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的形成与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

第一节　工业文明的形成与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

一、工业文明的形成与人类物质财富增长的社会基础

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以英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起了以蒸汽机为主要动力的工业体系。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西方主要国家又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和内燃机开始使用，人类进入“电气时代”和“钢铁时代”。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拉开了整个世界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现代化帷幕。工业革命是近代工业化的实际开端，是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转折点，工业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工业文明，成为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农业文明的终结者，它不仅从根本上提升了社会的生产力，创造出巨量的社会财富，而且从根本上变革了农业文明的所有方面，完成了社会的重大转型。

工业文明的产生与物质财富的增长关系从分工的角度来观察比较容易得到说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文明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而这一个新的进步指的就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由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所导致的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提升为社会的生活必需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马克思指出，分工是一种特殊的、有专业划分的、进一步发展的协作形式，是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

劳动分工是同人们追求劳动效益的最大化与劳动本身的专门化紧密相关的线性发展关系。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在其哲学著作《理想国》中通过国家组织原理的角度指出社会分工是建立国家的基础。例如，假设由四个人组成一个国家，那么他们不能每个人都同时从事种田、建筑和制作衣履，而应致力于其中的一项，通过相互提供产品来满足需要。这是由于个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而个人的能力是片面的，有限的能力无法同时承担满足各种需要不同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分工具有劳动力的整合功能，分工通过将单个劳动力与社会相结合，将每个人的孤立片面的发展整合为区别于单个劳动者劳动力机械叠加的种属能力，从而大大促进整体人类的发展。劳动分工对劳动力的这种整合作用其本身就已经孕育着终结农业文明的要素，这是因为分工的专门化发展不仅形成了存在于整个文明时期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大分裂，而且为农业文明的终结者——工业文明，以及工业文明危机的产生埋下了伏笔。这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说明。

首先，劳动分工的细化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劳动分工的专门化发展促使机器工具的广泛采用，其目的在于通过机器的力量以大规模的自然力量替代极其有限的人的肉体的力量，从而实现改变对天然存在物的直接依赖关系，转而形成对人自己造物的依赖关系。自然对人的直接奴役关系转变为人将自然作为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自然客体地位的明确促使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与此同时，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以及对强大自然力量的转化，使人类的物质财富以惊人的速度积聚起来，又反作用于劳动分工，进一步促使劳动分工的精细化发展，以实现对自然更加深入的改造，形成更多财富的积累。对此，马里兰大学的丹尼斯·皮拉杰斯从工业革命的角度指出，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人类利用通过矿物燃料所产生的能量，取代人力和畜力极大地提高了物质生产力。农业文明由于过多地单方面直接依赖于自然，其财富的积累十分缓慢，因而被工业文明所替代则成为历史的必然。

其次，再通过劳动者分工的角度来看工业文明的产生与人类物质财富增长的关系。上文已指出，劳动者分工的特点是以人力作为劳动的主体承担者，与生产技术构成呈反比。技术理性是工业文明的灵魂，其目的就在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促进社会进步。在农业文明中，作为人类肢体延长的手工工具其本身生产的技术构成低，大量依赖人力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其物质财富的增长缓慢而有限。个体由于本身力量的弱小无法完成同类的分化，所强调的是人格化的群体主体，或者是神秘的﹑强大的自然母体。此时的劳动者分工几乎完全依赖人力直接作用于自然存在物，在劳动者分工范畴下具体的劳动个体使用有限的手工工具，完全依赖于群体主体的力量，以实现个体自身存在的可能性。在这种条件下，个体很难获得自身的主体地位，从而以丧失自身的个性与独立人格为代价，换取群体的发展，而个体的非主体存在方式导致个体在参与劳动过程中能动性因素减弱，依赖性因素增强，这同时也是农业文明中人类物质财富增长缓慢的因素之一。但是，劳动者分工中的个体其本身蕴藏着消灭自身依赖关系的能动因素，与适应其自身的劳动分工相结合，可以释放出强大的主体力量，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步。

