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型非洲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及其滞胀效应

紧缩型非洲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及其滞胀效应_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西亚非洲研究所卷

紧缩型非洲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及其滞胀效应

萨　奇　陈　沫

自80年代初起，绝大部分非洲国家陆续采纳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基金)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¹⁾由于与原有的既定政策目标完全背离，多数非洲国家一度对接受世行及基金的结构调整方案持犹豫的态度。然而，随着经济状况的极度恶化，非洲国家的决策者们对传统政策的信念也开始动摇。1985年7月，非统组织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当前非洲经济状况的宣言》和《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兴优先计划》。两文件首次正式提出，“决策者们意识到，尽管外部因素是导致当前非洲经济困难的原因之一，内部因素也不应被忽视”。《非洲经济复兴优先计划》建议大量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对生产者建立起必要的刺激机制，其中也包括价格刺激机制。⁽²⁾虽然《优先计划》仍保留浓重的结构主义、干预主义色彩，但其基本指导思想和政策方向已开始趋近于世行和基金的结构调整方案。自此，为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所困扰的非洲国家加快了实施结构调整方案的步伐。种种迹象表明，非洲国家纷纷转向世行和基金，一方面是渴望获得急需的贷款，另一方面也对世行和基金的结构调整方案寄寓一种无可奈何之中的朦胧希望。甚至在结构调整方案产生了某些不良后果之后，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经济委员会仍为其辩解道:“调整政策自然而然地要导致资源转移和某种程度上的收入再分配。因此不应在短期社会代价方面苛求(结构调整)政策。”⁽³⁾

然而，非洲国家与世行、基金之间的脆弱一致很快便不复存在。结构调整方案在非洲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至少与非洲国家领导人们所预期的效果相去甚远。相反，结构调整方案导致了种种社会问题，甚至政局的动荡不安。有人戏谑地称之为“基金改变”(IMF Coup)。⁽⁴⁾更为普遍的则是所谓的“调整性疲劳”(Reform Fatigue)，⁽⁵⁾亦即对持续调整产生了厌倦抵触的情绪。“调整性疲劳”的出现表明世行和基金的结构调整方案已超出非洲国家的社会承担能力。在此条件下，非洲国家与世行、基金的原有矛盾趋向激化。尤其是近一两年来，双方的相互指责达到近乎白热化的程度。

世行和基金力图证明结构调整方案“可能取得了某些效果”。例如，世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出:“有证据表明，调整一般都有助于经济增长。……除了最近受到强烈的外部冲击……的国家外，进行改革的(非洲)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都已加快，从1980～1985年的平均1%加速到1986～1987年的将近4%。相反的，不进行改革的国家，前一时期也是1%，但在1986～1987年之间没有多少增加。”在同一报告中，世行还试图证明，相对于不进行改革的非洲国家，改革国家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率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⁶⁾但是，上述统计数字显然缺乏足够的统计显著性。国家的分组也不无令人怀疑之处。世行和基金也意识到其结构调整方案的效果远非理想。然而，它们认为，首先，这是由于方案刚刚开始实施，假以时日方可奏效;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方案未取得预期效果原因并不在于方案本身不合理，而在于非洲国家政府未能坚决、彻底地实施结构调整方案。较为坦直的世行经济学家则明确宣称，调整方案未能明显奏效的根源完全在于非洲知识界和权势集团对经济改革持怀疑态度。他们指责来自非洲的批评“目光短浅、缺乏理智”，⁽⁷⁾甚至公开宣称“非洲政府是进步的障碍”。⁽⁸⁾

非洲国家对世行和基金的抨击措辞更加尖锐。马里外长M.凯塔在联合国的大会发言中说，某些非洲国家所遭遇到的经济困难是执行世行和基金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直接后果。紧缩型结构调整方案的实施使非洲国家染上体质虚弱症，而这种体质虚弱症有可能导致病人死亡。⁽⁹⁾“据非洲国家财政部长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如果非洲继续沿着目前的经济改革的道路走下去，它不可能期望到本世纪末能实现繁荣，而只能使文盲、疾病和婴儿死亡率达到空前的水平。”⁽¹⁰⁾非洲国家的观点似乎得到相当广泛的同情和理解。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认为，调整性措施未能抑制非洲的经济危机，非洲大陆现在的情况比1985年联大通过复兴计划时更糟糕。⁽¹¹⁾甚至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世行和基金的结构调整方案显然使非洲国家贫困加重了。⁽¹²⁾

