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与劳动就业的发展趋势
我国人口与劳动就业的发展趋势[1]
李 辰
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人口与劳动就业问题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人口目前已超过10亿，社会劳动者已近5亿。将人口与劳动就业联系起来研究，对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对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实现2000年的宏伟战略目标，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
预测我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不仅要根据现有人口状况以及可以预计到的变化规律，而且要考虑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对人口再生产过程的影响。鉴于目前我国人口数量大，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且有较强的增长势能，人口城乡结构比较落后，人口密度高，分布不够合理，因此，我们对各种预测方案和控制目标的选择，既要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又要防止严重的人口老化，使人口发展逐步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条件。
基于上述种种考虑，我们假定总生育率在20世纪内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下一个世纪初呈上升的趋势，在2010年回升到2.10的替换水平，即逐步达到人口年龄结构合理化，过渡到稳定人口或静止人口。由于人口发展变动具有明显的累进性质，在人口控制目标的时间选择上，不能只局限在本世纪内，而需要了解更长一些时期变动趋势。因此，我们在预测人口发展趋势的低、中、高方案时，均将时间延伸到2070年。
未来人口控制的具体目标的预测方法，是采用模型生命表法。预测的基础数据，如人口的年龄结构，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人口年龄别死亡率等均来自1982年人口普查和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经计算，低位、中位、高位预测结果如表1、2、3所示。
表1 低位预测(1985～2070年)
表2 中位预测(1985～2070年)
表3 高位预测(1985～2070年)
从表1、2、3可以看出，低位预测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最为理想，符合2000年全国人口控制在12亿的要求。分阶段看，1985年人口总数不超过10.5亿，1990年不超过11.0亿，1995年不超过11.6亿，实现这个要求，出生人数需从1983年的1900多万减少到1985年的1700多万，1990年和1995年的l800多万，2000年的1700多万;出生率需从1983年的18.6‰下降到1985年的16.3‰，1990年的16.5‰，1995年的16.1‰，2000年的14.1‰，自然增长人数在1995年以前必须保持在1000万左右，不能超过很多，而l996～2000年间只能保持在900万左右;自然增长率1985～1995年需保持在1.0%以内，1996～2000年则必须保持在0.8%以内。从总的变动情况看，使出生人数和出生率、自然增长人数和自然增长率下降，必须确保总和生育率能够在1985年下降到1.80，1990年下降到1.60，1995年下降到1.50，1985～2000年全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不能超过0.95%，20世纪末全国人口可望控制在12亿。
按1985年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全国出生率17.8‰，死亡率6.6‰，自然增长率11.2‰，总人口为104532万人，基本上同我们低位预测相一致。但是，必须看到，近3年总和生育率每年递降0.10，主要是受1958～1961年生育低谷的影响，若保持今后十多年中生育率继续有所下降，达到预期目标困难还是相当大的，有突破低位预测达到中位预测的可能，具体分析主要是:
第一，生育率继续下降余地变小。出生率由1975年的23.01‰下降到1985年的17.8‰，自然增长率由15.69‰下降到11.2‰(1984年为10.8‰)，其中城市出生率已由1975年的14.71‰下降到1985年的14.02‰，自然增长率由9.32‰降为8.06‰，显然今后继续下降的余地变得狭小了。
第二，育龄妇女人数增多。受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生育高潮而形成的育龄妇女年龄变动的影响，1986年以后至90年代中期形成一个潜在的生育高潮期。平均每年新增加育龄妇女在1100万左右，比以往任何时期人数都多。因而，即使生育率继续有所下降，但每年出生人口数和净增人口却不一定减少，甚至有可能增加，造成人口总数继续增长。
第三，人口城乡结构比较落后。乡村人口在1982年占总人口的79%;由于1984年以后建镇标准的调整，市镇人口增加较快，而乡村人口仍占68%。乡村人口生育率远较城市为高。1985年全国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而县(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为1.25%，县比市高出1/3。当前尤其值得提出的，农村放宽经济政策后，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又恢复了生产的职能，家庭对男性劳动力的全面需求强烈了，稍大一些家庭又有了存在的经济基础，从而刺激了生育，给控制人口增加了一定的困难。
此外，人口文化素质比较低。在1982年的育龄妇女中，文盲、半文盲及小学文化程度者占67%以上，具有大专水平者仅占0.45%。生育率的高低同文化程度高低成反比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表明，我国40岁妇女组每一个文盲平均生育子女数为4.7，小学程度为4.1，初中3.4，高中为2.7，大学为2.0;50岁妇女组每一个文盲平均生育子女数为5.9，小学程度为4.8，初中为3.7，高中为2.8，大学为2.1。在20世纪内普遍提高妇女文化水平，并达到一定程度，困难是不小的。
上述种种情况都增加了人口控制的困难，这在估量未来人口发展时应予足够的重视。
中位预测和高位预测总和生育率和出生率下降的速度要比低位方案缓慢得多。中位预测总和生育率由1985年的2.10下降到2000年的1.60，出生率由19.0‰下降到14.5‰;高位预测总和生育率由1985年的2.50下降到2000年的1.70，出生率由22.5‰下降到15.1‰。中位预测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5%，相当于198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位预测介于1982～l983年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然而，1959～1962年生育低潮期间出生的妇女，到1982年～1986年正处在生育最高峰值年龄，人口增长率自然比较低。而1963～1972年生育高潮期间出生的育龄妇女到1987年以后进入生育最高峰值年龄，人口增长率自然比较高，要降低困难很多。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实现低位预测方案面临的困难很大，中位预测困难相对要少一些，高位预测应尽力防止出现。争取实现2000年全国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以不突破中位预测方案。
