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因素分析

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因素分析_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卷

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因素分析

谭晓青

目前，在对中国生育率变化的研究中，激烈争论的焦点是导致生育率由高向低迅速转化的原因。近些年来，中外人口学家用大量的文章和专著描述和分析了30年来我国妇女生育的现状和变化，对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在生育率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分别给予了评价。

本文试图用孩子需求—供给理论模式和现有数据阐述现代化与生育率转化之间的概念联系，指明现代化必须通过一组介入因素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这组介入因素的引进将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文化条件下，会存在着不同的生育行为。然而，短缺的资料和数据限制了文章的深入。

一、理论模式

传统的人口学分析方法，通常将社会经济因素与人们的生育行为直接联系起来，以此来分析生育率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的进程等，无一不成为人口学家分析生育率下降的主要直接因素。这种方法可用图1的A部分说明。

中间变量分析方法^[1](戴维斯1956年，邦卡兹1978年)为分析生育率变化闯出了一条新路。在这个方法中(如图1的B部分所示)，现代化通过一系列中间变量对生育率产生间接影响，中间变量因素反映了人们行为和自然生理方面的变化，主要可分成四个因素:婚姻，避孕，人工流产和哺乳。

图1　现代化与生育率关系的理论模式^[2]

“孩子的需求—供给”分析方法可以看作是以上二种分析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它一方面揭示出中间变量与主观控制生育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加入了一组新变量，即介入变量。图1的C部分表明这组变量在中间变量和现代化之间的作用，许多社会经济因素直接影响到需求、供给和控制成本这三个因素，由此对生育率的变化产生作用，形成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因此，这个方法也可看做是生育转化论发展的继续。

“孩子的需求和供给”理论模式是对多因素的分析，它可分解为二个计算公式，式中任何一个中间因素都将直接影响生育，而他们共同起作用，决定了实际生育水平。

B=N+α₈U+ε(1)

式中，B为妇女生育子女数，N为自然生育率，U为避孕措施(包括人工流产)的使用状况，ε为随机差。

(1)式表明，一般生育率主要受二个因素的影响:自然生育率和主观控制。而总和自然生育率又可进一步分解为:

式中：X₁为结婚期;

　　　X₂为初育间隔;

　　　X₃为第二胎间隔;

　　　X₄为自然绝育(闭经);

　　　X₅为最近一胎的哺乳期;

　　　X₆为自然流产或死胎的比例;

　　　X₇为婴儿和儿童死亡率。

计算公式(2)表示了主观控制生育与控制意愿和控制成本之间的函数关系:

U=β₀+δ(Cn－Cd)+rRC+μ(2)

式中Cn为孩子的潜在供给或存活孩子数，即(1－X₇)N，Cd为对孩子的需求，RC为控制成本，μ为随机差。

Cn、Cd和RC的定义与相互关系将在下一节详细阐述。

二、三个中心因素的阐述

社会经济因素对于生育行为的潜在影响几乎是无限的，在本文阐述的方法中，作者认为所有影响生育的因素都将通过以下三个中心因素中的一个或几个起作用。

(一)对孩子的需求(Cd)

在家庭经济理论中，对孩子的需求取决于三个直接因素:收入、价格和偏好。这通常可归纳为“生育经济学”。这意味着一对夫妇将根据他们的实际收入、物质价格和孩子成本平衡他们对物质和孩子的主观偏好，对所需孩子数量作出最满意的选择。在某一特定时期，基本收入、价格和偏好这三方面的差别将导致家庭户对孩子数量选择的差异。

孩子的成本包括养育孩子所花费的时间和物质。母亲放弃已参加的工作而在家照看孩子，必然增加对孩子时间投入的价值，而对孩子质量的要求提高也将增加必要的物质投资。因此，家庭户收入的增长既可增加孩子的数量，亦可提高孩子的质量，与此同时，还会带来对孩子质量要求的提高。对许多父母来讲，生活富裕后他们首先强调孩子的质量，而不是增加孩子的数量。

对孩子主观偏爱的研究，一方面要注重社会学方面的原因，例如，家庭规模的规范和养育孩子的标准;另一方面要注重父母的生活标准变化。

(二)孩子的潜在供给(Cn)

在人口再生产方面，关键的概念是孩子的供给，即在非主观限制生育的条件下，家庭户存活子女数。这通常取决于自然生育率和婴儿成长的存活率。如果自然生育率不变，婴儿和儿童的存活几率上升会带来孩子的潜在供给增加。同理，在存活率不变的情况下，孩子的供给量的变化将直接来自自然生育率的变化。