无论如何，鉴于非洲国家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绝大部分非洲国家都正在不同程度上实施结构调整方案这一事实，显而易见，目前关于结构调整方案的讨论对于非洲经济前途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拟就世行和基金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进行探讨。考虑到社会代价问题已被反复论证，本文将着重分析结构调整方案对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一、世行和基金的紧缩型结构调整方案

应当指出，当前非洲国家所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与70年代末以来的世界性经济调整潮流基本吻合——都是以增强市场机制作用为核心。但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紧缩程度则明显超出其他国家和地区。事实上，世界上其他进行经济调整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也采取了削减国家财政开支、减少货币发行量等措施，其紧缩作用往往被价格开放、减少税收等膨胀性政策所抵消。然而，在非洲，紧缩几乎成了所有进行结构调整国家的共同特点。非洲经济调整的这一特征是世行和基金交相作用的结果。

世行和基金同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产物。二者的职能具有明确区别。世行——正式名称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早期致力于欧洲的战后恢复事业，而后转向世界性发展援助，主要通过长期、低息贷款为成员国解决长期资金问题，以促进成员国经济的复兴与开发。基金的宗旨为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以利于国际贸易的扩大与平衡发展，以及通过货款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的短期失调问题。简而言之，世行着眼于长期问题;而基金则侧重于短期困难。

80年代之前，基金的政策目标完全局限在短期范围之内，且贷款条件极为严格，甚至流于苛刻。⁽¹³⁾为此，接受货款的国家猛烈抨击基金，认为基金一味追求短期目标，从而削弱、甚至破坏了接受贷款国的长期发展潜力。⁽¹⁴⁾基金一度对上述批评持置之不理的态度，而基金的工作人员则数次明确表示，协助长期发展是世行的职能，与基金无关。但是，进入80年代之后，基金的政策逐渐发生转变，开始涉足长期问题领域。至1986年3月，基金正式建立结构调整贷款，“帮助低收入成员国解决长期存在的国际收支问题，即采纳中期宏观经济和结构的调整规划，以帮助这些国家扭转经济的失调现象，恢复国际收支状况的生机，并促使经济更迅速地增长。”⁽¹⁵⁾世行的政策在70、80年代之交则发生了更为重大的转变。在70年代R.麦克纳马拉任内，世行的基本指导思想为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对“满足基本需求”、消除贫困、增加就业等结构主义经济目标给予高度重视。80年代初期，A.克劳森接任世行行长之后，世行的指导思想从结构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政策手段由干预主义变为以发挥市场机制为核心。

世行和基金的非洲经济结构调整方案正是在80年代初期其主导政策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条件下问世的。应当指出，“经济结构调整”这一名称本身具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与世行和基金所笃信的新古典主义格格不入。由于假定各种活动有相互替代的可能性，新古典主义理论一般不根据其自然差别区分各经济部门。用以解释某一部门经济行为的理论，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部门。⁽¹⁶⁾这一信条实际上否定了经济结构的存在，因而也就自然不存在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了。“非洲经济结构调整方案”的这一名称的确立不过是世行结构主义传统有名无实的残留以及世行、基金对非洲国家名义上的让步而已。世行、基金结构调整方案的具体内容充分反映了其新古典主义倾向。

基金从未就非洲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发表过任何系统论述，而世行则曾公布过若干报告，其中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加速发展》(1981年)和《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持续发展而努力》(1984年)最为重要。在前一报告中，世行首次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并提出了其主张的经济政策调整方向。其一为更加适宜的贸易和汇率政策;其二，提高国营部门资源使用的效率;其三，改进农业政策。⁽¹⁷⁾在后一报告中，世行则将其赞成的政策改革归纳为四类:①“广泛使用价格政策以取代行政控制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②“更多地依赖社会努力和私营部门以减轻政府负担”;③“给予国营企业经理以更多责任以使他们像企业家那样经营企业”;④“避免对出口的歧视。”⁽¹⁸⁾应当指出，尽管上述报告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世行在非洲经济调整问题上的观点，但这些报告并未包含世行和基金非洲经济结构调整方案的全部内容。世行和基金非洲经济结构调整方案的全貌通过它们各笔贷款的政策条件反映出来。世行和基金的对非贷款政策条件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¹⁹⁾

