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耦合关系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是与其存在的环境演变背景息息相关的，如游牧民族的兴起、农耕社会的发展、古文明的消失等。历史上，今日撒哈拉沙漠的腹地和冰天雪地的格陵兰都曾有过文化相对繁盛的时期。气候突发性变化的影响可能是暂时的，但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而其长期变化的影响则将更为深远，有可能导致局地生态平衡关系的彻底破坏，引起一个地区生产方式的改变甚至导致文明的衰亡。因此，从大的时间尺度上看，历史上每一种文明的存续都是与其所处的气候环境相平衡的，全球气候变化导演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人类社会是在不断适应全球变化的过程中谱写了自己的历史。

2.3.1　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机理

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是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交叠产生的。从理论上讲，其影响大致包括全球性、负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等三大特征，影响的层次可分为土地承载力、自然生产系统、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等四个层次，影响的途径则包括了直接影响、通过自然系统的间接影响以及人类应对策略的间接影响。有鉴于此，本书将从全球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影响的特点、层次和途径等三个方面逐一阐述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机理。

1.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

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负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等三大主要特征（见图2.5）。所谓“全球性”是由全球气候变化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其范围涵盖了整个地球的自然生态系统，包括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对流层上空平均水汽含量增加、海洋温度升高、南北半球冰川积雪消融、全球海平面上升、全球及局地降水变化、海水盐度变化、风场变化，以及干旱、强降水、热浪和热带气旋等在内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广泛变化等。而关于气候变化的“负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在前文关于经济学相关理论和灾害学相关理论中已有详细讨论，在此不再赘述。上述这些特征说明，采用任何传统的、单一的理论或方法都难以对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做出科学的评估，必须对其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加以综合运用和集成创新，以尽量减少分析偏误。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绘制。
图2.5　全球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影响特征及关键理论

2.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范围

根据前文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文献综述，气候变化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可以划分为对自然系统的影响和对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但在现实中，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是相互交叉的，从而产生网络式的交互影响作用。就长三角河口海岸城市化地区而言，其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动态、开放和灰色的自组织系统，它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着能量与物质的交换，其中亦包括了外界气候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越剧烈，其净影响就越趋向于负面。由于长三角位于海岸带和江河冲积平原的交汇处，既是经济与气候敏感性资源联系紧密的地区和极端天气事件易发的地区，又是人类强势活动的地区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地区，这就决定了该地区必然是对气候变化反应最敏感、最脆弱的地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区域中，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从对自然系统的影响到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逐渐演化的过程，通过气温升高、极端天气现象增多以及海平面上升所引发的海岸侵蚀、台风风暴潮加剧、咸潮入侵、洪涝灾害加剧、土地盐渍化等方式体现出来的，影响范围极其广泛。因此，我们结合前文的分析及长三角社会经济特点，绘制了气候变化对城市复合生态系统影响的网络模型图（见图2.6）。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绘制。
图2.6　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影响的网络模型

3.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层次

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影响是不断分层递进的，按照其所达到的程度可以分为自然承载力、农业生产系统、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等四个层次。其中，前两个层次属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自然环境影响，主要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在全球变化中的稳定性和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生产潜力等人类生存环境及人类支持系统的影响等，以及这些系统适应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潜力和机理；后两个层次属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主要是指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如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的生理与健康的影响、对社会经济各部门生产和发展的影响，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见图2.7）。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绘制。
图2.7　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层次

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部门都可能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都会从一个部门传递到其他部门，并得到其他部门的反馈、调节使影响放大或缩小。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与对其他生物群落的影响具有一致的共性方面，即最终都会导致人类社会或者生物群落与自然环境状态相平衡。但自然环境对生物群落的影响主要是对生物生理状态的影响，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是被动适应的关系；而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既有被动适应的一面，又有主动改造（包括开发、利用、改造、建设、破坏、污染等）的一面。与自然生态系统显著不同的是，人类生态系统是建立在人为控制的、大量物质和能量输入与输出基础之上的人工生态系统，其平衡机制也与自然生态系统有着显著的差别。由于人类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远较对其他生物系统的影响复杂得多。