自然生育率的决定因素是:①结婚年龄。②生育的可能性。③产后不孕期。④自然流产。⑤不育症。这些因素一部分取决于生理原因，一部分取决于文化习俗。生理原因主要有遗传、疾病或营养不良等;文化习俗则包括各种社会规范、卫生习惯和其它风俗。

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决定于控制生育的动机。在Cd＞Cn的情况下，人们对孩子的需求超过自然供给，实际生育率将与供给曲线相吻合，人们尽可能多地生育孩子，以达到他们理想的生育数量。在Cd＜Cn的情况下，人们发觉他们所生的孩子数已超过他们所需求的，由此而产生抑制生育的愿望，即控制生育的动机。

(三)生育率控制成本(RC)

对控制生育来讲，动机是必备的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控制生育的成本以二种方式对家庭户产生影响。一是心理成本，对控制生育的想法与做法所持的态度。一是市场成本，学习和使用避孕措施所需的时间和金钱。计划生育工作通常既可通过免费发放避孕药和提供服务设施来降低市场成本，亦可通过大力宣传来降低心理成本。

一个社会控制生育的水平取决于限制生育的动机和控制成本。在控制动机较强的环境中，生育控制成本越低，采取避孕措施的人越多，生育模式越接近于完全控制型。反之，如果控制成本很高，人们即使有控制动机，也不能广泛使用避孕药具，或即便控制成本近乎于零，但人们根本缺乏控制动机都会造成大批不想要的孩子出生，这两种情况下的生育模式将接近自然生育型。

三、现代化与三个中心因素的联系

如前所述，现代化的各个方面都将通过三个中心变量——需求、供给和控制成本——对生育率产生潜在的影响。为进一步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我这里选出五个方面作为现代化的代表。①公共医疗保健。②教育。③城市化。④新消费品生产。⑤计划生育工作。

当然，除此之外，许多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也有间接影响。例如:人均收入，妇女就业，大众宣传以及体制改革等，举不胜举。

表1显示了所挑选的五个变量对家庭规模抑制的影响，正、负号表示它们影响的方向。例如，纵栏(1)“偏爱”的第4行的负号表明，如果其他情况相同，新的消费品的引入可削弱夫妇对孩子的偏爱。下面通过3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逐一对各因素的作用加以说明。

表1　现代化的五个方面对中心变量的影响方向

(一)公共医疗保健

改善医疗保健将以二种方式增加孩子的潜在供给。首先，它将增加妇女的婚内生育率。其次，即使自然生育率不变，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仍可增加存活孩子的数量。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尽最大努力来提高广大人民的健康水平，建立了合作医疗和庞大的城乡医疗保健网，将医疗保健的重点放在农村，面向工农，并不断加强城镇现有设备的使用能力。1952年中国仅有医院3540个，医生36万人，到1982年医院和医生数量分别增加到65911个和10万名以上，而总人口数量还未增加1倍。医院床位数与人口之比从1949年每千人0.15张增加到1982年的2.03张(见表2)，增长了13.53倍，卫生技术人员与人口之比也从1949年的每人0.93名增加到1982年的3.11名。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和多发病，大大降低了死亡率，提高了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不过，个人保健服务水平，无论是人均医生还是人均设备，城市都高于农村地区。

表2　中国城乡部分年份每千人口的医院病床数

资料来源:卫生部统计。

(二)文化教育

教育水平是影响生育控制变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表1所示，它将分别对三个中心变量产生或正或负的影响，故分析时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教育程度的提高既可以通过增加知识和改善环境来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又可以通过与旧文化习俗和传统势力决裂来增加自然生育率(例如，减少哺乳期，寡妇再婚等)。但教育程度的提高还将使人更易理解计划生育的意义，了解避孕知识和避孕药的使用方法，因而降低控制生育的心理成本和市场成本。最后，教育程度的提高将转变过去父母对孩子的依赖和偏好，开阔个人生活范围，提高个人生活水平和对孩子质量的要求标准，促进妇女参加工作从而增加照顾孩子所需时间的价值，所有这些都将降低需求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青少年受教育的年限延长，12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比重减少到24%，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累计培养的人才比新中国成立前增长10倍多。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因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普及，青少年受教育的机会逐年增加，妇女的教育程度也有了显著提高(参见表3)。文盲人数在各年龄组内差异较大。其中15～19岁妇女的文盲率最低，只占14.73%，而在50岁以上的妇女中，文盲率高达85.18%，这明显反映了我国三十年来教育工作的成绩。然而，具有高中和大学文化水平的妇女人数仍很低，农村地区就更低了。