(一)信贷政策

紧缩信贷是基金的传统政策。长期以来，基金被抨击为“死守住货币主义信条不放”正源于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多数贷款协议中，基金都对非洲国家提出了紧缩信贷的要求。根据基金的推理，货币供应量的不合理膨胀推动物价上涨，从而诱导进口需求量的增加、实际利率的下降以及资本外流，最终导致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

(二)利率政策

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利率将刺激储蓄、抑制投资。这一理论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受到重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倾向于采取低利率政策。1980年，在能搜集到资料的范围内，23个非洲国家中，21个国家的实际利率为负数，亦即名义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²⁰⁾新古典主义者谨慎地绕开了凯恩斯的假设，他们批评发展中国家抑制利率的政策导致利率低于市场均衡利率，亦即资金供给曲线与资金需求曲线的交点。⁽²¹⁾就非洲而言，新古典主义者认为，低利率不仅导致资金供应不足，而且还“推动了对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使用以及对信贷的过度需求。”⁽²²⁾一项对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16个国家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中的低利率造成储蓄率下降，进而导致投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²³⁾近些年来，世行和基金不断要求非洲国家对利率实行自由化，至少使名义利率达到通货膨胀率的水平。在世行和基金压力下，多数非洲国家已陆续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利率，其中乌干达的利率从1980年的6.8%上升到1986年的35%。1988年，在扎伊尔与基金的贷款谈判中，扎方提出将利率提高到50%，而基金却坚持要求上升为100%。

(三)汇率政策

世行和基金极力强调汇率政策的重要性，甚至宣称贸易和汇率政策的失误是非洲经济困难的最根本原因。⁽²⁴⁾世行认为汇率定值过高导致了非洲国家国际收支状况的急剧恶化，抑制了非洲国家农业的发展，造成工业发展的扭曲，导致平行市场的形成。⁽²⁵⁾有证据表明，60、7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确曾效仿某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先例，以高估汇率作为实现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的辅助政策手段，而且也确实导致了某些方面的不良后果。进入80年代之后，在世行和基金的压力之下，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对其货币实行了贬值。1980年～1985年，在能够获得资料的范围内，30个非洲国家之中有26个国家的实际汇率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下降，其中加纳、扎伊尔和赞比亚幅度较大，分别为414.3%、241.9%和536.2%。⁽²⁶⁾

(四)对外贸易政策

世行和基金的外贸政策主要是要求非洲国家实行贸易自由化，亦即降低乃至取消进出口关税和废除配额系统。这些措施将有利于推进出口、抑制进口替代型工业的增长，从而将有利于发挥比较利益。由于贸易关税是非洲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进口替代工业是非洲国家工业的主体，对外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相对缓慢于其他各项政策调整措施。尼日利亚于1986年对外贸政策进行了改革，取消了强制性交售出口收入制度和进口许可证制度，并采用了较为温和的关税结构。据报道，加纳、毛里求斯、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多哥和布隆迪等国也先后对对外贸易体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²⁷⁾最近动作幅度最大的当属马拉维。自1988年2月起，马拉维接连宣布贸易自由化措施，目前已对30%的进口商品、50%的进口原材料、配件和部分进口中间产品解除外汇管制。到1991年，除少数几种“战略物资”外，所有商品的进出口贸易都将实行自由化。世行为此项贸易自由化政策提供了6900万美元贷款。⁽²⁸⁾

(五)财政政策

世行和基金结构调整方案的财政政策的要点是削减财政开支。削减财政开支和紧缩信贷是实现紧缩目标的主要手段。削减财政开支的直接目的是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与此同时，世行和基金也希望通过削减财政开支增强私营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与紧缩信贷一样，削减财政开支是世行和基金，尤其是基金最常见的政策手段。在大多数贷款谈判中，世行或基金都提出了削减财政开支的要求。然而，由于紧缩信贷和削减财政开支的紧缩性质受到非洲国家的强烈抨击，因而世行和基金很少宣传此二项政策。所以，紧缩信贷和削减财政开支作为结构调整方案的一部分，其“知名度”远逊于货币贬值、私营化等项政策。但是，紧缩信贷和削减财政开支在世行和基金结构调整方案中的实际地位却绝不低于任何其他政策。

