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第二节　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既是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文明不断进步和超越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的认识和执政水平的新的提升。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积极吸取各种生态文明成果，批判继承世界各国生态环境建设得失成败，立足本国生态环境建设实践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文明理念。生态文明深厚而又广阔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文明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有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这里仅就主要观点叙述如下。

首先，自然界先于人而存在，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本身，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前提，离开自然界，没有了与自然界的物质能量交换，人类就无法生存的生态思想。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他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恩格斯更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自然界先于人而存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与逻辑前提，是任何时代的人们所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事实和基础。

其次，人们要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态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与自然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这就要求人们要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才能取得积极成果，达到预期目的。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类：一方面要按照自己的需要、目的进行生产生活实践，积极能动地将自然改造为适合于人类自身需要的人化自然。另一方面，人类必须顺从自然，依照自然规律办事，否则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就像恩格斯警告我们的，“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消除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同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再次，实践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统一的实现形式，环境的恶化应该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不适当关系中找到答案的生态思想。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对人的生存和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实践活动就是劳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而劳动同样离不开自然界，“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所以，为了达致人与自然的真正的和谐统一，就必须重新认识和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崭新关系。

二、生态文明是对中国传统生态和谐思想资源的合理借鉴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传统文化往往翻陈出新，成为新的文化的生长点和创新的源泉。世界文化发展史也一再证明，一个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有序转型时期，一定伴随着文化的新生和重塑。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系统论述生态保护、建设等的著作，但儒、道、佛各家著作中蕴含的丰富的生态和谐思想资源，能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精神养料，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首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处在农业文明阶段，中华先民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形成于殷末周初的《周易》认为，天、地、人三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建立在直觉意识之上的整体思维观念，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文化始源之特点。儒家以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为说，道家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为宗，佛家以“法界缘起”、“无碍”为旨，都是把天地万物和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它们体现了中华民族很早就有关于宇宙、生态的伦理情怀，也从不同层面阐发了“天人合一”的精神内涵。

当然，在如何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上，道家以天道说明人道，认为人应该摒弃主观目的、愿望和意识，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将自身等同于自然，被动地服从自然。这种思想虽有消极被动之嫌，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的物质欲望不断膨胀，对自然的开发和随意侵占已大大超过自然的承受能力之际，它无疑也是一剂十分有用的“清凉药”和“醒脑丸”。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儒家那里，是主张用人道来塑造天道。如程颐所说，“万物皆是一理”，又如王夫之所言，“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儒家不仅用人道来塑造天道，也极力使天道符合、证明人道。儒家这种天道与人道贯通逻辑的形成，为人类的道德关怀向自然的延伸打开了一个通道，成为一种可能，即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中庸》中也讲人类要“赞天地之化育”，既顺应天理，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关系，适当帮助自然物适时地生长。这种承认差别，并且仁爱万物，帮助其适时“化育”的思想，十分有利于维护自然物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和谐。

其次，生态平等、珍爱生命的价值理念。现代生物学和遗传学证实，人类和其他生命都是由基本的细胞单位组成，并且大多都具有相同的遗传机理和进化历程。作为生命物种，人类与其他所有生命都有着共同的根源，就生物多样性而言，人类也仅仅是万物之一种。因此，作为生命都是平等的，人类应该珍爱其他生命形式，尊重生物的多样性存在，这样的生态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过很好的论述和表证。如佛教中的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佛教宗派，它们都承认众生都具有佛性，佛与众生，由性具见平等。禅宗不仅肯定有情的众生具有佛性，还承认无情的草木等低级生命也有佛性，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即认为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充满着生趣，值得人们去珍爱，包括生物生命在内的所有万物在道的层面上或在佛性面前都是平等的。同样，道家也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庄子·至乐》）不同生命主体的特性不同，其好恶肯定有差别。换言之，万物之间虽然有着性质、形态、功能的差别，但其差别都是相对的，这种差别更不能成为否定物种独特价值的理由。

就儒家而言，虽然孟子认为，“君子对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似乎爱有差等，但不管爱的程度如何，珍爱生命似乎也是佛儒道三家的共识。儒家提倡对动物要有恻隐之心，不无故宰杀动物。《礼记·五藻》要求“君无故不杀生，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君子远庖厨。”告诫人们“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因此，人不仅应该尊重自己的生命，还应该尊重他人和动物的生命，这些珍爱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在今天看来都是十分可贵的。

另外，我们还要提到的是，对于中华先民们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为了生存，就要向大自然索取，至于超出生态承受能力的后果，可能是普通百姓所不可能预料的。但是作为统治者，要保证自己统治的稳定和延续，就不得不考虑自然环境能否满足老百姓基本生活的问题，由此也产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出自王朝、官府，或者是由贤达文士提出经官方许可并加以倡扬的生态保护的思想资源。如夏商周各代的有关禁止滥伐、滥采、滥猎的规定，就是基于人类长期生存的需要而制定的。中国历朝历代都主张以平等仁爱之心善待自然,如孟子的“仁民爱物”，董仲舒的“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把生态的平衡发展与人类生产生活的持续发展相统一，有节制地利用资源，如孟子提出的“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即主张将利用和养护有机结合起来。这些都是比较具体的保护生态资源的主张。荀子也提出了“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其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这些被后世称为“圣王之制”的生态思想，在中华民族的世俗生活中深入人心，影响深远，对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良序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现当代生态系统科学理论成果的积极吸收