二、对未来劳动力供给数量的预测
2000年以前我国劳动力的供给数量，主要取决于1985年以前出生人口的数量、年龄结构以及劳动适龄人口中能够也愿意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口数及其变化情况。
根据上述人口的中位预测方案，15～64岁经济生产年龄人口1985、1990、2000年将分别达到63256万、76543万，85321万。按我国目前规定男性16～59岁、女性16～54岁为劳动年龄人口，照此口径，劳动年龄人口在1985、1990、2000年分别达到58642万、67300万、76716万人。根据有关资料，由于在校学习、无力和自愿不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口数，目前在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比例，大约不超过10%。由于科学的进步和医疗卫生的改善、人均收入的提高等因素，今后5年不从事社会劳动的比例将提高l%。这样我们测算出今后的劳动供给人口数如表4所示。
表4 1985～2000年劳动供给人口预测数(单位:万人)
从表4所列的数字中可以看到，从目前到1990年每年将有1700万左右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新增劳动力近1400万人;1990年以后每年进入劳动年龄人口亦近千万，新增劳动力也有700多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和新增劳动力，维持在这么高的水平，这么长的时间，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那么，未来劳动就业发展状况如何呢?未来劳动就业发展状况是与国民经济宏观发展趋势密切相关的，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领域，为简便起见，这里仅就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作为目标函数，计算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
1980年党的十二大会议上提出了到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年平均增长7.2%，根据推算，同期的国民收入平均每年递增为6.5%，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平均年递增5.6%。1980年社会劳动者平均创造的国民收入为880元。根据消费水平增长的速度，到本世纪末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能低于5%。如劳动生产率按每年增长5%计算，到2000年国民收入为12984亿元，届时需要的社会劳动者5.56亿，(平均创造国民收入为2335元)而到2000年经济活动年龄人口为8.6亿，劳动年龄人口为7.67亿，除去由于各种原因不参加社会劳动的，要求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供给人口至少不低于6.8亿。这样就会有1.24亿人不能参加社会劳动。再从就业增长弹性的角度分析(联合国的一些学者将产值增长所造成的就业增长称之为就业增长弹性)，我国1949～1980年这一弹性为0.287，即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每增长l%，能使就业人数(指社会劳动者)增加0.287%。很明白，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7.2%，社会劳动者每年递增2.066%，按照这一速度，到2000年社会劳动者人数将达6.3亿，与2000年的劳动供给人数6.8亿相差甚大。因此，我们认为，按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7.2%的速度，保证不了劳动年龄人口充分就业。
但是，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不断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理顺各种经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施行的经济政策不同，对未来的就业状况也就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以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为目标函数，在人口中位预测的人口数的基础上，以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为中心，寻找出政策变量参数，以1982年的实际数为基数，计算得出三种未来的劳动就业的图像。经过分析比较，认为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模型如下:
这种模式的政策内容是:①所有制方式:今后发展起来的企业除大、中型以外，一般采取集体所有制形式，建立一个全民、集体、个体、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有机体。②采取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作为国民经济的运行体制，在充分尊重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各种宏观调节手段，其中包括审慎地使用行政手段。③逐步放宽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限制。④产业结构:把工业和第三产业同时作为发展的重点，尽可能快地减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根据这种政策变量的设想，然后将资金利用率、劳动者平均收入水平、资金产值率，工资产值率、劳动者平均固定资产水平、劳动者平均产值等(每一项指标都有一组向量)主要参数，结合工、农、建筑、交通运输、第三产业(科教文卫、政府部门等除外)部门的数值起始数据，运用35年的回归数，通过计量模型，得出的主要发展指标如表5所示。
表5 我国未来劳动就业和经济发展情况
续表
从表5中，我们将看到:
1.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较快。从1981～2000年社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9%，到2000年社会总产值为38662亿元，是1980年8531亿元的4.53倍，超过翻两番的目标。
2.产业结构有较大变化。工业产值的比重从1981年的56.6%上升到2000年的66.6%，农业产值比重则由27.2%下降到14.8%，建筑业由8.1%上升为9.0%，交通运输由2.6%上升为3.3%，商业、服务业由5.5%上升为6.3%。