(六)价格政策

世行和基金的结构调整方案的核心思想是摈弃过度干预、最大限度地发挥自由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价格政策在其调整方案中居十分重要的地位。鉴于非洲国家长期实行价格管制，难以骤然实行全面价格自由化，因此，世行和基金一般不要求非洲国家实行价格放开，而是通常要求非洲国家提高某些价格长期受到抑制的商品的价格。一般来说，世行和基金的价格政策包括提高生产者价格和取消销售价格补贴两个方面。提高生产者价格旨在诱导增加供给;而取消销售价格补贴意在抑制需求和减轻财政负担。诱发了1986年年底著名的赞比亚“玉米风潮”的价格改革方案就是按照基金的贷款条件制定并实施的。⁽²⁹⁾近年来，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先后提高了生产者价格(主要为农产品)。

(七)国营部门合理化政策

国营部门合理化包括对国营企业实行独立核算、租赁、承包或实行完全的私营化。对于笃信新古典主义的世行和基金来说，私营企业加上最大限度排除人为干预的市场是最理想状态，因此对国营企业实行私营化无疑是世行和基金非洲经济结构调整方案的最主要目标之一。世行和基金一度对私营化寄予厚望。被国营企业严重亏损所困扰的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政府也表示出进行私营化的意愿。然而无奈由于非洲国家的私人企业家队伍不成熟，所需资本市场不存在等因素，私营化的进程比较缓慢。近年来，有迹象表明似乎世行和基金在私营化问题上减轻了对非洲国家的压力。

应当指出，世行和基金在上述政策中各有侧重，世行比较强调价格、汇率、私营化等政策;基金则突出信贷、财政诸方面。但两机构的手法日益接近，配合日益紧密。据称，任一机构向接受贷款国派出工作组之前及之后都要向另一机构的相应人员介绍情况和听取意见。每一机构准备向执行董事会提交的报告草案都要先征求另一机构的评论意见。⁽³⁰⁾1984年年末，基金通知塞拉利昂，因塞拒绝将其货币贬值50%，基金将中止其对塞的一笔紧急贷款。此后不久，世行便宣布，如果塞拉利昂拒不执行基金的方案，世行将中止其对塞的一笔结构调整贷款。⁽³¹⁾

二、世行和基金紧缩型结构调整方案的通货膨胀效应

尽管世行和基金结构调整方案的主要短期目标之一是抑制通货膨胀，自80年代初以来，在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执行了结构调整方案这之后，非洲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反而呈现上升趋势。⁽³²⁾在1983～1988年的五年间，以被世行认为是坚决实施结构调整方案的若干国家为例，马拉维的年平均消费物价上涨指数为19.5%(而其在1965～1980年期间的年通货膨胀率却仅为7.3%);加纳和扎伊尔的年平均消费物价上涨指数分别为28.2%和51.7%;冈比亚和坦桑尼亚自1983～1987年的相应数字分别为26.34%和31.9%。⁽³³⁾在被认为是“改革典范”的加纳，在一度通货膨胀率下降之后，最近通货膨胀率又回升至40%。⁽³⁴⁾

事实上，除紧缩信贷和削减财政开支两项政策外，世行和基金结构调整方案的其他政策手段均是膨胀性的。紧缩信贷和削减财政开支两项政策的紧缩作用远远小于其他政策的通货膨胀效应。

