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 评价流程及方法选择
1.评价方法与流程[5]
综合评价是指按照预定的目标，确定研究对象的属性（指标），并将这种属性变为客观定量机制或主观效用的行为（秦寿康等，2003）。综合评价主要包括两个要素：一是指标体系，它由若干个反映评价目标特征的指标构成，其中每一个指标既代表了上一层指标的特性又彼此联系，并且要求同一层级的指标在性质上有一定的可比性。二是指标方法体系，包括了指标无量纲化的方法、各指标赋权的方法及评价方法的选择。对不同的评价目标要根据其结构特点、数据关系等方面，综合选择合适的指标方法组合，构成合理的指标方法体系。
针对一个特定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无论是采用数学模型法还是系统模拟方法（黄海峰，2006），其评价流程基本包括：
首先，分别建立该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综合实力的评价指标，再使用计量指标权重的方法表示各个指标对最终评价目标的重要程度。可行的思路或者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出关键指标，或者根据各指标的属性对其赋予相应的权重值。鉴于本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环境系统各项指标的相互关联性不强，并不适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故本书选择客观赋权的熵值法和主观赋权的AHP法相结合的综合赋值法，对各指标设立综合权重。
其次，基于该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过程，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且相互关联状况难以明确表示，具有明显的“灰色系统”特性。因此，本书利用模糊数学的可变模糊识别模型计算该系统的协调程度，对此将在下文中具体阐明。
最后，根据计算得出的该地区经济、社会及环境协调度，对该区域内各城市的经济、社会及环境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时序和空间的综合评价分析（见图3.3）。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图3.3 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度评价流程示意图
2.评价模型选择
根据系统论的基本原理，一个开放系统内部结构的优劣与否，既决定了该系统的整体运行状况，也决定着该系统对外部影响与干扰的适应及响应能力。综合评价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度问题，其目的就是通过选择适合的评价模型来计算三者之间的耦合程度，以对该地区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结构关系做出准确、客观的定量评价。可采用的评价方法也很多，如加权平均法、几何加权和法、逼近理想值的排序方法（TOPSIS）和专门用于计算投入产出效率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等。数据标准化处理的常见方法则包括了均值化、极大或极小化、极差化和中心化等处理方式。本书在权值的选定上选择了通过客观赋权的熵值法和主观赋权的AHP法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赋予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经济、社会和自然三大类指标以及内部各项指标以相应的权重，并采用中心化方法进行数据可比性处理。
对于评价方法的选择，本书之所以选取模糊数学的可变模糊识别模型方法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作为评价对象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非此即彼”关系，而是更多地处于彼此“协调”和“不协调”之间的“亦此亦彼”的状态之中，其协调发展程度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李伟红，2009）。
第二，由于资源环境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并具有明显的相对动态性，因此自然、经济、社会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相互完全独立的，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周荔、盖美，2009）。
第三，可变模糊识别模型能够科学、合理地确定样本指标对各级指标标准区间的相对隶属度和相对隶属函数，并能够通过变换模型及其参数，合理地确定出样本的评价等级，从而提高对样本等级评价的可信度（盖美、周荔，2011）。
第四，可变模糊评价是给予相对差异函数构建的一种综合评价方法，对于评价指标以区间值表示标准值的宏观经济社会效益评价，该方法能够有效地解决区间值的影响，以获得更为合理准确的结果（张春旺，2007）。
3.2.2 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的构建
1.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当前，学术界关于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评价，几乎都集中在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评价方面（李胜芬、刘斐，2002；许榕等，2002；李鹤等，2007），对经济、社会、自然三个子系统之间动态均衡、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不多（吴林娣、方国伟，1995；朱丽、孙理密，2006）。不过，由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资源的质量都是密切关联的，因此现有的关于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客观反映了经济、社会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协调发展状态。故此，本书在参考了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了分目标层、准则层和测度层三个层级，共计34项涉及该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状况的具体指标（见表3.25）。
表3.25 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
续表
