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绿色幸福感的区域实证分析

式中，Y为因变量; X为n×k的外生解释变量矩阵;ρ为空间回归关系数;反映了样本观测值中的空间依赖作用，即相邻区域的观测值Wy对本地区观察值y的

影响方向和程度; W为n×n阶的空间权值矩阵，一般用邻接矩阵; Wy为空间滞后因变量，∈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参数β反映了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空间滞后因变量Wy是一内生变量，反映了空间距离对区域行为的作用。区域行为受到文化环境与空间距离有关的迁移成本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空间误差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为随机误差项向量，λ为n×1的截面因变量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

参数λ衡量了样本观察值中的空间依赖作用，即相邻地区的观察值有Y对本地区观察值Y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参数β反映了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SEM的空间依赖作用存在于扰动误差项之中，度量了邻接地区关于因变量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观察值的影响程度。

对于上述两种模型的估计如果仍然采用最小二乘法，系数估计值会有偏或者无效，需要通过工具变量法、极大似然法或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等其他方法来进行估计。本文采用了Anselin(1988)的建议，采用极大似然法来估计。判断被解释变量空间相关性是否存在，以及SLM和SEM哪个模型更恰当，一般可通过包括Moran's I检验、两个拉格朗日乘数(Lagrange Multiplier)等来实现。除了拟合优度R2检验以外，常用的检验准则还有: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 Likelihood，LogL)，似然比率(Likelihood Ratio，LR)、赤池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施瓦茨准则(Schwartz Criterion，SC)。对数似然值越大，AIC 和SC值越小，模型拟合效果越好。这几个指标也用来比较OLS估计的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和SLM、SEM，似然值的自然对数最大的模型最好。

第三，运用以上方法来进行检验分析。检验中国38个城市的绿色幸福感度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关性，即空间相互依赖性。Moran散点图描述变量与空间滞后矩阵间的相互关系。四个象限分别对应与其邻居之间的4种类型的局部空间联系形式，第一、三象限代表正的空间联系，第二、四象限代表负的空间联系。其中第一象限代表了高观测值的区域单元为高值区域所包围(高－高);第二象限代表了低观测值的区域单元为高值区域所包围(低－高)。第三象限代表了低观测值的区域单元为低值区域所包围(低－低)。第四象限代表了高观测值的区域单元为低值区域所包围(高－低)。具体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的结果如下所示。

图7　城市居民绿色幸福感的M oran指数

根据测算可知，38个城市的绿色幸福感的全局Moran's I统计量为0.16，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这38个城市的绿色幸福感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从以上可以看出，38个城市主要分布在一三象限，第二、第四象限的较少。

为了更深入分析城市间居民的幸福感差异，采用LISA聚集方法来描述38个城市在Moran散点图中相应的位置。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4　38个城市在M oran散点图中的位置

从上表可以看出，处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的城市相对较多，包括25个城市。其中位于第一象限的城市有11个，包含西宁，银川，厦门、福州、重庆，成都、海口，杭州、宁波，昆明，贵阳等，这些地区的居民绿色幸福感呈现高－高集聚的区域。这些城市大多位于西部地区，资源环境优势相对比较明显，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居民的绿色幸福感也相对较高;位于第三象限的城市有14个，包含武汉，南昌，太原，石家庄，长沙，呼和浩特，合肥，哈尔滨，沈阳，南京，郑州，西安，济南，长春等，这些地区的居民绿色幸福感呈现低－低集聚的区域，主要位于我国中部地区，这些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待加强，而且周边省市也多属于低水平，缺乏溢出效应，这就制约了居民绿色幸福感的提升。要改变绿色发展的不均衡，关键是要提高低－低集聚城市的发展水平。