3.就业人数增长较快，1982～2000年社会劳动者平均每年增长2.2%，其中工业部门就业人数由1982年近6000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13837万人;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在1990年前绝对数略有下降，每年大约下降1%，1990年后又略有回升，每年大致上升0.3%，到2000年时绝对数与1982年的人数基本持平;建筑业就业人数从1982年的850万人到2000年增加到1005万人;商业、服务业就业人数从1982年的1820万人到2000年增加到6414万人，其他则由2753万人增加到8286万人。届时全社会就业人数将达到65756万人。
4.就业结构有较大变化。工业的就业比重从1982年的13.2%上升到2000年的22%，农业的就业比重则从71.6%下降为51.0%，建筑业从3%上升到4.5%，交通运输业从1.9%上升到2.8%，商业、服务业从4.1%上升到9.7%，其他部门就业比重从6.2%上升到10%。这样，到2000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1982年的71.6%下降到51%;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由1982年的16.3%上升到26.5%;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由1982年的12.1%上升到25.5%。
5.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1982～2000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为6%，其中，工业由于就业人数增长较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4%，而商业，服务业则由1%上升到1.5%。
6.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入城市。预计到2000年时，城镇的劳动力所占比重由1982年的23.5%上升到43.1%，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则从76.5%下降为56.9%，而在农村劳动力中，基本不从事农业劳动者占5.9%，即有3800多万人，从事乡镇工业生产。
7.待业和潜在待业人员数量不大。这里指的待业人员泛指城乡未就业者，潜在待业人员一般指工业企业中的冗员、农村剩余劳动力。到2000年时这两种人仅为986万人。可以说，已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需要指出的是，在1990年这类人员还有7000多万人，其中40%分布在城市。这是在安置就业中应密切重视的问题。
上述各点，经过这几年的实践证明，基本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发展的趋势，前景是乐观的。
三、当前人口和就业方面值得重视的问题
从以上对人口发展和劳动就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中可以看出，我国人口问题既是一个严重问题，又是一个长期问题。劳动就业的形势也是如此。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对人口和就业问题应给予重视，切不可将其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当前较紧迫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人口的数量控制问题。
近一两年出生率显著上升。1984年全国出生率为17.50‰，1985年上升为17.80‰，1986年又上升为20.77‰。去年我们到重庆市和苏州市调查，重庆市、苏州市1985年出生率分别由1984年的9.8‰、6.42‰上升到13.23‰、10.37‰。去年第一季度重庆市出生39000多人，比前年同期增加13000多人，约增长50%;苏州市前年第一季度出生14115人，比前年同期增加6752人，增长了109%。这两个市都将控制农村人口放在第一位，开口照顾生二胎较晚、照顾面较小，或还没开新口子。人口出现快速增长，其他地区也会有类似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在人口死亡率较稳定的情况下，必然导致总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这不仅影响当前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增长速度，妨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大求学就业的困难，而且对经济体制改革不利，给控制人口留下隐患。据国外专家计算，一个国家的人口每年增加1%，经济增长速度就要降低1%;人口增长1%，要保持生活水平不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就得保持在4%以上的水平。我国每年增产的粮、棉、油、住宅等被新增加人口抵消的数量比重很大。
人口发展具有长期和累进的性质。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口问题，至少要解决一代人(25年左右)的生育控制。我国从70年代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到本世纪末，刚好是一代人的人口再生产周期。现已时间过半，前半个周期控制的很有成效，今后十几年，又要经历一个新的高峰期，如能控制得好，则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控制不好，则可能事倍功半。所以，本世纪内余下的时间，是人口控制的关键时期，切勿失去警觉，有所放松。
为实现本世纪末人口控制目标，根据中位预测方案，我们认为仍需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一办法虽不够理想，但利大于弊。我们面临的抉择是:我们这一代一部分人少生一个，子孙后代就好过一些;还是生二个，我们这一代好过一些，而子孙后代背着更沉重的人口包袱?恐怕前者才是我们全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当然，1980年确定12亿目标时，总和生育率是按1.7计算的，并不要求全部只生一个。如按目前计划生育政策，不再开新口子，堵住无计划生育的口子，实现上述人口控制目标仍有希望。
(二)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