4.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路径

从全球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路径上看，全球气候的长期变化趋势和短期极端气候事件不仅直接影响着自然系统（如海岸带、农业、水和生态系统等）和社会经济系统，而且自然系统的变化也会传导到社会经济系统；同时，人类为了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又会对社会经济系统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全球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影响的主要途径有三：一是气候变化对自然系统产生的直接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可能间接地影响着与自然系统密切相关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二是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产生的直接影响；三是人类为适应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影响而采取的减排、适应等政策措施，继而对社会经济系统产生间接的影响（见图2.8）。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绘制。
图2.8　全球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途径

2.3.2　城市复合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响应

1.城市复合生态系统

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俊、王松如（1984）基于复合系统理论首先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THE THEORY OF SOCIALECONOMICNATURAL COMPLEX ECOSYSTEM），认为社会、经济和自然三个系统间具有互为因果的制约与互补关系，并对三个系统进行了初步再分和细化，并简示了复合生态系统的构成（见图2.9）。王如松院士还针对城市，对复合生态系统概念进行了改进和完善。他明确提出城市是一个以人类行为为主导、自然生态系统为依托、生态过程所驱动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他利用五行思想解释自然系统，认为自然系统由金木水火土等五种元素构成，火代表了能量，土代表土地，木代表了生命有机体，水代表了水资源，金代表了矿藏资源。同样，他认为人类经济系统一般由生产、消费、流通、还原和控制等五个元素有机构成，而社会系统则可进一步简化为技术、制度和文化等三个方面。

资料来源：马世俊、王松如（1984）。
图2.9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随后，国内一些学者对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进行了发展。赵景柱（1999）、郝欣等（2003）和王如松等（2012）认为，社会、经济、自然这三个子系统之间在时间、空间、数量、结构、秩序方面的生态耦合关系，通过人这一“耦合器”耦合成为复合生态系统，其相互作用机制决定了复合生态系统的发展与演替方向。显然，分析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分析复合生态系统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以及符合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能量、价值、信息的传递和交换等各种作用关系。由宋永昌、由文辉和王祥荣（2000）编著的《城市生态学》一书，在写作思想、整体架构和内容编排上都继承了马世骏和王如松的“社会—经济—自然”三系统结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综合国内学术界的相关文献，我们认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具有复杂性、动态开放性、组织性、灰色性和共生性五个方面的特征（见表2.3）。

表2.3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特征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而成。

2.长三角河口海岸复合生态系统

本书研究的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是一个以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为主导的大河（长江）河口海岸地区。但相对于一般的城市复合生态系统，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还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系统特征：

第一，海—陆—河自然地理结合部的脆弱性。作为海陆两大自然地理单元的结合部，沿海地区是海洋与陆域相互作用的集中区域，从而增加了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因子和影响路径。例如，海浪海潮入侵会侵蚀海岸工程，海洋气温水温增高会加剧台风、风暴潮等海洋性灾害，海平面上升则会大量淹没沿海滩涂、岛屿和湿地，这些来自海洋的威胁都会对沿海地区的城市复合生态系统造成一系列的不利影响。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典型的河口海岸地区，长三角作为长江河口与海洋的结合部，除了需要承受来自海洋与陆域相互作用的影响之外，同时还要承受来自长江流域上中游地区和来自海洋的双重影响。如河口段河床及北岸的冲淤演变既会受到海洋潮流的影响，又会受到长江径流的影响。而气候变化通过影响上中游降雨和源头补给水源的变化影响其径流量，海洋潮流则受到气候变化因素中的海平面上升因素的影响，两种动力的此消彼长和相互叠加作用，会造成河口河床的不稳定和主槽的摆动频繁。此外，河口地区丰富的淡水资源则易受到盐水入侵以及沿岸土地盐渍化的威胁。加上河口地区地势平坦低洼，在长期河流下泄的过程中大量泥沙在此沉淀沉积，形成广袤的滩涂、阴沙、湿地和岛屿，一旦全球海平面上升，极易造成海水倒灌，河口地区的沙场、盐场和水动力场等也都会随之发生改变。因此，河口海岸地区作为海—陆—河的自然地理结合部，其自身特有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其面临气候环境变化影响下的脆弱性。