而位于第二和第四象限的城市数量相对较少，包括13个城市。其中，位于第二象限的城市有9个，包含乌鲁木齐，兰州，广州，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大连，南宁等，位于第四象限的城市有4个，包含克拉玛依，珠海，青岛、深圳。第二象限、第四象限中处于低－高水平以及高－低水平的城市数量也相对最多，属于这些区域的城市，一般居民的绿色幸福感较高，但是周边城市的幸福感却明显较为低下，没有起到应有的拉动作用，未来应该加大措施，充分发挥高绿色幸福感的地区的辐射效应，提升周边地区的绿色幸福感。

2.公众绿色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居民绿色幸福感受多方外生环境的影响，本文参考以往专家学者的研究，从经济增长绿色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政府政策支持度等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其中，经济增长绿化度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两个指标;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包括人均水资源量、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天数占全年比重两个指标;政府政策支持度包括城市环境保护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两个指标。

本研究利用2011年的截面数据，分别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5　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及检验值

续表

由上述的空间回归模型可以看出，空间滞后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联系，该模型的拟合优度高于其他两个模型，而且其AIC和SC值都相对较小;从Breusch－Pagan和Likelihood Ratio Test检验来看，检验值分别为0.2441164(明显大于0.1)、0.0344256(明显小于0.1)，因此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而且通过了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1)经济增长绿化度的因素

从上述的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出，人均GDP与绿色幸福感呈现微弱的正相关，而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与绿色幸福感负相关，说明人均GDP的提升和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的降低能够提升居民的绿色幸福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但随之而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越发显著，尤其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城市居民的绿色幸福感，因此，人均GDP对绿色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有限。

(2)资源环境承载潜力

回归结果显示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天数占全年比重与居民的绿色幸福感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且居民对天气质量的改善较为敏感，该指标能够很好地解释居民绿色幸福感的地区间的差异。天气质量反映了地区的气候治理效果和成绩，未来应该加大气候治理的力度，而资源禀赋是一个地区固有的优势，具有良好气候和资源优势的区域，应该充分保护和利用好这一优势，实现该地区绿色幸福感的快速提高;人均水资源量与绿色幸福感的相关系数相对较小，说明水资源的改善没有提升居民的绿色幸福感，主要是因为目前水污染和水安全问题仍旧突出，加上城市居民对水资源具有更高的心理预期，水源的改善还远没有达到人们的要求，因此未来应该对此更加重视。

(3)政府政策支持度

回归模型显示，城市环境保护支出与绿色幸福感是正向关系，说明城市环境保护支出的增加对提升居民的绿色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绿色幸福感是负向关系，说明科教文卫支出的提升没有对绿色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的比重本身不高，因此带来的效应较小;其次，科教文卫支出对绿色幸福感的提升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其效应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最后，科教文卫支出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的教育、卫生等状况，而往往教育设施和卫生条件较好的地区，人民对绿色具有更高的要求，因此，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对提升绿色幸福感的作用较小。总体上看政府政策支持度对提升居民幸福感具有微弱的正向关系。政府政策支持度重点反映了政府在促进绿色发展方面的行动和决心，而这是影响居民绿色幸福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同时由于政策效应的体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政府在促进绿色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被人们察觉，因此政府作为对提升居民绿色幸福感的影响比较小。

以中国绿色指数报告课题组在2013年对全国38个城市的绿色幸福感所做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本文对中国居民的绿色幸福感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主要结论有:

第一，中国38个城市的绿色幸福感总体上在空间分布上呈正相关，存在溢出效应。绿色幸福感低的城市周围往往环绕着低幸福感的城市，形成绿色幸福感连片低下区域，这严重制约了中国居民绿色幸福感的提高。而同时，绿色幸福感较高的区域对周边低幸福感的城市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总体的辐射效应差。未来要加强绿色发展，提升城市居民的绿色幸福感，应该着重提高低－低集聚城市的发展水平，同时要加大措施，充分发挥高绿色幸福感的地区的辐射效应，提升周边地区的绿色幸福感。

