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与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3.3.1　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立统一性

根据上述对2003—2012年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环境质量变化的协调过程及其发展特点的研究分析可知，无论是单一城市个体的协调性还是区域内城市之间的协调性对比，都鲜明地表现出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对立统一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环境质量的保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性。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也就是说，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首先必须进行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首先必须解决食宿、温饱等基本生活问题，然后才能进行其他各项社会活动。因此，人类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不断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各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和很长的历史跨度上讲也就是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干预、影响、破坏的过程。特别是在人类的工业文明时代，更是以掠夺资源、污染环境、牺牲自然为特征和代价的。越是经济社会发达的城市或地区，就意味着人们对各种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和欲望越高，对自然界的强势活动与干预能力越强，等于将更多的自然资源价值进行了社会经济产值的折算。而一些环境质量较好、自然环境调节能力较强的城市，诸如海岛型城市的舟山，人类活动对资源能源的占用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相对较少，人与自然的关系较为和谐，但这也导致了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长三角区域范围内相对落后的现实。

二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协调共促的可能性。面对着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环境退化、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灾害频生等一系列“全球问题”，人们也在不断地总结教训、自我反省、重新审视和认识人地关系，并且通过发展观念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通过依靠人的聪明才智、科技进步和完善制度建设等，以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环境修复之间的协调发展，努力实现“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例如上海，虽然原有的环境基础差、人均资源占有量低、城市生态系统脆弱、人类强势活动影响和干预生态环境的痕迹凸显，但由于其深入人心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发展理念和较为强大的社会经济实力，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始终在不断加大对环境建设和生态保护方面的资金和先进应用技术的投入，通过苏州河综合治理、长江口综合治理、雾霾综合治理、崇明综合生态岛建设、重大自然灾害与城市灾害隐患防范、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应对等一系列应用项目和工程措施，不断加大对已有环境事件及环境问题的治理力度。经过近20年的集中治理，上海的环境状况已有了明显好转，环境质量从量变产生了质变，形成了持续向好趋势。由此可见，在一定的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下，人类经济社会与环境质量之间是可以取得良好的协调发展状态的。这种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质量改善所起的支撑作用说明，在类似于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或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这样的复杂巨系统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与自然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导因素，正确的人类行为完全有可能、有能力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质量提升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共赢。这亦是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之下，探讨城市经济社会所承受的影响以及适应策略的最为重要的理念与前提。这也是本书在讨论全球气候变化对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社会经济的具体影响之前，对研究区域自身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估的初衷和意义所在。

3.3.2　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状况与未来全球变化风险

全球气候变化作为一种生态环境的风险因素，其对一个特定的城市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在针对该城市或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现状进行评估的前提之下，再叠加上全球气候变化的风险因素而对未来做出的一种预估。因此，本书对上海及长三角河口海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资源协调度的评价，是测度未来全球气候变化对该区域社会经济影响的重要前提。

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度的评估与测定，也是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经济社会敏感程度的评价基础。不同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和发展定位的城市，有着各不相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内在驱动力，因而对环境资源、能源供给、发展空间、协调方式等也有着不同的需求。我们试图通过本章的研究结果，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的各层级协调度的城市或区域做出下定性分析：

第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因其经济发展层级高、功能结构性好而协调度较高，对适应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弹性也相对更大，对极端气候变化事件的适应能力更强，因而通常表现出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敏感度较低的一般特征。

第二，资源环境基础较好的城市，由于其自身的环境基础好而相对协调度较高，其生态系统自身调节的能力较强，因而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通常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即表现为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敏感度较低的一般特征。

第三，对于依靠生产、加工、制造为主驱动的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其对资源能源要素的需求旺盛，所承载的环境污染压力较大，而自身的社会经济结构单一且功能偏低，协调度通常仅处于一般乃至低下水平，因此全球气候变化的不利因素会对其造成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通常对气候变化的敏感度较高。

第四，对于环境资源条件一般而经济社会发展又相对滞缓的城市和地区，通常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较为敏感，并且其敏感程度与其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一般而言，越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城市和地区，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注释】

[1]数据来源：2011年上海市统计公报。

[2]根据国家公布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录、国家自然保护区名录等相关资料整理。

[3]此处采取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的标准评定空气质量优良，不包含O3、CO和PM2.5指标，2012年国家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了修订，此后的评价标准采取的是《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4]根据2011年江苏、浙江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的相关内容整理。

[5]本部分参考郭亚军（2007）、邱均平等（2010）。

[6]数据来源：《2012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