注：①人均指标均按照常住人口的均值计算；②由于浙江省统计年鉴中人均GdP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为保障数据口径的一致性，A 2按照公式——GdP总量／常住人口——计算；③全员劳动生产率A 5按照公式——工业生产总值／工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计算；④外贸依存度A 9按照公式——外贸出口额／生产总值——计算；⑤工业SO2去除率A 28按照公式——工业SO2去除量／（工业SO2去除量＋工业SO2排放量）×100%——计算；⑥工业烟尘去除率A 29按照公式——工业烟尘去除量／工业烟尘产生量×100%——计算。
（1）分目标层（C 1—C 3）。本书旨在从科学性和全面性的视角，综合考察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经济、社会、环境“三位一体”的动态协调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程度，其目标应当涵盖以上三个领域，并将此三个领域设为分目标层（C 1—C 3）。
（2）准则层（B 1—B 10）。通过对该地区经济、社会、环境三大评价分目标的进一步分解，本书在准则层的设定上力求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并充分考虑到该地区协调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其中，经济评价指标的设定以衡量经济发展的量与质为主线，从经济发展的水平、结构与效率等三个方面加以构建；社会发展评价指标的设定主要抓住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人口、收入与消费和公共福利等三个重要领域；而环境评价指标的设定则主要参考长三角地区作为未来全球城市上海引领的全球城市区域的战略定位，将城市环境指标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并与地区自然环境、环境质量和环境治理等三个方面共同加以构建。
（3）测度层（A 1—A 34）。在准则层构建的基础上，本书在现行可得的统计体系的基础上，以适应未来发展需要为补充，进一步确定了共包括34个具体指标的测度层。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消除研究区域中上海市作为直辖市在各项指标体量上的区别，本书在具体指标的选取上尽量选择了人均指标和结构性指标，同时辅以少量总量指标，以充分考虑系统的整体性原则和指标之间的可比性。
（4）指标权重。这是各指标在整个评价指标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量化，权重确定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综合评价结果和评价工作的质量。经过参考其他文献，本书综合考虑了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社会、经济和环境各项指标所发挥的不同作用，采用客观赋权的熵值法和主观赋权的AHP法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最优权重θI和ωI，采用公式：
以确定综合评价系数。各项指标所采用的具体权重参见表3.25。
2.可变模糊评价模型
可变模糊理论与方法是工程模糊集理论与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其核心的相对隶属度函数、相对差异函数与模糊可变几何的概念与定义，是描述事物量变、质变的数学语言和量化工具（陈守煜，2008；盖美、周荔，2011）。
（1）可变模糊集合的定义。设论域U上的对立模糊概念（事件、现象），以
与
表示吸引性质与排斥性质的，对U中任意元素U，满足U∈U，在参考连续统区间［1，0］（对A）与［1，0］（对
）的任意一点上，吸引与排斥的相对隶属度分别为μA（U）、
（U），且μA（U）＋
（U）＝1。令
满足μA（U）＋μCA（U）＝1，0≤μA（U）≤1，0≤μCA（U）≤1，称V为U的对立模糊集。左极点PL：μA（U）＝1，μCA（U）＝0；右极点PR：μA（U）＝0，μC（U）＝1。
A
如图3.4所示，M为参考连续统间［1，0］（对μA（U））、［1，0］（对μCA（U））的渐变式质点，即：μA（U）＝μCA（U）＝0.5。
图3.4 对立模糊集示意图
（2）以相对隶属函数表示的可变模糊集合。设论域U上的模糊概念（事物、现象），对U中的任意元素，满足对立模糊集，令：
分别成为V的吸引（为主）域、排斥（为主）域和渐变式质变界。
设C是V的可变因子集，有：
CA为可变模糊型集，CB为可变模型参数集，CC为除模型及参数以外的可变其他因子集。令：
统一称为模糊可变集合V关于可变因子集C的渐变式质变，令：
统一称为可变模糊集合V关于可变因子集C的变量域。
（3）可变模糊对立识别模型。将可变模糊型集C A根据可变模糊对立识别模型的定义进行推导，其中可变模糊参数型集CB包括模型的指标权重、指标标准区间等重要参数，则推导出可变模糊识别模型为：
式中：νA（U）为识别对象U对V的相对隶属度；N为方案识别指数。
α为模型优化准则参数，当α＝1为最小一乘准则，α＝2为最小二乘准则；
ρ为距离参数，ρ＝1为海明距离，ρ＝2为欧式距离。
则有：
其中d G为识别对象（方案）的距优距离；d B为识别对象（方案）的距劣距离；因此，可变ωI为指标的权重，μA（U）I为识别对象（方案）的相对隶属度。
模糊识别模型式（3.11）中，α、ρ有四种搭配：
①α＝1，ρ＝1，式（3.11）变为：
此时，模糊可变识别模型是一个线性模型，相当于模糊综合判断模型，是模糊可变识别模型的一个特例。
②α＝1，ρ＝2，式（3.11）变为：
此时，模糊可变识别模型相当于理想点模型。其中，距优距离和距劣距离分别为：
③α＝2，ρ＝1，式（3.11）变为：
此时，模糊可变识别模型相当于SIGMOId型即S型函数，可用于描述神经网络系统中神经元的非线性特征或激励函数。其中，距劣距离为：
④α＝2，ρ＝2，式（3.11）变为：
此时模糊可变识别模型为模糊优选模型。其中，距优距离和距劣距离分别为式（3.16）和式（3.17）。
最后，应用①②③④四个模型的均值，计算最终识别对象的隶属度，即本书中的协调度。
（4）评级标准。通过参考已有研究成果中各种协调度的分级方法，并结合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社会经济与环境发展的实际情况，本书将协调度分为10个等级（见表3.26）。
表3.26 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度的判断标准
资料来源：根据前述参考文献整理。
3.2.3 数据来源及相对隶属度
1.数据来源