第二，城市居民绿色幸福感受多方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政府政策支持度对提升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城市居民绿色幸福感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因素的改善，未来应该充分发挥政府在促进绿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在绿色发展方面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加快城市气候变化的治理，同时要切实遵循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理念，真正做到科学合理开发和利用地区资源。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制约了居民绿色幸福感的提升。目前，污染处理和生活环境改善没有显著提升居民的绿色幸福感，未来应该对此更加重视。

三、公众绿色幸福感的区域实证分析

当前，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环境与经济领域的一种趋势和潮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逐渐成为公众意识。而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同区域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居民素质等原因，导致居民对区域绿色发展的满意程度出现很大的差别。由于空间异质性以及各区域观察数量的差异，各解释变量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与总体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同时提醒我们，针对不同地区要采取与各区域相符合的措施来提升当地居民的绿色幸福感。

(一)中东西部的公众绿色幸福感差异分析

本节将对东中西部来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

本文分别对三个区域的绿色幸福感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东部城市居民的绿色幸福感的平均值为0.102，西部城市居民的绿色幸福感平均值为0.121，而中部城市居民的绿色幸福感平均值为0.021，相对最低。

接着对东中部城市的绿色幸福感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检验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8　东中西部居民幸福感的散点图

由以上的检验结果可知，中国东中西部的绿色居民幸福感的空间Moran值都比较大，说明各区域内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且从上值可以看出，中国东部城市居民绿色幸福感存在空间正相关，而中部和西部城市居民绿色幸福感呈现空间负相关。

接着采用空间面板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分别对三个区域的绿色幸福感及其解释变量进行空间分析，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6　东中西部的空间分析结果

由如上所示的三大区域的空间分析结果可知，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都选择空间误差模型。根据选择的选择空间误差模型来进行空间分析，于是得到各区域的解释变量的系数值。

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经济增长绿化度对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效应微弱。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领先而随之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较为突出，因此，东部居民对于污染治理状况和生活环境的改善非常敏感，即加强污染治理和采取措施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状况能够大幅度提升东部居民的绿色幸福感，而人均GDP的提升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较小;长期以来，东部城市的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居民逐渐认识到城市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东部地区的居民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更高，资源环境的改善能够极大提升东部居民的绿色幸福感。而政府政策支持度与东部居民的绿色幸福感呈负相关，未来应该加以关注。

对于中部地区来说，经济增长绿化度与居民绿色幸福感的提升呈弱正相关。目前，中部经济处于快速崛起的阶段，经济发展要与绿色可持续紧密相连，这样才能提升经济增长对东部居民绿色幸福感的提升效应。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提高中部居民绿色幸福感具有一定影响，而政府政策支持度对对居民绿色幸福感呈负相关。对于中部地区来说，政府促进绿色发展的决心和行动对于提升居民的绿色幸福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空气质量的改善对中部居民的绿色幸福感影响较大，空气质量也代表了政府针对气候问题所作的努力，因此，中部地区应该进一步加大对绿色发展和气候治理等方面的重视和支持。

对于西部地区来说，西部地区属于中国资源较为丰富，环境污染相对较少的区域，因此居民对空气质量和生活环境的改善不敏感。目前，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呈快速发展势头，居民要求发展的期望较为强烈，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普遍还比较粗放，由此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剧增，这点从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居民绿色幸福感的负相关即可看出，未来应加以关注。而西部地区政府政策支持度与居民绿色幸福感是显著的正相关，未来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和支持力度。

总体而言，中国城市居民绿色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且其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东部和西部地区居民的绿色幸福感要高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领先而随之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较为突出，工业污染处理情况、居民生活环境对提升居民绿色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对于中部地区来说，政府促进绿色发展的决心和行动对于提升居民的绿色幸福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未来应该进一步加大对绿色发展和气候治理等方面的重视和支持;对于西部地区来说，除了空气质量和生活环境对提升居民绿色幸福感影响不明显外，其他因素对居民绿色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各区域也要结合自身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政策手段来促进区域绿色发展，提升居民的绿色幸福感。