继续从分工的角度进一步考察在农业文明时期同样处于双重依赖的东西方在工业文明产生和物质财富积累过程中的不同。古代希腊哲学比较中国传统哲学则较为充分地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分化。具体表现在，从地理位置来看，希腊三面临海，大小岛屿星罗棋布，自然资源贫瘠，不适宜农业经济，但是极其有利于商业和海运业的发展。由此而形成大大小小的城邦，以进出口作为生产方式的基础，有利于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发达的分工促进了当地的出口，从而保证日常必需品的进口。由此，普遍的交往也必不可少的发展起来，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这样一来“居民现在依其职业分成了相当稳定的集团，其中每个集团都有好多新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内是有存在的余地的”。“一句话，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商品经济冲破原始氏族社会血缘关系的束缚，更充分地完成人与自然的分化。商品经济中所体现出来的公平与自由促使个体具有较为明确的个体意识，而适应这种商品经济的城邦奴隶制国家也建立在个人财产不可侵犯为原则的基础之上，“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独立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为日后工业文明的产生起到了强大的驱动作用，如美国人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指出，“权利和自由在工业社会形成时期和早期阶段曾是十分关键的因素……”

中国古代文化在对自然和群体的双重依赖中，在“天人合一”这种人与自然天然统一的原始状态基础上，强调人对群体的依赖关系。这是因为人的自然关系表现为血缘关系，对血缘关系的依赖就是对自然关系的依赖，同时就是对群体的依赖。上文业已从劳动者分工角度指出群体对个体发展独立人格的湮灭，此处不再赘述，这里所需要指出的是群体绝对力量对个体的泯灭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具体体现，及其对中国工业文明的产生所带来的消极力量。由于农业文明中人与自然原始的同一，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分工必然得到发展，如《管子·乘马》第五篇中明确提出了士、农、工、商的社会基本分工，指出“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士，闲见、博学、意察……贾，知贾之贵贱，日至于市……工，治容貌功能，日至于市……”认为通过经纬分明的社会分工就可以做到“是故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并且指出“农恒为农，世不徙业”，“工之子恒为工”，在这段话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对立显而易见，这种对立实际是封建分工制在社会生产力层面的体现。封建制的分工将主体化的群体高高凌驾于个体之上，农业由于其依赖于自然，更直接地表达出人对自然与群体的依赖关系。由于古代农业劳动具有劳动分工的全部特征而较少具备劳动者分工的特征，所以具备更多的稳定性与原始血缘关系的特征。例如，农耕劳动可由单独的一人或几人将其劳动过程划分为犁地﹑播种﹑施肥﹑收割等不同的劳动本身的分工，其劳动过程相对封闭而完整，无需更多的交往即可自给自足，有利于群体所必需的自然血缘关系的发展。由于其超强的稳定性和闭塞性有利于人格化的群体主体，因而务农被看作是本业﹑良家，而工商由于更多地体现为劳动者分工，即分工的人格化表现，专业化的发展较之于农业显得更为重要，由此而带来的交往也显得十分必要，但是由交往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所特有的公平与自由，对建立在以泯灭个体来换取人格化群体的发展具有破坏作用，因而在中国古代将工商业看作是末业﹑浮民。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分工体现的是人格化群体的意志，并且将这种意志以所谓宿命的形式强加于劳动个体，压抑劳动个体的个性与才能的发展。由于现实的个人是生产力的最终承担者，由此，封建制度下的分工则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最保守﹑最腐朽的分工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业文明产生所需要的独立的个体意识更是难以形成。