本书所选用的反映长三角河口海岸8市经济、社会方面的所用数据均来自2004—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相关年份各地市的统计年鉴。自然环境方面的数据则来自《水资源公报》、《浙江环境统计年鉴》和《浙江自然资源与环境统计年鉴》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①2003—2004年常住人口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常住人口数据与户籍人口的相关关系估算所得；②海岸线长度采用了ARCGIS9.3软件中的CALCULATE GEOMETRY工具计算海岸线长度，以及实地调研结果的修正值；③人均耕地面积中南通、杭州、绍兴、宁波、舟山等五市的部分年份数据，按照相应年份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对应的关系进行估算；④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缺失年份数据按照各城市以往年份该指标在GdP中的占比估算；⑤人均居住面积中的缺失年份数据按照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与市区人均住房居住面积之间的比例关系估算。
2.相对隶属度
在进行综合协调度评价时，决策的目标值通常分为特征值越大越优和越小越优两种类型，因此，采取式（3.21）计算越大越优型目标特征值的相对隶属度，采用式（3.22）计算越小越优型目标特征值的相对隶属度。其公式如下：
式中X IJ是方案J目标I的实际值；MAX X IJ为方案集中目标I的最大特征值；MIN X IJ为方案集中目标I的最小特征值。本书按照2003—2011年的相关数据计算了上海、苏州、南通、嘉兴、杭州、绍兴、宁波、舟山8市的34项指标的相对隶属度，并按照不同城市将数据进行了汇总，结果详见附表1至附表8。
3.2.4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度时序分析
利用前文介绍的模糊可变模型的计算及数据整理的分析方法，本书得出了长三角河口海岸8市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度的具体计算结果（见表3.27）。
表3.27 2003—2011年长三角河口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度评价结果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数据和方法整理计算得出。
2003—2011年，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度的演化趋势是呈现出从失调（0.242 5）逐步走向优化与协调（0.510 9）的过程。其中，2003—2005年地区协调度为中度失调，2006—2008年为轻度失调，2009—2010年为濒临失调，到2011年达到了动态平衡。地区整体协调度等级提升年限不断减少，说明其优化速度在不断提升（见图3.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计算结果绘制。
图3.5 2003—2011年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度变化
从时序的变化上看，2003年上海和宁波两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协调度最高，分别为0.329 3和0.305 2，属于轻度失调的状况，其中上海的情况优于宁波；而江苏的苏州（0.227 2）、南通（0.204 9）和浙江的嘉兴（0.200 8）、杭州（0.221 8）、绍兴（0.204 3）、舟山（0.242 5）等六市则处于中度失调的水平。到了2007年，上海由于其在区域整体发展水平上的层级最高，协调度率先达到了0.507 7而进入了动态平衡的发展阶段，宁波随后在2010年协调度达到0.509 1也进入了动态平衡阶段。2011年，上海的协调度已达到0.688 2的一般协调阶段，宁波、苏州、舟山、杭州等四市的协调度分别为0.556 3、0.533 1、0.506 0和0.502 9，也达到了动态平衡的水平，而南通、绍兴、嘉兴等三市的协调度分别为0.457 1、0.424 5、0.419 2，仍整体处于濒临失调的发展阶段。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协调程度，是区域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环境子系统内的人口、资源、要素、自组织等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的保障能力的综合体现。从时序上看，2003—2011年间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社会、经济与环境之间经历了一个从失调到逐渐协调的过程。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区域内各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也在不断加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区域环境质量状况的恶化，并不表示对区域环境的保护应以一种不开发、不利用的封闭保护的方式，才能达到一种协调的状态。因为人是区域复合生态系统中的决定性因素，这就决定了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较高阶段，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更高追求、人们发展理念的不断转变以及经济社会对环境的持续反哺，生态环境状况是可以持续不断改善的，并且可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寻求到与环境系统的新的动态平衡，如上海对苏州河的成功治理案例。因此，虽然一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度的高低和区域自身的自然基础状况目前相关，同时亦与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发展阶段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本书认为，对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度变化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判断分析：
第一，区域整体经济能级的提升，是区域协调度不断攀升的重要物质基础。2012年，长三角河口海岸8市的GdP总量从2003年的16 370亿元增加至58 234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5.1%，分别占了江浙沪三省市的53.5%和全国的11.2%（见表3.28）。在此期间，尽管该地区人口仍在源源不断地流入，2012年8市常住人口总量已达到6 871.9万人，但由于经济的增长远快于人口的增长，致使该地区的人均GdP仍然得到了较快攀升，2012年8市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平均达到84 742元（折合13 424美元），已整体突破1.3万美元大关，远高于江浙沪平均的69 026（折合10 935美元）和全国平均的38 325元（折合6 071美元）。其中，苏州的人均GdP最高，达到113 861元（折合18 037美元）；其后依次为杭州（88 639元，折合14 042美元）、宁波（86 166元，折合13 650美元）、上海（84 782元，折合13 431美元）、舟山（74 840元，折合11 856美元）、绍兴（73 923元，折合11 711美元）和南通（62 471元，折合9 896美元）；最低则为嘉兴的57 011元（折合9 031美元）。这就为长三角河口海岸8市不断促进和改善经济社会与环境生态的协调关系打下了物质基础。具体详见表3.28。