(二)四大直辖市公众幸福感情况分析

直辖市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省级行政区，是直接由中央政府所管辖的建制城市。直辖市往往有较多的居住人口，且通常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四大直辖市的公众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幸福感进行具体的分析，找出居民对绿色城镇化的真实感受和期望值之间的差距，深入分析提升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升整个区域的绿色城镇化水平，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双赢目标，已经成为四大直辖市各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参与区域竞争的必要前提，更是提升四大直辖市综合竞争力的必备条件，要解决好危害生态环境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解决好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环境问题，逐步提高公众对绿色发展的幸福感。

1.四大直辖市公众绿色幸福感的总体状况

根据调查结果，四大直辖市的绿色幸福感调查的样本数据如下。

表7　四大直辖市绿色幸福感调查的样本统计表

从样本的基本情况来看，受访群体特征如下:(1)样本中男女比例基本相同，各占一半左右;(2)受访群体偏向于中青年化，18到40岁的人群占受访群体的一半以上;(3)受访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大专及以上学历占很大比例，接近60%;(4)四大直辖市受访群体中，收入在3000到7000元之间的群体占最大比例，其次是3000元以下群体，占到1/4。

根据调查问卷所得结果，本文将从四大直辖市绿色发展幸福感的得分排名情况和绿色幸福感的三个方面(城市环境幸福感、城市基础设施幸福感和政府绿色行动幸福感)得分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如下表所示。

表8　四大直辖市绿色发展幸福感得分情况

总体而言，重庆居民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幸福感要明显好于其他三个直辖市，这与重庆市近些年在绿色经济发展的积极探索密切相关。目前，重庆市正在谋划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去以重工业和制造业为主的“棕色经济”向以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为基础的绿色经济转型。

从绿色发展幸福感的三个组成方面来看，四大直辖市的幸福感差异显著。从城市环境幸福感来看，重庆居民对城市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得分值为0.35;而上海居民对当地的环境最不满意，得分值仅为0.065。北京和天津居民对城市环境的幸福感比较一致。从城市基础设施幸福感来看，重庆、上海居民对当地城市的基础设施较为满意，而北京、天津居民的幸福感相对低下。从对政府绿色行动的幸福感来看，重庆居民对政府绿色行动的幸福感远远高于其他直辖市，是四大直辖市中唯一一个满意值为正值的城市，其他三个直辖市居民对政府绿色行动的幸福感值均为负值。

为了更加全面的反映出四大直辖市地区绿色发展幸福感，接下来，本文将对“总体而言对居住在该城市是否满意”的调查项进行聚类分析。K－Mean聚类方法进行分析，将样本数据分成两类，得分较高人群和得分较低人群。具体运用聚类分析的结果如下图所示。K－Mean聚类将数据看成K维空间上的点，以距离作为测度个体“亲疏程度”的指标，并通过牺牲多个解为代价换得高的执行效率。在进行分类时，先指定聚类数目K，确定初始类中心点，依次计算每个样本数据点到类中心点的欧氏距离，并按照距离最短的原则分成K个类别，再以各类中K个变量的均值点作为K个类的中心点进行迭代，直到满足终止聚类分析的条件。

具体结果如下所示。

图9　绿色发展幸福感分析

如上图所示，从幸福感高低所占的人群来看，结果得到两类人群，重庆和天津两个地区对绿色发展幸福感高的人群相对较多，而北京、上海地区幸福感高的人群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从分布上看，重庆、天津两地的绿色发展幸福感得分较高和较低的人群具有显著差异，得分较低的人群所占比重较大，而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绿色发展幸福感得分较高和较低的人群所占的比重差异不明显。

2.四大直辖市绿色发展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地区绿色发展幸福感受多方因素的影响，既有内部结构因素，又有外部影响因素。内部结构因素主要是指被调查居民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性别、收入、年龄、教育水平等方面;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是包括城市环境、城市基础设施、政府的绿色作为等方面。