在农业文明中，生产的社会化进程并未停滞，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的存在方式与交往方式发生质的改变，个体对自然与群体的依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淡化，在农业文明缓慢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孕育产生出工业文明的萌芽。阿尔温·托夫勒在其著作《第三次浪潮》中指出：“农业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头一个转折点，而工业文明是第二次伟大的突破。它们并不是两个孤立的没有联系的偶发事件，而是按照一定的速度发展的两次变革的浪潮。”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托夫勒并未展开分析，以本节分工的角度来观察这种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发展的联系来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到的：“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后果就是工厂手工业的产生……那种一开始就和机器，即使是最原始的机器联系在一起的劳动，很快就显示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马克思进而指出，商业和工厂手工业在17世纪“不可阻挡地”集中于英国，由此所导致的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产生了大工业——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马里兰大学的丹尼斯·皮拉杰斯也以相似的论调指出：“从历史上看，两种独特的革命潮流已经改变了人类社会及其价值体系。其中第一次冲击来自农业革命……这次冲击是由农业中的革新所驱动的……食物的盈余推动了大量久居人群的出现，产生了分工更为精细的劳动力，也促进了国家甚至帝国的产生。”由此而来的“第二次也是更晚近的冲击来自工业革命，它塑造了整个当代世界……耕种文化转变成了工业文化，农民变成了工厂里的工人，村庄被大城市所取代，小国家锻造成了大国家。而且，工业革命高级阶段所形成的物质财富，成就了新文明的价值体系……”托夫勒指出：“第一次浪潮年代大约开始于公元前八千年，太平无事地统治着世界直到公元1650—1750年，往后，当第二次浪潮发明了蒸汽机，第一次浪潮就失去了势头。工业文明导致了第二次浪潮，然后它在不断的变动中，统治着世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工业文明的形成与物质财富增长的主客体要素

主体是在最一般意义上的抽象，是彼此间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个体主体、群体主体与社会主体的总括。群体主体是指在对客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个体与个体之间联结作用下所形成的带有群体意识的个体结合体；社会主体是指在对客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全部人类社会共同具有的对群体的整合；个体主体则是带有对客体认识和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具有明显个性特点的个体独立体。

农业社会主要体现为个体依附于群体的群体主体，这种群体主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表现较为充分。这主要是由于在农业文明时期，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在自然的面前十分脆弱，但是由于通过个体的群体性体现实现了对自然的主体性，因而农业文明就其本质来看表现为群体主体的活动方式。这种由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同样依赖自然，更加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人在自然必然性面前盲目无知，天然地将自身与自然同一，而这种同一的途径则表现为依赖于将自然人格化的群体或个人。农业社会中的个人只能是单纯地依赖于自然和群体，因此，在农业文明中，作为个体的个人难以具备主体性精神，与本文所谈到的生态文明中具有创造性的个体主体更是相去甚远，而这种消极被动的“天人合一”也与本文生态文明的概念不可同日而语，至于所谓以人为本则更是远在千里之外。在这种农业文明中，财富的增长则主要体现为社会群体财富的增长，以及人格化的自然与群体对财富的天然占有。由于群体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否定，造成个体的非主体的群体主体活动过程，因此很难孕育出工业文明发展所需要的由个体和类的分化与个体独立意识所形成的内在驱动力。如马克思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所指出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一切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这段话包涵了在同生产力发展相伴随的人类物质财富发展过程中蕴涵在社会主体内部，并最终作用于社会主体的反作用力，这一点同时也是促使工业文明形成的内在主体要素，并且表现为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超越与最终迫使工业文明同自然生态形成对抗性关系，以及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性替代所具有的原始动力，这种动力从主体层面来看是最容易得到说明的。

作为西方工业文明发展内在驱动力的独立的个体意识实际上就是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体获得主体的活动方式，从而实现对人格化群体活动方式的突破，关于这种突破的社会基础在上文已进行了阐述，此处无需赘述。在工业文明中，逐渐发展的技术构成不再需要大量的人力进行直接的生产，个人力量的增强建立在财富迅速积累的基础之上，从而凸现出其个体本位的社会格局。从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文明的兴起来看，个体本位的真正形成正是伴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依托前所未有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突破狭隘的民族地域性束缚，从而使个体的个人获得某种意义上的完整性，这种能力通过发达的分工形成具有主体能动因素的整体效应，从而同时反作用于生产力与具体的个人的发展，这一点与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群体主体具有本质上的区别。社会财富的激增建立在个人财富迅速增长的基础之上，形成个人与社会的双螺旋上升曲线，由于个人能动性的增强，在交往中形成诸多不确定性，从而又呈现出非线性发展态势。创造性是主体能动性的最高表现，是主体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各种能力的总合，主体的创造性不仅创造对象世界，也同时创造主体自身，可以说，人类所有的文明﹑巨大的财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无一不是人类创造力的具体体现，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发挥着或多或少的作用。从这个角度再从整体来看，由无数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的民族国家由于其自身的狭隘限制了这种具有能动因素的整体扩张，从而必须通过在更大范围的扩展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其目的就在于拓展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竞争必不可免，大工业在竞争中飞速发展，财富在竞争中迅速积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在竞争中相互依赖的协作更加强化，从而使不论国家还是个人均裹挟进入有机的整体功能作用之中。由此可见，具有社会性的﹑真实的﹑具体的个人正是在实践活动中完成对客体的作用，在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认识和实践活动成果的总和中完成社会主体对客体的作用，这就体现出主体的完整性。