所谓系统，是指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按一定方式组成，并同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它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等基本特征。在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中，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的。在无机界，从微小的基本粒子到巨大的太阳系一直到河外星系，无不是系统。在有机界，从生物大分子、细胞到生态系统、生物圈等，也都是系统。现代自然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等就是将系统理论运用于生态科学研究而形成的新兴学科，生态文明正是合理借鉴和吸收这些新兴科学理论的积极成果，这些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态系统阀限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只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生物生态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球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人类社会活动系统与地球系统及各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在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生态因子或经济因子发生变化，作用于生态系统而没有超过生态经济系统的耐受限度（生态阀限）时，生态系统便会在各因子的相互反馈调节下自动得到补偿，恢复自组织能力，保持各子系统的平衡运动；而一旦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超过了这个阀限，系统将失去自我平衡，丧失自我补偿功能，这时由于生态环境被破坏、生态失衡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就接踵而来。生态阀限理论要求我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注重环境生态效益，只有进行科学合理的生态开发，才能保证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存与共荣。

第二，物质长链利用和循环再生原理。这种理论认为，自然界中的各种物质形式呈链条状分布，一种物质从产生到消费再到被微生物分解、还原到大自然，整个过程是一个物质之间循环再生链条，而且就整个循环来看，长链结构比短链结构更有利于物质的循环转化和再利用。例如，在农作物秸秆的工业生态经济系统资源的加工链中，如果直接用于肥田或做燃料，物质利用率仅为10%～30%，若将其加工成饲料供动物食用，再将动物排泄物投入沼气池，转化成沼气并将残渣肥田，则物质利用率可达到60%左右。显然，“资源加工链”的延伸，可以实现物质的充分利用和价值增值。因此，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仿生自然界的生物链来延伸资源加工链，这样既能达到资源的合理循环利用和价值增值，又能形成共生的网状生态工业链，从而保证与生态系统和自然结构的和谐统一。

第三，产业结构演进的客观规律。世界各国产业结构正在向高技术含量、低消耗、无公害、无污染的高度优化方向迈进。产业的绿色组合、绿色管理、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甚至市场的绿色准入和人们的绿色消费，都构成了产业结构演进的巨大合力。绿色经济将成为21世纪产业经济的主流。认清产业结构演进规律，适应产业结构演进大趋势，无疑是构筑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也成为生态文明有效的理论支撑。

四、世界各国生态环境建设成败的深刻反思

生产力的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弱小的古代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历了一代代人的艰苦努力，逐渐地由大自然的顶礼膜拜者转变成了征服者、掠夺者与杀戮者的角色。科学技术的强劲发展，工业生产的突飞猛进，也进一步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不再盲目崇拜自然，而是把自然当作被征服的对象，“人定胜天”、“人类中心论”成为该时期人们重要的生态意识。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支配、控制之下，人类开始了对大自然无情的掠夺和破坏。尤其是20世纪以来，人类利用科技手段，对自然界进行强力征服和索取，使生产效率猛增，加速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空前繁荣。与此同时，却出现的是全球严重的自然资源枯竭、人口膨胀、大气污染、土地荒漠化和沙化、森林锐减、垃圾成灾、水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臭氧层破坏、气候变暖、酸雨污染等严重生态环境的恶化事件。

确切地说，20世纪初，环境问题还只是局部的、区域性的问题。可是，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工业生产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在世界范围的普遍推广等原因，环境问题逐渐演变成为了全球性的大问题。遗憾的是，大约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才较为普遍地意识到自毁未来的危险，才开始了对自身消费观、生产观乃至文化价值观等的反思与检讨。现实的教训和理性的反省，使世界许多国家纷纷加入节能减排、保护湿地、保护濒危动植物等活动之中。虽然说世界各国在保护大气层、海洋、生物多样性，稳定气候，防止毁灭性战争和环境污染等等方面的协作与努力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环境问题愈演愈烈，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在这方面，世界发达国家难辞其咎。

生态文明的提出，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客观要求。我国是文明古国，也是人口大国，几千年来，中华大地养育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当有限。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相对低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十分明显。为了尽快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在传统工业文明的框架内，实施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赶超战略”，“跨越式发展战略”等战略部署，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在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和“杀鸡取卵”的生产观驱使下，多少山林被毁掉，多少良田被侵占，多少野生动物濒临灭绝的危险。森林和草原的退化，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白色污染”、洋垃圾输入等环境污染问题很快威胁到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问题一时间成为制约和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关注，治理问题迫在眉睫。

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开始关注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问题。1994年，中国政府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白皮书》，规划了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宏伟蓝图,成为指导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指南。1996年又在“九五”计划中，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张。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资源的利用、能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都在同步增长，资源、环境问题已经相当严峻，“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弊病在中国再次上演，为国人触目，令世界惊心！可以说，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更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大经济社会难题。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五个统筹”，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强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了全面部署。与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相比，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的要求，首次将生态文明纳入到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之中，这既是对我们多年来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的科学成果的总结，又是对现实环境危机的反思与积极应对。生态文明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规律的历史性把握，也体现了执政党对自身执政规律和先进性的深刻洞察，更体现了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主动承担责任的庄严承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民族高尚的生态环境意识和生态道德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