第二，高度发育的城市人工生态系统。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人类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始终是沿着水的轨迹，从大河流域的中上游走向下游及河口地区，从流域走向沿海，从海洋走向世界。据资料统计，全世界共有110多个拥有海岸的国家和地区中，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沿海地带往往是本国经济最发达，城市最密布、人口最稠密的精粹之地。世界上约1／2的人口和80%的大都市都高度聚集在沿海地带（徐长乐等，1987）。而作为流域之汇、海洋之源的（大河）河口海岸地区，则更是具有“外通大洋、内联腹地、通江达海”的独特区位优势和深广的腹地优势而显得弥足珍贵，往往成为人类强势活动的场所和国际化大都市的发祥地。本书所研究的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处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河口的高度发育的城市化地区，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人类强势活动的城市（群）复合生态系统。这种城市人工生态系统主要有以下四个基本特点：（1）社会性。人工生态系统是由自然环境（包括生物和非生物因素）、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等）和人类（包括生活和生产活动）三部分组成的网络结构，极易受到人类社会活动的强烈影响和干预。（2）易变性，或称不稳定性。系统易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并随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自我调节能力差。（3）开放性。系统本身不能自给自足，依赖于外部系统，并受外部系统的调控。（4）目的性。系统运行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持自身的平衡，而是为了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上述特点决定了城市人工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比自然、半自然的生态系统更容易受到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这种由系统脆弱性造成的系统敏感性，导致了城市人工生态系统一旦发生问题，极易产生次生、连锁反应，而一旦系统失衡，其恢复修复的过程则要相对艰难得多。

3.城市社会经济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局地响应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和作用下，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也会从社会、经济和环境等三个层次做出响应，具体表现为社会人口的响应、经济产业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相应变动，以及城市局地气候的五岛效应。

（1）社会人口数量、密度和结构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

2009年6月24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联合国人居署和联合国人口司共同召开了“人口动态与气候变化”专家小组会议，标志着人口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问题已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尽管人口与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难以直接言表的，但是人口及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还是应该对气候变化负责（哈尼亚·兹落特尼克，2011）。

国内学者王红瑞、蔡越虹等（1999）采用多元通径分析数学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造成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根源。目前，IPCC把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纳入对温室气体排放的预测，人口的绝对数量及其增长速率已成为计算人口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指标。但实际上，每个人因为生活和消费的水平与方式的不同，对气候变化的贡献，即其排放的温室气体量也是有所不同的。比如，哈尼亚·兹落特尼克（2010）认为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反比关系，与收入水平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之间的正比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表明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增长快，但其人均排放温室气体较少。因此，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目了然的。ONEIL（2009）通过考虑人口年龄变化、人口城乡分布等因素，认为保持较低的人口增长率，特别是在经济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本身会对温室气体减排做出相当大的贡献。

从人口密度对环境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上看，蔡林（2007）的研究表明，人口聚集对资源环境利用有正面的影响：一是人口的集聚效应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二是人口的集中有利于污染物的处理、资源的综合利用及循环经济的发展。COUTTS等（2007）认为人口密度对于温室气体减排的积极作用大于人口高密度的生活方式，可以减少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其主要方式为：减少长途旅行、必要的集约化服务、更好的公共交通网络、对居民居住面积的限制等。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城市人口密度普遍较高，对气候变化适应成本的降低和减排效率的提升具有很大意义。人口密集度大的城市能够更加集约地使用稀缺资源，并较少释放温室气体。在一定程度上，高人口密度降低了人均供水、排水、卫生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成本（dOdMAN，2009）。但另一方面，人口密度又与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关系密切。城市人口的密集，增加和放大了遭受灾害及灾害损失的可能性。经济、生活、基础设施和社会结构都是城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在不同的方面暴露出应对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脆弱性（HARdOY ET AL.，2013）。因此，单纯地认为人口增长导致了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每一个人一生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相对于整个世界人口而言差别可达上千倍，这决定于他的出生环境及寿命和生活方式选择。消费者数量增加及其消费方式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才是关键，而不应该是人口数量本身。基于人口数量的计量模型还需考虑包括人口素质、人口年龄结构、家庭结构、人口贫困等因素（姜卫平等，2011）。

从人口素质因素上看，蒋志学（2000）从反面表明了由于人口素质低下而导致的环境意识淡薄和对环境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他以辽宁省为例，阐述了人口数量增长对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排放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孟慧君（1995）认为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对生态环境意识、领导决策、控制人口增长、环境科学技术、就业的环境压力及环境人口容量变动等诸方面都具有影响和作用。

