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科学的发展历史

1.4.1　资源科学的发展历史

从资源科学角度看，人类社会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自然资源的认知史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史。古代人类已具有关于自然资源利用的原始经验积累，单项自然资源研究在19世纪获得显著进展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把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的研究则开始较晚，尽管这种资源科学的整体观念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已形成，但真正引起重视并得以实施却是在60年代以后。纵观资源科学研究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1）资源科学知识积累时期。从古代到19世纪中期是自然资源的原始利用与零星记载的资源科学研究萌芽时期。

在狩猎—采集型社会，人类利用的主要是生物资源；当人类有意识地把种子撒向大地时，土地成了农业文明时代的核心资源。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从古埃及到古希腊到中国都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利用经验，产生了许多有关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思想，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及一些博物学家在有关著作中对自然资源进行了零星记载和简单描述。中国最早有关物候、生物资源、土壤与土地特性、植被分布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可更新资源的记述可见于春秋时期成书的《管子》；战国时代对各种可更新资源的记述大为增加，如《禹贡》、《周礼》、《山海经》、《淮南子》等著作，其中《山海经》有迄今世界最早的关于矿物记述；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既是一本区域农业生产技术的书籍，也是一本关于合理利用可更新资源的学术著作；明末《徐霞客游记》、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也都是记述有关资源及其利用的范例。这类成果均比西方同类著述早上百年或数百年。这些零星而宝贵的经验为18、19世纪开始的各有关学科的专项资源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2）资源科学孕育时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是各有关学科分别从本学科进行的资源研究向资源与资源利用领域汇合的资源科学孕育时期。

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解放了生产力，蒸汽机使人类不仅需要而且能够大规模开发地下矿产资源，不可更新的地下矿产资源纷纷进入社会化生产过程，成了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资源。急剧提高的生产力带来全球性资源需求膨胀的同时，一些与资源研究相关的学科，如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农学、经济学及资源利用的工程技术科学，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同一项或某几项自然资源进行了各自的研究，但彼此很少交叉渗透，仍各自保留着自己学科的理论体系。该时期的资源科学研究工作，从满足生产需要出发，着重探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分类、区划和质、量评价为主要内容。这也是目前资源科学研究最为成熟的领域。较为突出的有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小区域土地利用研究，30年代的流域规划和水土保持工作，特别是1933年开始的田纳西流域开发计划；1930年史坦普领导的全英大比例尺土地利用调查与制图工作；20～30年代世界森林资源调查与统计工作和前苏联在资源调查基础上进行的生产力布局研究等。与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密切相关的著作有《世界农业地理》（1917）、《土地经济学原理》（1924）、《耗竭性资源经济学》（1931）、《区域调查与英国农业资源估计》（1931）、《世界资源与工业》（1933）等。中国20世纪初成立“中国科学社”，20年代成立“中央研究院”，30年代成立“资源委员会”，他们及其下属单位对中国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进行了调查、观测与初步研究。各学科积累的有关资源与资源利用的科学知识日益丰富，加上19世纪中叶以来生态学的发生发展，特别是整体观与综合理论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与资源科学有关的各学科与其母体学科日益分野，在资源与资源利用领域汇聚，孕育了资源科学的诞生。

（3）资源科学逐步建立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生产力持续提高，资源科学体系日臻完善，资源科学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48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1995年更名为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成立；1949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召开了第一次世界自然资源利用大会；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成立了自然资源研究与调查处（后改为生态处）。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尖锐化，国际合作得到了更大发展，“国际生物学计划”、“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相继问世，1992年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这一切大大加快了资源科学研究的历史进程。先后见诸文献的综合资源科学研究著作主要有《生态系统的概念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应用》（Dyne，1961）、《生态学和资源管理》（Wall，1968）、《地理学与资源》（Negi，1971）、《自然资源的经济评价》（Mints，1972）、《自然资源生态学》（Simmons，1974）、《自然资源经济学》（Banks，1976）、《经济学理论与耗竭性资源》（Dasgupta，1978）、《地理学与资源分析》（Bruce，1979）、《自然资源经济学——问题、分析与政策》（Howe，1979）、《自然与环境资源经济学》（Smith，1979）、《自然资源保护——一种生态方法》（Omen，1980）、《经济学和资源政策》（Batlin，1981）、《资源经济学》（Alan，1981）、《资源物理学》（槌田敦，1982）、《资源地理学》（Ramesh，1984）、《自然资源生态学》（Ramade，1984）、《自然环境经济学》（Krutilla，1985）、《自然资源利用经济学》（Harwick，1986）、《自然资源经济学》（Daniel，1986）和《自然资源与宏观经济学》（Peter ＆Sweder，1986）等。作为资源科学研究重要支柱的资源地理学、资源生态学与资源经济学研究取得极大发展，国际上以资源地理、资源生态、资源经济为基础的资源管理研究成为研究社会经济体系功能的核心领域。

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除部门资源研究有较大发展外，资源综合研究也取得重大进展。1956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根据1956年、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在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地进行了资源综合考察和若干重要资源的专题研究。1979年全国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工作展开。1983年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成立，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资源的学术活动。1992年42卷本的《中国自然资源丛书》开始编撰，1995年开始陆续出版，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资源研究的成果。199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成立，推进了资源、环境保护及其法制建设。许多高等学校建立了“资源环境学院（系）”或“资源环境研究中心”。这一系列工作促进了中国资源科学研究的发展。国内区域资源考察方面的著作数以百计，有关研究均可散见其中；在资源综合研究领域，先后有自然资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原理、自然资源学导论、资源科学纲要、资源经济学、资源地理学、资源生态学、资源法学、资源核算论、资源产业论、资源价值论等方面的专著问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资源科学体系。

尽管土地、生物、气候、水、矿产和能源等专门的自然资源研究参差不齐，但都有长足发展。特别是土地资源和能源资源领域，前者从土地类型、土地评价、土地利用、土地承载力到土地经济、土地规划、土地法学与土地管理已构成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后者无论是能源地理学、能源经济学还是石油、煤炭、水力等专门能源研究都已相当深入。此外，海洋资源、药物资源、旅游资源等著述颇丰，冰川、湖泊、沼泽、自然保护区等专门研究也有专论，研究领域日益拓展。随着各单项或专门自然资源研究的日益深入和资源地理学、资源生态学、资源经济学、资源信息学与资源法学研究的成熟，资源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日臻完善，资源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和科学意义日益扩展，使资源科学研究在70～80年代开始步入现代科学领域。

全球性环境问题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增长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充分考虑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为此，在自然资源研究方向上，地理学家将其研究重点由自然资源的形成、空间分布分析转向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经营管理。自然资源概念随之发生变化，不仅是指可利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部分的自然资源，也包括了能给予人类精神文明享受的自然环境部分。随着世界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旅游业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经济部门，政府和人民十分关注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建设保护，从而将旅游资源亦纳入自然资源概念之中，并成为自然资源研究的内容。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性问题日甚一日，无论是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还是粮食紧张、资源短缺，都可追溯到自然资源的利用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人类需求的日益增长和资源本身的稀缺性、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随着建立全球生态、经济新秩序的呼声高涨，资源与资源利用成为全球热点。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资源科学研究以其固有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特点，在一系列新技术、新方法武装下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现代科学的舞台上，资源科学研究从此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资源科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资源的永续利用与社会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资源生态、资源经济、资源立法与管理成为主要研究领域，现代资源科学研究以此为生长点充分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