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人力资源占有巨大的优势。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进入劳动年龄必然要进行各项生产活动，以获取生存手段。按预测，我国1981年16～60岁(55岁)的劳动力人口有5.6亿多，2000年时将增至7.6亿多。充分利用如此巨大的人力资源，变我国人口多的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充分发挥人的生产者的作用是关键。如何充分加以利用，最主要的是充分就业。但是，从目前的经济实力看，要做到这一点困难很大。首先，资金不足。目前重工业部门新增一名工人平均要增加固定资产1万元，轻工业部门为5000元。若安排全社会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则需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将超出我国国民经济的负荷能力。看来实现充分就业的出路，不仅国家每年保持一定数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而且应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闲散资金，兴办一些投资少、劳动密集的行业，如日用品轻工业、手工业、各种服务业、修理业等，并向农、林，牧、副、渔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目前，从农业中脱离出来的劳动力多达5000万人左右，预计2000年时可达2亿人，如不及时转移到非农业生产部门，不但导致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而且社会劳动生产率不可能有较大的提高。因此，我们认为，应改变城市人口和就业结构，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城市化建设。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密切相关的。尽管我国在农村用“离土不离乡”的办法办起乡村工业、吸收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但从世界工业化最一般的特征来看，完全在分散的乡村搞工业化，很难获得较高的规模效益。因此，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应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工业;另一方面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资金，及时引导到小城镇建设上来，发挥工业相对集中的规模效益。1982年全国有2664个镇，共有人口6216万人，平均每个镇有人口2.33万人，其中2～8万人的上千个，将来扩大到50000人就可容纳7000多万人;另外，全国约有五万个乡，以乡为中心，发展成为3～5千人的小镇，兴办一些为周围群众服务的小工业、手工业和服务业，可容纳1.5～2.5亿人。这样不仅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致造成大城市的过分膨胀，而且对实现农村现代化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人口和就业与改革协调发展
未来四五十年内，人口与就业方面将出现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改革对此应予关注。
1.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由年轻型(增长型)向成年型(稳定型)过渡，老年人口比重逐步上升。按照中位预测，老年人口比重1985年为5.1%，1990年上升到5.6%，1995年、2000年分别上升到6.2%、6.9%。这一趋势将对改革和整个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带来新的问题。诸如改革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婚姻和家庭关系，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孤寡老人户增多，传统的养老方式受到威胁，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亟须提到议事日程。
2.经济年龄人口猛增的趋势。受目前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在人口达到老年型之前，首先经历一段生产年龄人口激增的时期。预计15～64岁人口将从1985年的6.83亿上升到1990年的7.65亿，1995年的8.17亿，2000年的8.85亿左右。为适应这种情况，包括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在内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应在注重经济效益、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重视生产年龄人口猛增、就业压力继续增大的态势，制定出二者兼备的超前改革方案。
3.人口城市化发展趋势。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城市化将大大加快。这对我国传统的人口城市化模式即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应该肯定，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应注意人口城市化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对大、中、小城市比例的客观要求，绝对的控制和绝对的发展都不利于改革的深入发展。如搞活、开放，必然带来人口的流动。目前，人口的流向是城市周围人口向城市流动;边远地区向城市近郊流动。据1982年人口普查，常住本地一年以上，户口在外的长期流动人口有650万人以上，其中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的长期流动人口分别为13万人、10万人、20万人，黑龙江省达54万人、河南省达43万人以上。这些流动人口中，对当地生产和生活服务起着不小的辅助作用。再如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划分，只以吃商品粮为唯一标准，不仅给统计上确切反映从事各项事业的劳动者人数带来困难，为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增加难度，而且给农村人口进城兴办各种事业带来不少困难。因此，在执行城市化的政策中，应在“控制”和“发展”上都增加一些弹性，在人口管理体制和统计方法上，需要进一步加以改革，以适应当前城乡人口变化状况，有利于计划生育等各项政策的制定。
4.制定国家长远人口规划和目标。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又占大多数，为防止人口激增带来的生态不平衡的恶果，保持人民享受所需要的营养水平，根据我国资源、经济、社会、科学和现有人口等状况，国家应在大量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人口长远发展规划，确定稳定人口的目标。这项工作做好了，可为我国制定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打下可靠的基础，而且对制订稳定有效的人口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促使人口按计划增长。无疑这对提高我国人口的素质，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发展，将是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
(原载《中国人口科学》1987年第3期)
【注释】
[1]本文中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预测，参见田雪原主编，邬沧萍、鲁志强副主编:《2000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