(一)价格政策

世行和基金的价格政策的基点是“使价格实现正常化”(get the price right)。表面看来这一政策是中性化的。但是，迄今为止似乎世行和基金在价格政策方面的所有努力都是致力于价格上升。在世行和基金的压力下，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已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的生产者价格，亦即收购价格。此外，尽管世行和基金并不十分公开强调全面价格开放，但它们也在逐步迫使非洲国家放松对所有商品的价格管制。譬如，在世行和基金的推动之下，坦桑尼亚几度缩小价格控制的范围，至1979年4月时，140种食品和饮料被实行价格管制，而到1984年仅存49种;在相应时期，纺织品和服装类商品的价格管制数目从245种下降到125种;其他家用消费品则从354种下降为91种。在各类价格调整中，食品价格上升速度最快。1985年之前，食品开支在一般坦桑尼亚居民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为47.0%;而在1985年之后则上升为64.2%。仅在1983～1984年的一年间，扎伊尔的玉米粉价格翻了一番，另一种当地人民主要食品——木薯的价格则上涨了200%。⁽³⁵⁾1985年之前，教育支出在一般坦桑居民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已仅为0.8%;而在1985年之后，教育支出所占比重则被排挤得小到近乎于零，可以省略不计。⁽³⁶⁾尤其应当指出，在非洲，农产品供给对价格信号的反应远没有世行和基金所预期的那样灵敏。多项研究表明，价格非但不是诱导产量增长的唯一因素，在许多条件下，价格甚至不是影响产量变化的主要因素。⁽³⁷⁾自1983年起，塞拉利昂几度提高农产品生产者价格，其中咖啡提高了138%，可可增加了108%。然而，数年之后，两项产品的产量却几乎下降到1983年水平的一半。⁽³⁸⁾如果，提高价格只导致通货膨胀而不能有效地刺激供给，那么世行和基金非洲经济结构调整的价格政策就显然是不适宜的。工业产品价格调整的效果也十分令人怀疑。由于非洲国家市场狭小，几乎所有商品市场均为寡头市场或垄断市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解除价格管制便可诱导垄断生产者增加产量，而不是随心所欲地提高价格。然而却有研究表明上述担忧不无根据。⁽³⁹⁾

(二)汇率政策

从国际金融理论出发，贬值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在生产要素禀赋给定的条件下，当生产因汇率变化从非贸易商品向贸易商品转移，非贸易产品供给的下降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价格的上涨。与此同时，出口收入虽有可能增加，但由于汇率变动造成的贸易条件恶化，进口能力并不一定上升。进口商品价格本已因汇率变动而上升，进口商品供给又受到限制，进口商品价格势必大幅度上升。而且，通货膨胀率对于汇率变动的反应相当敏感。例如，赞比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于1985年10月起以外汇拍卖的方式实施自由汇率，其后又取消了对细玉米粉和化肥的价格补贴。次年，通货膨胀率上升到60%以上。塞拉利昂自1986年6月开始实施浮动汇率，1985年6月～1986年的通货膨胀率为57%;而在实施浮动汇率之后的12个月中，通货膨胀率上升为259%。

(三)利率政策

世行和基金认为，利率自由化一方面可以刺激储蓄，另一个方面也可以吸引游资、抑制通货膨胀。但是，新结构主义者却对此表示怀疑。L.泰勒提出了著名价格公式:

P= f［(1+ i) w，(1+ i) ePo，rP］

其中P=产品价格; i=利率; w=工资; e=汇率; p₀=进口投入价格; r=利润率。⁽⁴⁰⁾根据此公式，利率上升将导致产品成本上涨，从而加剧通货膨胀。就非洲的情况而言，以1986年为例，9个利率超过两位数的国家之中，只有肯尼亚的通货膨胀率低于两位数。⁽⁴¹⁾不过，应当指出，由于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多试图以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率，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很难判断。

(四)对外贸易及国营部门合理化政策

国际贸易自由化政策在非洲尚未被普遍实施，因而统计材料匮乏，一时难以准确判断其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但是，一般地讲，对于长期闭关锁国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全面贸易自由化往往具有通货膨胀效应。贸易壁垒的取消将导致进口商品的涌入。且由于心理作用，来自发达国家的商品有排挤本地同质、甚至优质商品的倾向。例如，可口可乐无论在营养价值上，还是在口感上都绝不能说是出类拔萃，然而它却在世界各地击败了种种地方饮料。进口商品中所凝结的一般人类劳动也许并不多于本地同类、同质商品，但由于历史原因，其价格却远高于本地商品。这些商品的破门而入无疑推动了进口国物价的上涨，加重了当地人民的消费负担。

私营化政策也往往加剧了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在发展中国家，国营企业通常肩负平抑物价的职责。而在实行所谓合理化之后，企业失去约束，为了改变长期亏损的局面，面对短缺市场，企业负责人或企业主往往采取提价措施。据报道，1987年，莫桑比克政府发现私商进行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的活动，因此宣布将已实行私营化的面粉厂全部重新收归国有。

