002年数据的滞后期进行选择，得到的具体的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5)式的右边变量包括滞后1期和2期的生育率，滞后1期和2期的死亡率，滞后1期的人均GDP水平及其平方项，时间趋势变量;(6)式的右边变量包括4个滞后期的生育率和5个滞后期的死亡率，当期的GDP，时间趋势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该回归结果显示，人均收入水平增加对出生率的下降有负面效果，可见全国加总的时间序列数据同样支持“经济增长对生育率下降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结论。同时，该回归结果还表明，经济发展对人口转变的其他方面也会产生影响。例如，人均收入的上升也导致了死亡率的下降。

四、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考察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本文利用分省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与Kelley和Schmidt(1995)的跨国研究类似，本文主要利用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 model，FEM)进行回归分析。一般情况下，当样本占总体的比例比较高的情况下，固定效果模型要优于随机效果模型(Hsiao，2003)。通过使用固定效果模型，我们可以控制不可观测、但不随时间变动的因素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由于本文使用的资料包含了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占中国省级单位的绝大多数，因此，固定效果模型成为本文分析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本方法。

表4　1952～2000年分省时间序列的FEM回归

注:交叉项1=人口增长率×人均GDP，交叉项2=出生率×人均GDP，交叉项3=TFR×人均GDP，文叉项4=滞后的出生率×人均GDP，交叉项5=滞后的TFR×人均GDP，交叉项6=粗死亡率×人均GDP;括号中的数据为据t值;西藏、重庆和海南三个省(市、区)由于资料不全，没有包括在回归方程中;“－”表示无此项。

回归结果见表4，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的增长率，四列分别为根据不同情况构造的回归模型。从回归的结果看，如果不控制人力资本因素，不同省(市、自治区)之间并不存在经济增长的趋同，这与以前其他研究(蔡昉、都阳，2000)的观察也是一致的。第一列仅仅包含期初的收入、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等指标。在该回归方程中，我们无法观察到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第二列包含了出生率和死亡率等指标，其影响结果也不明显。但是，当我们在模型中包含了滞后15年的出生率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如第三列所示，即期的出生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新生人口是资源的净消费者。这一点，与Kelley和Schmidt(1995)的研究结果类似。而滞后的出生率则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滞后15年的出生率实际上反映的是新增劳动力的情况，也就是说，从总体上看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与其他研究(王德文等，2004)关于“人口红利”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认识也是一致的。当我们如第四列用TFR替换出生率，新增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依然明显。

从表4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初步的判断:出生率稀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从而阻碍经济增长的情况在中国虽然存在，但效果不甚明显;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非常明显。为了更进一步分析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我们对表4中第三列的模型按不同时期进行截面分析，其结果列在表5中。表5的后面四列是10年人均GDP增长率对期初人均GDP对数和其他变量平均值的回归，第一列则是四个时间数据的混合回归。先看一看出生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时间变化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率增加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消极影响，因此，80年代初开始的控制生育的政策很容易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但出生率的负面影响在80年代和90年代已不再明显，在表5中已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和第三部分的分析结果相吻合。同时，新增劳动力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很有意义，滞后的出生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都不显著，但到了80年代这种作用开始显现。90年代滞后的出生率为负，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在90年代的回归方程中，滞后的出生率和人均GDP的交叉项的系数也处于统计显著水平上，因此，将两个变量结合起来看，滞后的出生率仍然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5]

根据上述计量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近50年来人口因素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如下特征。首先，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动态的。例如，新增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比较明显，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其影响在近年来已经不再显著。其次，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例如，从80年代开始，新增劳动力的增加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另外，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扩大也使得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差异。在不同时期的经验分析中，人均GDP与人口因素的交叉变量在90年代都很显著得说明了这一点。

表5　1960～2000年分阶段的截面回归

注:括号中的数据为t值;西藏、重庆和海南三个省(市、区)由于资料不全，没有包括在回归方程中。

五、政策讨论和结论

本文利用丰富的数据对人口转变、生育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由于在研究中使用了反映计划生育政策的变量，因此，本文的计量经济分析结果可以更好地识别生育政策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这样我们可以更直接地观察发生在同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对中国人口转变所产生的作用。根据本文的经验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中国的人口转变是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的前10年，生育政策、人均GDP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三种力量都对生育率的急剧下降有明显作用;但在随后的10年里，生育政策的边际效果几乎消失，后两者的作用则依然存在。这表明，如果人口政策仍然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话，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效果已经可以替代生育政策的作用。另外，如果过高地估计生育政策在现行社会经济条件下对生育率的影响，则有可能错误地判断政策调控人口形势的可能性。

其次，人口转变的结果既包括人口总量增长放缓，也包括人口结构的变化，两者都已经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本文的计量经济分析表明，生育率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已经不复存在，人口总量也不应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的依据。相反，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引起重视。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已经表明，人口转变和经济成长同时发生时，将会在某些阶段出现熟练工人的短缺和工资上涨的情况。估计中国生育率变化带来的队列效果，将有助于应对劳动力供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因此，以上的经验研究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生产率水平足以超越马尔萨斯陷阱的情况下，如果继续仅仅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可能会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带来损害。而人口结构方面的不利影响，则更有可能加深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

另外，分析表明中国的人口形势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两者不仅相互决定，而且相互作用的方式和路径也较改革开放以前更加复杂。因此，人口发展政策也不可能继续保持单一和纯粹的目标，充分考虑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变化对长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将是对人口政策调整的重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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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世界经济》2005年第12期)

【注释】

[1]最近，中央和诸多地方政府组织专家，在全国和部分省份就未来人口发展战略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研究。这些活动本身就是对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关注的最直接的反映。

[2]总和生育率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合成指标，也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

[3]生育更替水平是指同一批妇女生育女儿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发达国家的更替水平的TFR为2.1，发展中国家略高。

[4]由于1998年以后，TFR的变化已不再明显，很难观察到差异性，所以我们使用1978～1998年这20年的数据。这20年恰好是中国经济增长、生育率变动和生育政策执行最明显的时期。

[5]此时，需要观察增长率对滞后的出生率的偏微分，即=0.0001y－0.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