分析内部结构对公众绿色发展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居民对绿色发展的幸福感由于年龄、收入和教育水平的不同而变化显著。

表9　四大直辖市绿色发展幸福感与年龄、收入和教育水平等特征的关系(%)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性别结构上看，男性居民对绿色发展幸福感得分总体要高于女性，女性对绿色发展的要求更高。在年龄结构因素上，随着年龄的增加，对地区绿色发展幸福感的评价在提高，而对绿色发展不满意的比重变化不大。在受教育结构因素上，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居民对绿色发展感觉满意的比重在下降，由于67.15%下降到46.95%，对绿色发展不满意的比重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也有所上升。在收入人群结构因素上，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绿色发展的幸福感持续下降。

接下来进行卡方检验，验证各人口统计学变量与环境意识的相互独立或相关关系，利用相关分析判断变量与环境意识关系的强弱程度和相关方向。

表10　直辖市绿色发展幸福感与年龄、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卡方检验

从性别结构来看，北京、重庆两地的性别结构与幸福感之间没有通过卡方检验，说明性别因素对这些地区的幸福感的影响较小。而天津和上海两地性别结构对幸福感之间呈现正相关，且通过了卡方检验。

从年龄结构上看，直辖市的绿色发展幸福感与年龄结构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对绿色发展的幸福感不断提升。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敏感性降低，耐受性增高，因此，面临相同的环境，年老人所做出的评价更低些。从相关系数大小看，北京市年龄结构与绿色发展幸福感系数相对较大，因此年龄结构对北京市的绿色发展幸福感影响也相对较大。

从教育水平看，受教育程度与绿色发展幸福感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即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居民对绿色发展的幸福感在下降。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对环境的认知水平也相对较高，这类人群会更加积极关注环境问题，对环境的动态更加了解，对环境污染和环境改善有着更加全面的认识，同时，他们对环境也有着更高的期望，因此他们的幸福感相对较低。从相关系数值的大小看，北京地区绿色发展幸福感与受教育水平的关系更加紧密，其次是天津和上海，重庆地区居民受教育水平对绿色发展幸福感的影响较小。

从收入水平来看，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绿色发展幸福感与收入水平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而天津的绿色发展水平与收入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两者没有通过卡方检验，说明收入水平不是影响天津绿色发展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总体而言，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对周围环境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收入水平越高，对绿色发展幸福感越低。

接下来从城市环境幸福感、城市基础设施幸福感、政府绿色行动幸福感三个方面来分析其对绿色发展幸福感的影响。在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时，具体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Logistic回归模型是针对被解释变量为二分类或者多分类数据的模型，其解释变量可以是定性数据也可以是定量数据。本文所研究的绿色发展幸福感有“满意”“一般”和“不满意”三个选项，可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构造的模型如下:

Logistic回归模型的一个重要应用是估计优势比。某一事件发生的概率与不发生的概率之比称为比值，即odds=两个比值的比就称为优势比，简称OR。优势比用于分析由于某一自变量变化导致的比值变动，即分析反应变量发生概率的变化情况，优势比用公式表示即:

式中xl1、xl2表示第l个自变量两个不同的取值; OR表示在控制其他自变量不变的前提下，当xli从xl1变动到xl2时，反应变量j水平发生概率和参照水平发生概率之比变动的比率。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绿色发展幸福感，分为“不满意”“一般”“满意”三个层次，取值分别为1、－1和0。解释变量主要有城市环境幸福感指标、城市基础设施幸福感、政府绿色作为三个方面。城市环境幸福感作为绿色发展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从城市街道卫生、城市饮用水、城市河流、湖泊污染程度以及空气质量等方面来反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是绿色发展幸福感的重要组部分，主要是从城市的绿色情况、休闲娱乐场所情况、垃圾处理、交等方面来反映;政府促进绿色发展的决心和作为对提升居民绿色发展幸福感至关重要，政府绿色行动主要是从垃圾分类设施的配置情况、食品是否放心、环境投诉方式、企业排污治理的成效、政府是否重视城市环保等方面来反映。对各变量赋值处理如下:

表11　模型变量的含义与赋值

续表

(1)从城市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来看

在分析城市环境状况对绿色发展幸福感的影响时，引入四个自变量构造Logistic模型，并且将绿色发展“不满意”作为参考类别，因此其所有系数都是0。回归结果显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此模型的大部分自变量均有统计学意义，模型拟合结果较好，最终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

表12　城市环境对绿色发展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续表

注:△表示参数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其它则为显著。

从上表可以看出，城市街道卫生、城市河流、湖泊污染程度以及空气质量等都对绿色发展幸福感呈现明显的相关关系。城市饮用水对绿色发展幸福感不显著，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该项指标不是影响居民绿色幸福感提升的关键因素。

街道卫生和空气质量与绿色发展满意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以北京的街道卫生指标为例来看，认为街道卫生干净的人群对绿色发展“满意”的概率与“不满意”的概率之比是认为街道卫生不干净的人群的9.4倍，认为街道卫生一般的人群的这一比值是认为街道卫生不干净的人群的7.8倍，因此，街道卫生越干净，居民对绿色发展的满意的概率比不满意的概率越大，同样，空气质量越好，居民的绿色发展幸福感越高。天津、上海和重庆的情况与北京类似。河流湖泊的污染指标与绿色发展幸福感之间呈弱相关性，污染越严重，居民绿色发展幸福感越低。北京、上海、重庆的河流湖泊污染状况与当地绿色发展幸福感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系数均为负值，而且，认为河流湖泊污染严重的人群对绿色发展满意的概率与不满意概率之比远小于认为河流湖泊污染不严重的人群的概率比，因此，河流湖泊污染问题是影响绿色发展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城市环境状况的改善与居民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明显的正向关系，城市环境状况与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气候环境密切相关，未来应该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应该充分保护和利用好各地的环境优势，实现该地区绿色幸福感的快速提高。

(2)从城市基础设施对幸福感的影响来看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是绿色发展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分析城市基础设施状况对绿色发展幸福感的影响时，运用四个自变量来构建模型，主要是从城市的绿色情况、休闲娱乐场所情况、垃圾处理、交通等方面来等方面来反映，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13　城市基础设施对绿色发展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注:△表示参数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其它则为显著。

从上表可以看出，城市绿化、休闲娱乐设施、生活垃圾处理以及交通状况都对绿色发展幸福感呈现明显的相关关系。休闲娱乐设施与绿色发展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该项指标是不是影响居民绿色幸福感提升的关键因素。城市绿化和生活垃圾的处理与绿色发展幸福感之间呈明显正相关。对于北京、天津、上海来说，绿化情况与绿色发展幸福感的相关系数相对较高，对于重庆来说，各项指标与绿色发展幸福感的相关系数均不高，且大部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天津居民中对城市绿化和生活垃圾处理满意的人群对绿色发展满意的概率与不满意的概率之比要大于认为城市绿色和生活垃圾处理不好的人群的概率，因此天津居民的绿色幸福感随着城市绿化和生活垃圾处理水平的提升而增加。而上海、重庆两地居民中对绿化和生活垃圾处理满意的人群对绿色发展满意的概率与不满意的概率之比要小于认为绿色和垃圾处理不好的人群的概率，因此，绿化的改善和生活垃圾处理不是影响上海和重庆两地居民绿色发展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

由以上分析可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提升地区居民的绿色发展水平至关重要，未来应该在城市绿化、交通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3)从对政府作为对幸福感的影响来看

政府促进绿色发展的决心和作为对提升居民绿色发展幸福感至关重要，对政府绿色行动主要是从垃圾分类设施的配置情况及食品是否放心、环境投诉方式、企业排污治理的成效、政府是否重视城市环保等方面来反映，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14　政府作为对绿色发展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注:△表示参数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其它则为显著。