三、世行和基金紧缩型结构调整方案的停滞效应

凯恩斯主义认为，膨胀性政策将有利于消除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⁴²⁾但是这一理论显然不适用于80年代的非洲。前面我们已分析了世行和基金非洲经济结构调整方案的通货膨胀效用以及其已确实造成的通货膨胀。然而，非洲现存的、且有继续上升趋势的通货膨胀却并没有诱导非洲经济增长。与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停滞乃至衰退。198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比1975年低15%; 1985～1987年人均收入比1975年的水平低20%。⁽⁴³⁾1980～1986年，在可搜集到资料的范围内，30个非洲国家之中，有25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在1980年，有13个非洲国家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然而时过6年，其中的6个国家离开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与低收入国家为伍。⁽⁴⁴⁾就业的情况也颇能说明经济停滞甚或衰退的严重性。据报道，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失业率已达30%，仅1988年一年的新增失业人数即高达360万～400万之多。毋庸置疑，在非洲国家普遍实施世行和基金结构调整方案的今天，世行和基金对于泛大陆性的经济停滞乃至衰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世行和基金紧缩性信贷和财政政策的停滞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赘述。即便是世行，对其紧缩性政策(尤其是紧缩性财政政策)的信心似乎也在逐渐减弱。在1981年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持续发展》一报告中，世行大声疾呼削减政府开支以增加生产性活动。⁽⁴⁵⁾而在1984年的《为撒哈拉以南的持续发展而努力》一文中，世行也对其紧缩政策的效果产生怀疑，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收缩促进效率的提高。”⁽⁴⁶⁾到1986年，世行发布以《1986～199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调整与增长的资金问题》为题的报告。世行当时的行长A.克劳森在为此报告所撰写的前言中，也不得不承认“(在非洲)以进一步收缩作为结构调整手段是不可行的。”⁽⁴⁷⁾但是，尽管世行也意识到盲目紧缩的弊害，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近些年来世行和基金已经改弦更张，减少其对非洲国家的压力。然而，我们在这里想要着重指出的，并不是世行和基金紧缩性信贷和财政政策的停滞效应，而是世行和基金其他政策的停滞作用。

(一)利率政策

首先，我们已在前面指出，利率的上升将增加产品的生产成本。这将加重长期经营不善的非洲企业的负担，甚至导致企业倒闭。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事实并未证明世行和基金关于利率自由化的论点，亦即提高利率将刺激储蓄。一项由非洲开发银行主持的研究项目调查了在8个非洲国家中利率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该项研究表明，在此8个国家中，有3个国家的利率与储蓄率呈正相关关系，而有5个国家属负相关;与此同时，在此8个国家之中，有5个国家的利率与储蓄率之间关系缺乏统计显著性，在3个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国度里，利率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均为负相关，亦即利率越高储蓄率越低。⁽⁴⁸⁾非洲开发银行不无疑惑地说道:“在利率政策长期受到忽视之后，存款者们似乎已丧失了对利率变化的正常观察能力。”

(二)汇率政策

统计资料表明，汇率政策的改变对农业生产或多或少起了推动作用，而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却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冲击。自1965～1980年，所有非洲国家的制造业均呈增长趋势。而在1980～1986年，在可搜集到资料的范围之内，在21个非洲国家之中，8个国家转为负增长;两个国家基本持平(赞比亚0.6%、苏丹0.0%);在其余勉强维持了制造业增长的国家里，增长率也大都比80年代以前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货币贬值导致进口资本货物和中间产品价格上涨引起了生产成本的增加。生产成本的大幅度增加一方面冲击了原有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也抑制了新的投资。非洲目前现有制造业以进口密集型产业为主。因此，非洲国家的制造业对进口资本货物和中间产品价格变动的反应特别灵敏。由于无力进口工业原料、零配件等，80年代中期坦桑尼亚制造业的开工率仅为约20%。⁽⁴⁹⁾其他产业同样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据报道，赞比亚因汇率变动和铜价下跌外汇收入暴减，因而铜矿产量随之大幅度下降。