(三)城市化

城市化进程要求大批农村人口转化，即大量农民迁移到城市，并定居在那里。城市生活一方面在客观上提高了孩子的费用和养育孩子的成本;另一方面，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标准又会改变人们的家庭生活方式和传统偏好。在潜在供给方面，城市化在中国也起着积极作用。城市良好的卫生条件和医疗设施会减少疾病，降低死亡率，从而提高婴儿到成年的存活率。城市化同教育程度一样，可降低生育控制的市场成本和心理成本。

表3　中国1982年妇女分年龄组文化程度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

1949年～1982年间，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并不平稳，经济政策和政治运动直接影响了迁移的趋势和流量。如表4所示，1949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0.6%，到1982年，百分数虽然增长了近一倍，但仍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

表4　全国部分年份城市和农村人口数与城市人口比重(10000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

(四)新消费品

现代化的另一标志是不断引进新物质产品，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在收入水平固定的条件下，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家庭户生育孩子的数量，因为成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会改变他们对孩子的偏好，而儿童消费水平的提高将增加抚养成本，其结果将使对孩子数量的需求转变到对孩子质量的需求。

30多年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同时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近几年来，城市生活消费趋于高档化、多样化，使得高档消费品的零售额比重越来越高。据统计，10种耐用消费品占全部消费品的比重由1978年的16.6%上升为1983年的33.3%。耐用消费品的人均社会拥有量也有提高(参见表5)。但总的来说，我国人口的消费水平还相当低，消费结构还不理想。

表5　主要耐用消费品社会拥有量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

(五)计划生育工作

计划生育工作主要对控制成本产生影响。建立计划生育卫生所和计划生育工作网可为家庭户提供咨询与服务，从而降低控制成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经历了几个不同时期，其中卓有成效的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在此期间，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花费了极大的物力和精力来保障政策的有效实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心理成本和市场成本降至近乎零水平。在降低心理成本方面，各部门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影、电视和其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计划生育，造成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社会舆论和社会风气。在降低市场成本方面，各级计划生育部门对群众避孕节育和优生优育进行技术指导，对节育手术实行免费，还给予不同天数的假期，同时对避孕药具也免费供应，经常有专人负责送药上门到户。

国家统计局二省一市的深入生育力调查数据表明，已婚妇女基本上都知道至少一种避孕方法。没听说过任何一种避孕方法的百分比很低，上海市为0.3%，河北省为0.4%，陕西省为1.8%。绝大多数妇女至少使用过一种避孕方法，陕西省有77%，河北省有81%，上海市有89%的妇女使用过避孕方法。两省一市使用百分比最高的年龄为35～39岁组，达95%。

四、三个中心因素与生育率的联系

前面谈到现代化的某些方面对孩子需求、供给和生育控制成本的影响，这里将进一步阐述这三个中心变量又是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对生育控制和生育率变化产生影响。本文将以中国30年来生育率的转化为例解释这个理论。

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很快，人口政策的进一步深入和完善，给人们的生育模式带来了三个基本变化，需要每对夫妇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认真考虑理想的家庭规模和达到这个规模所应采取的措施。这三个基本变化是:①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带来潜在供给的上升。②物质生活标准(成人和儿童)的提高和子女利用率的降低改变了父母对孩子的依赖和偏好，从而减少了对孩子的需求。③生育控制成本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已下降到接近零的水平。

下面我将对这三个方面逐一给予较详细的论述。

(一)潜在的供给

如前所述，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许多严重危害人民生命的传染病得到控制，发病率、病死率和死亡率都有所下降，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死亡率由1949年的20‰迅速下降到1957年的10.8‰，除1951年外，死亡率每年下降0.6‰以上，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尤为显著，见表6。

表6　分年代的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

资料来源:①《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②③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中国人口近期数据》，载《人口与发展》1984年第10期。

受数据资料的限制，我们不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自然生育率的准确变化，故假设自然生育率稳定不变，婴幼儿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带来供给曲线上升。如图2所示，这种上升可能产生两个结果:(a)供大于求，(b)供仍小于求。如果情况如图2(b)，人们的生育模式呈自然形，如果如图2(a)，也就是说，在缺乏主观限制家庭规模的情况下，一对夫妇所生的孩子数超过他们的期望，就会产生控制生育的动机。