表3.28 2003—2012年长三角河口海岸8市GdP总量（万元）
资料来源：中国及江浙沪统计年鉴（2004—2013）。
第二，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是区域协调度不断攀升的根本举措。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先行区域，而长三角河口海岸8市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优势及未来趋势则更为明显。2012年，8市三次产业的产值构成从2003年的4.4∶53.2∶42.4提升到了2.2∶47.8∶50.0，明显优于同期江浙沪4.8∶48.0∶47.2和全国10.1∶45.3∶44.6的平均水平，呈现出第一、二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不断稳步攀升的趋势，并且成功地实现了产业结构从“二三一”向“三二一”的转型（见表3.29）。作为资源能源消耗大户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占比的降低，意味着该地区三废排放量的减少和更加集约、高效的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的提升；而作为“无烟产业”的第三产业占比的不断攀升并已占据主导地位，则意味着该地区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必将更加集约、绿色、低碳和环保，是从该地区复合生态系统内部组织结构的不断完善优化上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生态协调度不断攀升的根本举措。
表3.29 2003、2012年长三角河口海岸8市及全国三次产业构成（%）
资料来源：江浙沪各城市统计年鉴（2004，2013）。
第三，区域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对区域协调度的不断攀升影响深远。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曾经长期主要依靠高资源要素投入、高资源能源消耗、高三废污染排放和低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三高一低”的粗放型增长与发展方式，致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紧张，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优化的矛盾愈发凸显且难以化解。但是，随着各种资源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区域资源环境压力的不断增加以及人们发展理念、生活习惯、消费方式等不断改变，都在倒逼着整个区域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进行重大的变革，如逐步采用和推广能够有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减少环境污染排放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艺，在高生活质量的目标设计与追求中添加更多的环境要素，倡导更加节俭、集约、绿色、环保的生活模式与消费模式等，从而起到了逐步改善与不断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和环境资源良性协调的功效。如表3.30所示，2012年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的能源消费总量都比2003年有较大的提高，分别增长了67%、161%和90%，但单位GdP能耗却分别从2003年的1.02吨、0.98吨和0.89吨标准煤／万元下降到了0.57吨、0.53吨和0.52吨标准煤／万元，均远低于全国同期0.70吨标准煤／万元的平均能耗水平。
表3.30 江浙沪三省市能源消费及单位GdP能源消费（2003—2011）
资料来源：江浙沪及全国统计年鉴（2004—2013）。
第四，环境保护和三废治理工作卓有成效。近年来，随着GdP的稳步增长，长三角河口海岸8市也不断加大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2011年8市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金额总计约为1 062.42亿元，约占该地区GdP总量的2%。与此同时，长三角河口海岸8市工业“三废”排放不断减少，治理水平得到不断提升。2011年，8市的单位GdP工业废气排放量、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单位GdP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分别从2003年的0.63标立方米／万元、8.35万吨／万元和0.65万吨／万元下降到了0.59标立方米／万元、3.41万吨／万元和0.50万吨／万元；而平均二氧化硫去除率、平均工业烟尘去除率、平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和平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则分别从2003年的24%、96%、95%和91%提升到了59%、99%、97%和93%，综合治理效果显著（见表3.31）。
表3.31 长三角河口海岸8市工业排放与治理指标（2003—2011）
资料来源：江浙沪各城市统计年鉴测算（2004—2012）。
此外，江浙沪三地政府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也相继出台了《环境保护规划》，为环境治理工作提供指导性意见。同时，通过政策创新加深城市间的环保立法的合作，强化环境保护区域交流平台的构建，加强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控制以及排污权有偿分配交易及生态补偿等机制的建立，有效地推动了该地区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体化发展。
3.2.5 区域社会经济与环境发展协调度比较