从老龄化因素上看，JIANG和HARdEE（2011）认为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因素。但是老龄化因素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不是很稳定，因为它会受到劳动力构成变化、技术变革、家庭构成变化等的影响。

从家庭结构因素上看，GEORGE MARTINE（2009）认为发达国家平均家庭变小的趋势会增加按人均计算的居住用地、住房面积、家电和汽车消费及能源消耗，并且这种小家庭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巴西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快速降低后，小规模家庭的快速增加与高消费相关，并且导致较高的碳排放（姜卫平等，2011）。蒋耒文和考斯顿（2001）认为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家庭生活方式的改变，家庭户的变化及其人口的构成因素比人口个体的变化对环境的影响更大。

以贫困因素上看，WILBANKS（2007）认为贫困社区，特别是聚居在风险相对较高的地区的人们，易受到灾害的影响。这一观点提示我们关注在城市内部不同地区的脆弱性差异问题。例如在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低收入人群大量居住在城郊结合部的“城中村”，由于其防灾减灾保障设施不健全以及防范措施缺乏，致使这里的高人口密度与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高脆弱性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2）经济产业与能源消费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

城市化地区不仅是人口的集聚地，也是经济生产和能源消费的集聚地。因此，城市经济产业和能源消费都会通过不同方式的碳排放而影响全球气候变化。

李健和周慧（2012）通过对我国28个城市三次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的关联度分析，证明第二产业是影响地区碳排放强度的主要因素，第三产业对地区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效应并不明显，第一产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最小。第一产业所从事的农林牧渔生产活动，对环境资源的依赖是可持续再生循环的，因此对能源和环境资源的消耗相对较低，同时还能发挥一定的碳汇功能，其中现代农业所带来的污染问题主要是农药和化肥残留物。第三产业中服务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是非实物消费品，多以人力资本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因而对环境的影响也较低。而作为实体经济的第二产业则不同，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生产消耗了大量的化石能源，并排放了大量的三废污染物和碳，其资源要素的投入是促进产能提升的重要途径。因此，一般而言，第二产业越发达，所带来的环境压力相应越大。

人类经济活动所消耗的大量化石能源，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从生产的角度看，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是对气候影响的直接途径。制造业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生产对能源的直接消耗及其产生的直接碳排放；二是工业品生产过程中通过大量中间投入品而间接消耗的能源以及由此产生的间接碳排放。制造业生产了产品，同时也生产了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等“三废”污染物。“三废”对气候的影响是不同的，作用方式也有很大差异，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均可以通过地表变化或蒸腾作用变为废气从而影响气候。从消费的角度看，制造业的发展和消费市场的培育都会增加能源的消耗，作为消费者的人口的增长也必然需要更多的物质产品。另外，由于人们消费心理的变化和制造业产品市场的不断扩大，产品的更新速度会加快。这些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都会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影响到气候环境。

城市化带来人口与经济的聚集，使得城市成为CO2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因此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经济的发展都会改变人类对能源的消费形式。按照OECd的划分，城市对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一是通过城市辖区内发生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二是通过城市辖区以外发生的、属于城市民用基础设施和能耗中的温室气体排放；三是城市诱发的地球大气化学变化和地表反射率的变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前两种方式都是由于城市地区经济和人口的聚集直接引起的，而第三种途径则主要源于城市建筑、基础设施等人类活动。

确切地说，对温室气体排放做出贡献的并非城市，也非城市化本身，而是人们在城市里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这些因素使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能源消费大户和环境污染大户。

（3）城市局地气候变化的“五岛效应”。

城市自然生态系统中，城市局地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城市岛效应。其中，过去广为人知的是城市热岛效应，但近年来城市的雨岛效应、干岛效应、混浊岛（雾岛）效应和暗岛效应的影响也正在逐渐显现和加剧。