从上表可以看出，垃圾设施、企业排污成效、政府对环保的重视程度都与绿色发展幸福感呈现明显的相关关系。食品安全问题与绿色发展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该项指标是不是影响居民绿色幸福感提升的关键因素。垃圾设施、企业排污成效、政府对环保与绿色发展幸福感之间都呈明显正相关。

北京、天津居民对垃圾设施、食品安全、企业排污成效、政府重视环保程度满意与不满意的概率之比大于其他地区，因此北京、天津居民的绿色幸福感随着政府作为的四个指标提升而增加。重庆居民中对垃圾设施、企业排污成效、食品安全满意的人群对绿色发展满意的概率与不满意的概率之比要小于对垃圾设施、企业排污成效、食品安全不满意人群的概率，因此，垃圾设施、企业排污成效、食品安全不是影响上海和重庆两地居民绿色发展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

总体上看，代表政府绿色作为的指标与绿色发展幸福感之间具有重要的联系，从政府重视城市环保的程度来看，政府在促进绿色发展方面的行动和决心是影响居民绿色幸福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未来应该进一步加大政府对绿色发展的支持力度。

综上所述，我国四大直辖市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迫在眉睫。本文对四大直辖市的绿色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运用中国绿色发展指数课题组中“城市绿色发展公众幸福感调查”的数据，对四大直辖市地区的绿色发展幸福感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有:

四大直辖市居民的绿色发展幸福感差异显著，重庆居民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幸福感要明显好于其他三个直辖市，这与重庆市近些年在绿色经济发展的积极探索密切相关。从绿色发展幸福感的三个方面来看，直辖市居民对城市基础设施幸福感要高于对城市环境的幸福感，而直辖市居民对政府绿色作为相对较为不满，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政府在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绿色发展幸福感与被调查者的特征具有紧密联系，被调查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绿色发展幸福感具有相关性。绿色发展幸福感与性别、年龄呈显著正相关，而与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显著负相关。从性别结构来看，性别与绿色发展幸福感的相关性较弱，性别因素对绿色发展幸福感的影响较小;直辖市的绿色发展幸福感与年龄结构呈现明显的正相关，而且北京市年龄结构与绿色发展幸福感系数相对较大，因此年龄结构对北京市的绿色发展幸福感影响也相对较大，北京地区绿色发展幸福感与受教育水平的关系更加紧密，其次是天津和上海，重庆地区居民受教育水平对绿色发展幸福感的影响较小;从收入水平来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对周围环境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收入水平越高，对绿色发展幸福感越低，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绿色发展幸福感与收入水平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而天津的绿色发展水平与收入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城市环境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状况以及政府绿色作为是影响绿色发展幸福感的三个主要因素。从城市环境状况来看，城市街道卫生、城市饮用水、城市河流、湖泊污染程度以及空气质量等都与绿色发展幸福感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且居民对空气质量的改善和湖泊污染尤为敏感，未来应该加大城市环境治理力度，同时维护好城市具有良好的气候和资源的优势，应该充分保护和利用好这一优势，实现该地区绿色幸福感的快速提高。从城市基础设施来看，绿化情况、休闲娱乐场所的数量和分布、生活垃圾处理、交通指标都绿色发展幸福感高度相关，其中交通指标与绿色发展幸福感呈高度负相关，未来应该加以关注。从政府绿色作为来看，环境投诉指标对绿色发展幸福感呈弱的负相关，而垃圾分类设施、食品安全、企业排污成效、政府重视环保的程度等都与绿色发展幸福感高度相关，且垃圾分类设施和政府重视环保程度对绿色发展幸福感影响最大。未来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加大政府促进绿色发展的支持力度，进而提升居民的绿色幸福感。

【注释】

[1]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3年12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14/c_125859827.htm

[2]赵峥，宋涛.绿色发展视角下城市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现代经济探讨.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