为了进一步研究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协调度水平的空间对应关系并进行空间差异的分析与辨识，本书将该地区8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协调度的具体计算结果绘制成空间分布图（见图3.6）。总体上看，2003年以来该地区8市经济、社会、环境三大子系统的协调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并且区域协调度的等级已从2003年的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这两个等级整体提升到了2011年的濒临失调、动态平衡和一般协调三个等级。这说明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协调度的整体提升显著，但也呈现出了地区内部8市协调度的分异不断加大的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计算结果绘制。
图3.6 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协调度空间分布图
从该地区8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其协调度差异的产生及其分异加大的原因，我们认为该地区协调度的差异与各城市自身的城市类型和原有产业基础息息相关。其中，上海由于其原有社会经济基础较好，城市功能定位较高，并且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因此其协调度是该地区8市中最好的，也是唯一一个处于“一般协调”等级的城市。在处于“动态平衡”等级的四个城市中，舟山作为海岛型城市，人口基数低、人均资源保有量较高，因而其协调度也相对较好。宁波作为8市中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指标都较为均衡的城市，其协调度也相对较好。而作为典型的旅游城市和宜居城市并且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誉的苏州和杭州，本应享有更高更好的协调度水平，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各种主客观原因，苏州和杭州长期实行了“工业立市、工业兴市、工业强市”的产业发展方针和城市功能定位，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向着制造业倾斜，导致其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以及社会公共指标的优势地位逐步丧失，造成了其协调程度改善的速度偏慢，相对地位下滑。
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充分考虑各个城市不同的发展等级（城市等级的划分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09—2020》，如表3.32所示）和城市不同的目标及功能定位，对其空间协调度的评价及其演化分异从以下三种类型进行分析。
表3.32 长三角河口海岸8市的城市功能定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09—2020》整理。
1.区域中心城市：上海
上海作为长三角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其在区域8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中均处于较高较好层次，无论是在总量、人均、结构、效率等各个方面都与其他城市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2012年，上海全年实现GdP 20 18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5%；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达到8.54万元；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 117.6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4 365.9亿美元，地方财政收入3 743.7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 412.3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51.84亿美元。此外，作为一个具有2 380.3万常住人口的体量巨大的城市，上海每年在改善民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的投入巨大，一直走在区域乃至全国的前列。2012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到40 188元，平均每百户城市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家用轿车20辆，家用空调207台，移动电话239部，家用电脑144台。全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3 465所，专业卫生技术人员14.61万人。全市医疗机构共完成诊疗人数2.14亿人次，人均期望寿命达到81.73岁。[6]
但相对而言，上海在环境资源方面的各项指标均水平较低。首先是人均资源的占有量上较小，2011年人均岸线长度仅为0.073 4千米／万人，是岸线长度占有量最高的宁波市0.900 7千米／万人的1／13。人均耕地面积0.21亩／人，人均淡水资源1 568.96万吨／万人，均为8座城市最低。其次，由于上海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是我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其工业的体量巨大，致使其工业“三废”排放量较高。其中，2011年工业废气排放密度为2.16亿标立方米／平方千米，高于8市0.75亿的平均值；工业废水排放密度为7.04万吨／平方千米，也远高于8市4.25万吨／平方千米的平均值；人均工业废弃物排放密度1.04吨／万人，略低于8市1.13吨／万人的平均值。
因此从总体上看，上海尽管资源相对缺乏、污染相对严重，但由于其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功能定位上的高层级，从而相对弥补了其在环境资源禀赋上的不足，达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对平衡的较好状态。
2.区域副中心城市：杭州、宁波、苏州