图2　潜在供给的变化曲线

(二)对孩子的需求

前面已经提到，许多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人们的传统偏好和孩子的价值，从而降低对孩子的需求，这里我采用国家统计局1985年在河北、陕西和上海所收集的生育力调查数据，说明30年来人们生育愿望的变化。表7列举了二省一市的妇女在不考虑人口政策的前提下，所希望生育孩子的数目。从表中可以看出，结婚25年以上的河北省妇女(40岁以上)有50%以上希望要4个以上的孩子，其中24.3%的河北妇女希望要5个以上，结婚10年以上的二省妇女(30岁以上)，大多数希望要3个或3个以上的孩子。希望生4个或5个以上孩子的妇女的百分比随结婚年数减少而呈下降趋势，表明人们生育愿望逐年变化，这里还可以看出，城市妇女的生育愿望最低，反应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根据调查数字，我粗略将我国妇女生育愿望估计为阶梯式:20世纪50年代为5个，60年代4个，70年代3个，目前大多数人的理想生育数为2个。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在50年代和60年代，随着供给曲线的上升和需求曲线的下降，在一部分妇女中存在着控制生育的动机，以及采取避孕措施的行动。

表7　按初婚以来年数和“不考虑人口政策”所希望孩子数分类妇女百分比分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中国第一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国家报告》，1986年。

表8　按存活子女数和所希望子女数分类妇女百分比分布

资料来源:同表7。

(三)生育控制成本

从控制动机和愿望到采取避孕措施还存在着一段距离，这需要一场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宣传教育运动，使广大人民有意识地计划家庭规模，了解避孕知识，掌握避孕方法，实行优生优育。遗憾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许多群众有控制生育动机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配合，结果造成大批不想要的孩子相继问世，给社会和家庭都带来困难。这里我仍举二省一市调查的例子。表8明确显示，有5个以上孩子的陕西妇女中，80%以上的人不想要5个孩子，大多数人的生育愿望仅是2个或3个。在这方面，上海的情况亦如此。生5个以上孩子的上海妇女中，88%的人理想子女数是2～3个。这些情况有助于我们理解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以及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受到广大群众支持与拥护的原因。

最后，我用一个示意图描绘了30年来我国生育率转化的过程，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各社会经济因素通过三个中心变量对生育率下降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进一步显示了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在生育率转化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图3　与现代化有关的供给(Cn)，需求(Cd)和存活子女数(C)的变化趋势

图3形象地反映了不同时期三条曲线的变化情况。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供给曲线逐年上升，而需求曲线缓慢下降。但由于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较低的生活水平，不太合理的分配制度，以及老年社会福利没有充分的保障，农村人口对孩子的需求仍较高，而城市居民或没意识到他们实际孩子数已超过他们所希望的，或不知道如何避孕，或惧于社会压力而不敢避孕，使实际存活子女数随着供给曲线上升，总和生育率和出生率都较高。这一阶段生育模式属自然生育型。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生育供给已大于需求。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接受了新的思想和家庭观念，有了新的追求与享受，注重于孩子的质量，而相应地减少了数量上的需求，有些人开始寻找和使用避孕方法。实际生育率开始下降，但当时避孕知识不普及，封建传统观念还根深蒂固，使许多想控制生育的人无法采取行动，因此，在这阶段不想要而出生的孩子数量增加，生育模式呈不完全控制型。70年代开始，我国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建立了各级宣传、普及、教育、咨询和服务网络，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效地、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控制成本，使那些早想控制生育的人自愿地接受国家政策，而一些还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们开始认真考虑和计划自己的家庭规模，有意识地控制生育。大批已婚夫妇纷纷采取避孕和绝育措施，生育率明显下降，实际生育曲线逐渐接近于需求曲线。这阶段的生育模式基本上为完全控制型。80年代初期，国家进一步号召每对夫妇生一个孩子。这个政策的要求略超过许多人的生育意愿，即低于图中的需求曲线，这样就在许多人中产生了抵触情绪，发生了一些违反政策的现象。如何使生育愿望与人口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更有效地发挥计划生育工作的最大效益，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原载《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3期)

【注释】

[1]有关中间变量分析的详细介绍请参阅秦芳芳:《中国计划生育对生育率影响的评估》，载《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2]见理查德·伊斯特林:“生育革命”第13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