(三)对外贸易政策及其他政策

世行和基金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无疑对以进口替代型产业为主体的非洲工业形成巨大冲击。长期以来，一直被各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所庇护的、脆弱的非洲工业一旦失去保护伞，其窘况可想而知。尤其是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增加的条件下，世行和基金对非洲国家单方面实行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就显得更加缺乏道理。而以本地初级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则受到了世行和基金价格政策的冲击。事实表明，世行和基金的价格政策所依据的理论完全脱离非洲现实。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对加工工业和人民生活水平造成了严重影响，但却没有诱导农产品产量的上升。根据宾斯瓦格的一项研究，短期总供给对价格的弹性值从不超过0.06。⁽⁵⁰⁾私营化政策同样具有导致停滞乃至衰退的倾向。实行私营化之后，企业目标由社会福利最大化转向企业利润最大化。在经济形势全面恶化的条件下，被私营化的企业在失去国家财政支持后往往采取减员和缩小规模的方式以图扭亏为盈。

综上所述，目前非洲经济处于高通货膨胀率与停滞乃至衰退并存的滞胀局面。如果说世行和基金的非洲经济结构调整方案不是导致这种局面的唯一原因，那么至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尤为令人担心的是，有迹象表明目前的滞胀局面对贫苦阶层的打击最为严重。据联合国非洲经委会说:“截止到1988年，贫困已遍及非洲大陆，50%～70%的人们生活在贫困之中。”通货膨胀日益加剧，1987年非洲平均的通货膨胀率为15.7%; 1988年上升为约21%“对于大部分居民来说，通货膨胀已使进口商品变得可望而不可及。”⁽⁵¹⁾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停滞和衰退造成的后果。在1980～1986年期间，非洲的人均收入平均递降3.4%;而实际工资跌得更惨，竟达19%!严重的滞胀已使人民生活难以为继。在赞比亚，维持5口之家的最低支出也需300宽扎，然而平均工资却仅为150宽扎左右。尤具讽刺意义的是，在被世行和基金视为调整典范的加纳，医疗保健条件每况愈下，学校招生人数不断减少，营养不良现象日益严重。许多加纳城市居民表示，他们每天仅吃一顿饭。⁽⁵²⁾面对这种局面，任何人都不应无动于衷。显然，现在已经到了世行和基金正视非洲现实、调整其非洲经济结构调整方案的时候了。⁽⁵³⁾

(原载《西亚非洲》1989年第5期)

【注释】

(1)截止到1988年，只有6个非洲国家未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整方案。见J.费龙:《国际金融机构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政策改革》，载《现代非洲研究》杂志第26卷第1册，第125页。

(2)非洲开发银行、非洲经济委员会:《1986年非洲经济报告》，第12～13页。

(3)非洲开发银行、非洲经济委员会:《1988年非洲经济报告》，第15页。

(4)J.哈尼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债务问题——稳定化计划的本地政治学》，载《非洲事务》杂志第86卷第344册，第343～345页。

(5)［英］《外事报道》周刊1988年11月10日。

(6)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专栏1.5《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策改革》，中文版，第28页。

(7)M.巴蒂亚塔:《非洲人谴责经济改革》，载《华盛顿邮报》1989年4月15日。

(8)J.拉文希尔:《增长型调整:难以实现的愿望》，载《现代非洲研究》杂志第26卷第2册，第201页。

(9)1989年1月8日泛非通讯社法文电。

(10)引自M.巴蒂亚塔: 1989年1月8日泛非通讯社法文电。

(11)路透社联合国1988年8月26日电。

(12)R.普罗斯:《改革似乎弊大于利》，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9年5月8日。

(13)W.克来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稳定化问题》，布鲁金斯学会，1981年。

(14)J.威廉姆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国际经济研究会，1983年，第186～190页。

(1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性调整贷款》，载《金融与发展》第23卷第2期第39页。

(16)金德尔伯格、海瑞克:《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212页。

(17)世界银行:《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持续发展而努力》，华盛顿，1981年，第5、6页。

(18)世界银行:《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持续发展而努力》，华盛顿，第34页。

(19)本文政策分类采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分类方法，但顺序有所调整。见非洲经委会:《结构调整方案的非洲变通方案》，1989年，亚的斯亚贝巴。