一是城市热岛效应，指城市温度高于周边地区的现象。城市热岛效应主要影响因子是城市下垫面中的建筑和道路材料改变了地表水气交换及大气动力学特性，它们的反射率小从而能吸收较多的太阳辐射。此外，城市中居民生产生活形成的人为热源、城市空气污染物的保温作用、城市高层建筑阻挡使热平衡的水平输送困难等因素，都加剧了城市的热岛效应（周淑贞、张超，1985）。城市中大量的钢筋水泥、沥青以及空调设备排出的热量也加剧了热岛效应。城市的年平均气温一般比农村地区高出3.5—4.5℃，大城市的温差甚至可高达10℃之多，预计这一温差在10年间将使城市化地区气温升高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

二是城市雨岛效应，即城区及下风方向降水增多的效应。其机制首先是由于城市热岛效应，使得城市气压相对周围地区较低，四周的气流向城市区域聚集，气流上升，并在周围下沉，流向城区。当上升气流中的水汽和其他条件合适时，就会产生城区对流雨。此外，城市空气中的工厂、汽车排放的废气使得凝结核悬浮颗粒物增多，一旦遇到上升气流中的水汽就易形成降水。

三是城市干岛效应，是指城市相对湿度在逐渐降低，城市在逐渐变干。其成因主要是由于城区下垫面大多是硬化的水泥路面和封闭的排水管道，降雨后雨水很快流失，阻断了空气中水汽的循环。此外，热岛效应加速水汽蒸发，也加剧了城市干岛效应（康慕谊，1997）。

四是城市混浊岛效应，即所谓雾岛效应，是指城市雾日和雾霾天气增多的现象。其成因主要是由于城市上空颗粒污染物的增加，凝结核过多，引起雾日天数的增加。其形成机制与暗岛效应类似，但是侧重雾霾带来的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五是城市暗岛效应，又称阳伞效应，是指城区大气透明度降低和日照时间减少的现象。其成因主要是由于弥漫在大气中的烟尘等大量悬浮颗粒物会散射太阳辐射，从而削弱了日照。其本质原因是人类不适当地对大气排放的烟尘。雨岛效应和雾岛效应都会加重暗岛效应的形成。

2.3.3　气候变化与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互动耦合关系

耦合本是一个物理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全球气候变化与城市或区域复合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耦合关系，体现了两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动态演进过程。

1.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归因

从主流的学术观点看，全球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类活动。气候变化虽然是通过自然系统的温度、降水、湿度、灾害等自然现象表现出来的，但其背后本质的原因仍在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和全球生态平衡的破坏。反映在城市化地区，其典型之例如城市局地气候的“五岛效应”。这些气候局地变化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城市人口、产业、人工建筑物的高度集聚和能源消费强度及消费方式的变化，以及城市的空间扩张改变了土地利用格局等造成的，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局地气候产生的一种区域性的影响。

2.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影响的程度与城市或区域社会经济特点密切相关

从前文分析的气候变化影响社会经济的作用机理可知，气候变化对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过程，而是彼此交互影响的双向过程。如气候变化所造成的风暴潮、巨浪、盐水入侵、强降水等极端天气事件，其影响程度不仅与灾害发生的强度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其影响程度会在高度城市化的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产生明显的放大效应和波及效应。但另一方面，城市化地区发达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又为抵御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便于在灾害发生之后及时进行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

3.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过程包含了社会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反馈

人类对气候变化适应的相应措施，是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影响的三条途径之一，可表现为人类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各种防范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可用于抵御海平面上升、风暴潮和内涝灾害影响的工程，如修建或加固海堤、防洪措施及各类建筑物等，以及应用技术，如提升建筑物抗灾标准等相关政策、改变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灾害预警信息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些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是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行为，实施之后又会对气候环境产生影响。同时，实施这些应对措施所投入的经济成本及其所产生的效益，可以通过成本效益评估来评定其对社会经济系统产生的影响。

综上所述，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气候变化的影响结果是天、地、人三大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气候环境的变化作为自然系统自身的演化，同时也包含了人类活动的影响，彼此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并且有着长期的趋向性结果，会造成一系列的地表环境状况的变化。一方面，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和城市化现象会不断加剧全球气候变化的强度和深度；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又使得社会经济系统承受了更多的损失，客观上降低了社会经济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因此，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之间存在着双重恶性循环的互动模式。而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互动影响，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经济系统中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采取积极的减排措施和适应策略，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系列措施能够产生正的社会经济效应，即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低于其产生的破坏性作用与损失。而正确认识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耦合关系，则是实现这一正效应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