工业化以前，由于人尚不具备主体的完整性，因而被动地承受自然灾害对人类的袭扰，这也同时是人与自然分离尚不彻底的表现。“顺命天意”﹑“听天由命”构成了农业社会的生存法则，这种“自然而然”似乎表现出一种我自悠然于天地之间“天人合一”之美好景象，然而需要达到这种境界的秘诀是“心无杂念无欲无求”。服从自然规律毫无疑问是人实践活动的基本哲学准则，然而仅仅是顺应自然规律，将自身视为自然力量的奴仆，在对自然的谦恭中压抑着人主体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发挥，从这点来看，实际上也同样是一种对自然规律的违反。这是因为自然创造了人，而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创造能力，能够使用这种能力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这种能力的发挥同样是自然的。物质财富的增长离不开创造能力，单纯去认识自然规律而无法根据这种规律创造性地改造自然，在这种状态下，物质财富增长的速度自然是相当缓慢，而此时所谓的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就其根本来看则是悲剧性的。

农业社会对自然规律缺乏正确认识，对自然改造的深度和广度有限，造成的环境问题所反映的周期较长，其中多数还处于生态自体恢复的范围之内，因而还远不如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全球突发性生态问题严峻，实际上与工业文明中的生态问题有一定的区别。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发展，以机器为其实现手段的科学技术在对自然的改造程度上令人叹为观止，人们似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大批量生产制造出自然界不存在的物品，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界的形态。不可否认，人类物质财富在该时间段的积累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而自然界也似乎是人类获取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样来看，人类似乎已经充分完成了其主体化的过程，创造能力的发挥前所未有，财富增长的速度前所未有，对自然的改造前所未有。在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利用自己创造的工具从对自然的无限敬畏转而俨然以高高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人自居，然而，自然界的生态承载能力已逐渐不能负担人类利用大规模自然力对自然本身的索取。在人类通过工业手段甚至企图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获取大量物质财富的过程中，自然界在遭受人类违反规律的剥夺之后，终究必然使人类遭受到来自自然的严厉报复，这种来自自然的报复是由作为社会化活动的人自己造成的，生态问题伴随着工业化发展的脚步愈加明显。由此可见，生态问题实际上是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的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其自身自主性与现实客观事物本身性质规律制约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逐步确立了人作为类的主体地位，而作为终结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所高扬的必然是具有集体精神﹑整体性思维与创新能力的个体主体，尤为重要的是，生态文明所独具的整体性特征内在地包涵了否定以往工业社会所特有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体现出整体性思维的新视野。