(20)根据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材料折算。

(21)饶余庆:《现代货币银行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201页。

(22)B.恩德鲁:《政府与经济管理》，载R.伯格主编:《非洲发展战略》，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5～99页。

(23)R.加尔哈蒂、G.达蒂:《东部和南部非洲的资本积累》，《世界银行职员工作报告》，1983年第562期。

(24)世界银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持续发展》，华盛顿，1981年，第24页。

(25)萨奇:《非洲国家实行汇率贬值政策的可行性》，载《西亚非洲》杂志1988年第1期，第9～11页。

(26)根据英国《撒哈拉以南非洲年鉴》，1987年版，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材料折算。

(27)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华盛顿，第106～107页。

(28)《马拉维进口自由化继续进行》，载《非洲经济文摘》第25卷第8期，第9255～9256页。

(29)1986年年底，赞比亚的棉花生产者价格提高了65%;化肥77%;玉米粉48%。由于同时取消销售补贴，实际价格上升一倍。非洲开发银行、非洲经济委员会:《1987年非洲发展报告》，亚的斯亚贝巴，第16页。

(30)日野广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载《金融与发展》第23卷第3期，第10～14页。

(31)J.费罗:《国际金融机构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政策改革》，载《现代非洲研究》杂志第26卷第1期，第132页。

(32)陈沫:《非洲国家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载《西亚非洲》杂志1989年第1期，第16页。

(33)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1989年非洲经济报告》，亚的斯亚贝巴，1989年，A1页。其中1983～1987年数字为原始数据; 1984～1988年数字根据非洲经委会原始材料折算。

(34)［英］《外事报道》周刊1988年11月10日。

(35)世界银行:《非洲经济衰退的原因及后果》，1987年阿布贾国际会议，第6页。

(36)J.桑伯贾和S.鲁谷米萨:《经济危机中的价格管制》，载《非洲研究评论》杂志第31卷第1期，第57～58页。

(37)M.利普顿:《农业研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中的作用》，载《国际发展研究快讯》1985年3月16日，第14页;拉文希尔:《非洲的持续危机》，《危机中的非洲》，第15页。

(38)J.哈尼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债务问题——稳定化计划的本地政治学》，载《非洲事务》杂志第86卷第344册，第362～363页。

(39)J.桑伯贾和S.鲁谷米萨:《经济危机中的价格管制》，载《非洲研究评论》杂志第31卷第1期，第63～64页。

(40)L.泰勒:《IS/LM模型在热带国家的应用》，载于W.克来因主编的《经济稳定化》一书，第465～503页。

(41)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华盛顿，第270页。

(42)长期为西方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菲利普斯曲线”就经常被引用来证实这一观点。

(43)S.贝西:《世界银行的盲目乐观》，载《青年非洲》杂志1984年4月6日第1477期。

(44)世界银行:《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10页;《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22页。

(45)世界银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持续发展》，华盛顿，1981年，第40～42页。

(46)世界银行:《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持续发展而努力》，华盛顿，1984年，第37～38页。

(47)世界银行:《1986～198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调整与增长的资金问题》，华盛顿，1986年，第V页。

(48)8个国家为布基纳法索、喀麦隆、科特迪瓦、肯尼亚、马拉维、尼日利亚、赞比亚和加纳。非洲开发银行、非洲经济委员会:《1987年非洲经济报告》，亚的斯亚贝巴，第21～24页。

(49)A.辛格:《坦桑尼亚经济持续危机》，载《每日新闻报》1984年2月23日。

(50)转引自U.勒利:《论农业结构转变中的比较优势——对非洲经济发展经验的考查》，1987年，第141页。

(51)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1989年非洲经济报告》，亚的斯亚贝巴，1989年4月，第30～34页。

(52)M.巴蒂亚塔:《非洲人谴责经济改革》，载《华盛顿邮报》1989年4月15日。

(53)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世行和基金的非洲经济结构调整方案一无是处。相反，我们感到世行和基金对非洲经济问题的某些分析确实切中非洲经济的时弊。但是，世行和基金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盲目追求和以“冲击式”调整在非洲实现其新古典主义理想的企图显然脱离了非洲现实。然而，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在此深入探讨非洲究竟向何处去以及应该如何进行调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