在杭州、宁波、苏州这三个区域副中心城市中，宁波是该层级中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相对最高的城市，其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发展指标也比较均衡，再加上其环境指标在长三角河口海岸8市中相对最好，从而拉高了宁波的整体协调度水平。宁波作为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和我国重要的港口城市，依托其东方枢纽大港——北仑港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重点发展以港口、物流、海洋以及临港型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同时，宁波也是我国及长三角南翼地区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口岸，其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额／GdP）始终是长三角地区最高的城市之一，2012年外贸依存度为0.93，仅次于苏州的1.61和上海的1.37而位居第三位。再加上宁波自身丰富的海洋空间资源，以及长期以来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综合协调开发等方面的重视，使得其城市发展与海洋资源保护共存，处于比较协调的发展水平。
苏州的突出优势在于其经济迅猛增长的发展速度与水平，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在该地区8市中都非常靓丽；社会发展水平在8市中相对位居中游，但其各项环境指标在8市中则属于相对较差的，其经济、社会与环境三者之间的不匹配状况明显拉低了其协调度的整体水平，致使其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度屈居宁波之后。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从一个传统的休闲、旅游、文化城市不断向着一个工业城市的转型，依托其20世纪80年代乡镇工业的大发展，90年代通过成立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等举措大规模吸引外商、台商投资，以及本世纪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形成了以外向型经济和电子信息制造业、机械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但其产业的整体层级不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传统型行业居多，第三产业占比明显偏低，以及高强度的城市工业活动对原有的自然及人文环境的影响与冲击，都对其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度的提升造成了严重制约。但近年来，随着苏州重点发展居住、休闲、高端商务服务等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在工业园区大力推进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以及对城市环境系统的自我恢复，其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协调状况有了明显改变，协调度正在得到逐步恢复和提升。
从经济社会环境各项指标的得分上看，杭州在长三角河口海岸8市中的突出优势并不在于其拥有西湖、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等自然环境因素，而在于其社会指标的综合评分较高，仅次于上海而位列第二，这归因于其中外闻名的旅游文化城市、“东方休闲之都”和“游住学创”的城市功能定位。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杭州长期推行“工业立市、工业兴市、工业强市”的产业发展方针，旨在通过大力发展工业，使得杭州制造成为中国制造乃至世界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挺进“制造业天堂”，致使其城市功能定位长期偏低，加上其自身的产业发展基础较差，近年来引进的产业等级也欠高，从而整体降低了其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及综合协调度的得分。例如，杭州最为重要的工业区萧山工业区6大支柱产业为轻纺印染、机械汽配、羽绒服装、新型建材、精细化工和电子电器，其中不乏传统型行业和重污染行业；余杭工业区的发展定位亦存在同样的问题，从而明显拖累了其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度的提高。
3.区域一般中心城市：舟山、南通、绍兴、嘉兴
在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的一般中心城市中，协调程度最好的当属舟山，主要是由于其人口基数较低，因此其人均环境污染量、人均资源保有量和环境治理状况等都名列8市前茅，其由人均指标构成的各项环境指标明显优于其他7市。加上舟山本身属于海岛型城市，是我国第一个依托群岛建立的地级市和仅有的两个群岛型地级市之一（另一个为三沙市），其下辖的2.08万平方千米的海域面积远超其1 455平方千米的陆域面积，其自然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较强，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少，其支柱产业主要为海洋渔业、海洋航运业、滨海旅游业、海水淡化业等涉海产业和临港产业。2011年，其三次产业比重为：9.9∶45.1∶45.0，第一产业远高于8座城市2.74%的水平，第二产业又低于8座城市4个百分点。因此，其协调度的优势是基于其本身的环境基础条件较好，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基础之上的。但随着2011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舟山升格为我国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和重庆两江新区后的第四个国家级新区，也是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之后，其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原有协调状态很可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其走势需要长期跟踪考察之。
目前，南通、绍兴、嘉兴三市的协调度水平均处于8市的后三位，虽然其总体状况在不断变好，但它们在区域中的相对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其共同的原因在于三市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较低，原有基础较差，三次产业的产值构成中农业和制造业的占比居高不下，而第三产业的占比则明显偏低，环境状况也相对一般，从而严重影响了其整体协调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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