三、在社会系统中考察工业文明形成与人类物质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

既然要从社会系统中考察工业文明的形成与人类物质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不涉及自然生态系统，这是因为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二者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的物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属于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其中，社会系统必然地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之上，并且深刻地反作用于自然生态系统，这种作用力是通过人日益发展的实践能力，通过各种物质手段来完成的，并由此创造出愈来愈多的物质财富，这种作用力在工业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从构成社会系统的要素来看，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上层建筑等，无一不是社会存在物，即便是自然物也是反映出人的意志的自然物。原始社会主要以采集自然界现成的自然产物作用于自然生态系统，相当落后的生产力和简单的工具加工对自然界发生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由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所导致的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分工的发展导致人类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复杂化，与此同时，生产力也飞速地发展，财富开始聚集，逐渐促进了大规模的国家甚至帝国的产生，工业文明开始萌芽。而工业革命在15—16世纪开始至今，通过对自然界能源的利用极大地提高了物质生产能力，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又一次一次地将工业革命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次，从社会系统结构的层次及其复杂性方面来看，也存在着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物质财富的增长与这种复杂性成正比。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构成这种复杂系统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系统中的信息联结方式，农业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放鸽子”式的“信息生物传递技术”在工业文明发展伊始很快被放弃了，而这正是工业化生产由于分工所导致的更加紧密地协作所带来的在不同场所必须的整体化行动的必然要求。信息联结方式的复杂化发展，又进一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地域限制对于信息传递的影响在工业化社会几乎被完全突破，从而更有利于作为社会基本要素的具体的个人其自身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工业文明正是依托着强大的信息系统完成技术领域的生产与财富的分配。

再次，从社会系统和自然环境复杂化﹑多样化的角度来看，自然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环境自原始社会至工业社会，自始至终在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和转换，而不同社会系统之间也同样互为环境，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种复杂化和多样化正是在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所导致的文明时代的伊始，即“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逐渐开始发展起来的。近代伴随着工业化迅猛发展的脚步，各个社会系统之间和各个社会系统内部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形成极为复杂多样的关系，相比较之下的自然系统则显得相对的单一，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加之于较为单一的自然系统则极易干扰自然系统的自体结构。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需求的多样化，在极为多样化的需求面前，作为人类社会系统环境的自然系统环境就必然地成为满足这种需求的源泉，当需求的复杂性远远超越了自然系统自身的承载能力之后，作为人类社会环境的自然系统将必然限制人类社会系统的发展。

又次，从系统主体——社会化的人的角度来看，正是人和人的自觉活动构成了社会系统及其运动。这种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人的自觉活动相互作用﹑彼此矛盾，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这种人与人之间自觉活动相互矛盾﹑相互交织的力量从工业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最明显不过的，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自觉活动在工业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带来的交通通信等方面的便利，还更加体现出同这种机器工业相联系的一种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所体现的是人的自主活动和交往形式的多样化，体现出平等和自由的主体性本质。

在这里还需要指出从主要支配系统运动的社会规律角度对工业文明和物质财富增长的作用。前文业已指出，作为开放系统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等各个方面的交换与转换，而且这种转换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呈正相关发展关系，尤其是在工业文明诞生及其发展的时期，这种转换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来看，均远远超出了以往历史的总合，其性质也早已从对天然物的加工利用转而发展到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合成自然界从未存在过的物品，这正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对自然规律及其知识的认识和实际应用的表现。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环境，与社会系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社会系统中，自然规律只能从属于社会规律来发挥作用，也不能把社会系统发展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这是因为社会系统规律是通过自觉活动着的社会的人来表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因该把工业文明与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作为一个纯粹的形态来进行研究，而应当通过整体思维的抽象力，运用历史和科学分析的综合研究才可能揭示其发展的规律性。同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生态文明，也不可能是天然存在的与人类社会无关的自然生态系统，其表现必定是人类社会系统发展过程中同自然生态系统相互整合的历史过程。因此，脱离人类社会系统而单纯谈论自然生态是反科学的，这种意义上的生态建设实际上是反生态的，也有害于人类自身社会系统的发展，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也破坏了系统的整体结构，从而使系统丧失其完整性。

最后，从社会系统的基础——生产劳动的角度再对工业文明和物质财富增长进行简要地说明。马克思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没有生产劳动就根本不存在人类社会历史，根本谈不到所谓工业文明与物质财富增长的关系，也就不可能有自然生态问题的出现，因此，把握住了社会系统的基础——生产劳动，也就奠定了对工业文明发展和人类物质财富增长以及生态文明发展进行说明的最为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立足点，从而可以有效避免从抽象人性论等方面对以上问题的错误剖析。上文已有多处从劳动实践的观点对工业文明和物质财富增长进行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