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的考察

第一节　传统发展模式的演变：理论与实践的考察

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随着环境和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的逐步深入，使得提出一种解释环境如何随经济发展而变化的理论成为必然的趋势，同时也使该理论的提出成为可能。这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出现的现实基础。

1955年，库兹涅茨在其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研究中发现，人均收入的差距随着经济增长表现出先逐渐扩大、后逐渐缩小的规律，他把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关系称为库兹涅茨曲线。可以说，库兹涅茨曲线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出现的理论和方法基础，它使环境受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有了可以继承的思路。当现实需求和理论方法都具备了以后，一种有关环境如何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的理论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

1991年，格罗斯曼（Grossman）和克鲁格（Krueger）通过对42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倒U形，并于1993年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同年，潘尼奥托（Panay－otou）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于是潘尼奥托（Panayotou）、鲍尔丁（K.brounding）和米勒（Maler）借用反映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来描述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之间的这种倒U型曲线关系，并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其含义是：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较轻，但其恶化程度随经济增长而加剧，当该国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开始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破坏和污染越来越严重，终于在20世纪50—70年代达到环境污染顶峰，造成了公害频发的严重局面。此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国家的环境质量又逐渐好转。

根据该理论，我们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划分为四个阶段，根据每个阶段经济发展实践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总结出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发展模式。

图1　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

1.AB段。该段表示的是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前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大部分时间处于农业社会，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很小，废弃物的排放远远小于环境自身能够分解的容量，自然的自净能力大于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作用。由于经济体之间交往少，污染源少，从整体来看，整个经济发展对环境质量恶化的作用非常小，环境质量基本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2.BC段。B点是一个拐点，从B点开始，经济活动对环境质量恶化的影响就直线上升。西方国家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60—70年代就处于这个阶段上。与这一时期相应的发展模式是自给自足的线性经济模式。以工业革命为代表，西方国家在这个阶段开始并完成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同时，环境也越来越遭到严重的破坏。到C点环境恶化已经到了极点。

3.CD段。C点是前一阶段的极点也是环境质量改善的始点。这一阶段是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所经历的。在经历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之后，西方国家一方面开始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采取“末端治理”的发展模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这样，废弃物虽然还是不少，但是在增量上进行了控制，让环境有喘息时间，逐步自净，环境质量逐渐好转。

4.D点之后。这是一个回归自然的良好状态，循环经济模式称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发展模式。经济发展已经能够基本不对环境产生更多的破坏性影响，经济自身实现了可循环和可持续。事实上，这种状态现在只是在发达国家的极少数地方存在，并没有成为一种大规模的常态。

二、发展模式的演变

1.自然经济模式。在AB这一阶段，社会处于农业社会时期，相应的发展模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人类完全顺从于大自然的恩赐，对自然界持畏惧心理，人与人的关系也完全是一种极其狭窄的、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随着对于自然界认识的发展和“原始经验”的积累，开始出现了原始农业和原始牧业。人类的这种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排泄物对于环境的污染几乎还无从谈起，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保持着“原始协调”的状态。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铁器工具的出现及其应用和推广，实现了农业发展中的革命，在局部范围内破坏了生态的自然结构和原有布局，“环境问题”便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但是，这种情况在以“人的依赖关系”为根本特征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并不具有全局性和普遍性特征。因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所以，在这一时期内，自然几乎完全支配着人类的生活，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在总体上是处于“原始协调”状态。

2.线性发展模式。18世纪中叶发生在英国的产业革命一举打破中世纪的宁静，西方世界从此跨越“马尔萨斯停滞”，开始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长期经济增长，人类从此开启了以线性经济发展模式为主的工业文明时代，这一时期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上表示为BC段。

所谓的线形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国家在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特征是高开采、高消耗、低利用、高排放。人们高强度地把地球上的原始物质和能源提取出来，运用到产品生产中去，然后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直接排放到水系、空气和土壤中，同时，消费者在消费这些产品和服务时，又把这些生活垃圾排放到大自然中。传统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资源的利用是粗放型和一次性的，它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是以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

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到工业革命早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数量型增长。此期间由于存在大量廉价劳动力，资源短缺的矛盾并未凸显，因而通过初级资源、劳动、资本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即成为一国发展的绝对或比较优势。在此背景下，亚当·斯密、李嘉图及马克思等人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之关键。这一古典增长时期经历了原始积累增长和大工业增长两个阶段。

（1）劳动投入型增长为主的原始积累增长阶段（大约为1760—1860年）。

17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尚未最后确立的时候，古典经济学家就对它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最初的探讨，在劳动价值学说中奠定了人的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重要地位。威廉·配第关于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论断,布阿吉尔贝尔关于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论述，都把劳动看作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认为一国财富的规模取决于人口数量、勤勉程度和技艺水平。其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把劳动价值学说推到了那个时代西方经济学家可以达到的顶峰。古典大师们强调人的劳动是财富源泉的思想为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来源。

该阶段经济发展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该阶段生产率的提高比较缓慢。此时是水力、煤铁和蒸汽机革命时代，水力及蒸汽驱动的机械操作和专业化生产逐渐替代了工场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个体或合伙的工厂制逐渐成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由于未发生技术革命的突变，因而生产效率提高并不十分迅速。二是主要依靠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获得经济增长。即：农业经济的增长，以开垦、扩充土地资源为动力；工业经济的增长，以大量投入资源（棉、铁和煤炭）、劳动力和资本等物质要素来实现。与早期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资源投入的农业经济相比，此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新兴工业部门吸纳大量剩余的农业人口而获得，因此增长方式为“劳动力投入驱动型”。三是农业率先发展，工业逐步兴起。在工业化早期，农业在很长时间里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1811年农业产出在英国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占35.7%，工业为20.8%）。从生产率的变化看，农业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2）资本投入型到技术投入型为主的工业增长阶段（大约为1860—1960年）。

19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在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或即将完成，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大机器生产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之相联系，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一些西方学者据此认为，经济增长率最终取决于资本积累率，资本积累水平较之劳动要素投入对增长具有更大的影响。于是，西方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开始背离古典经济学的传统，逐渐走上了资本决定论的道路。资本决定论是西方增长理论中统治最久、影响最大的流派，对资本的盲目崇拜造成人类在追求工业文明时忽视了自身的存在而寄希望于本应作为被统治物的物质资料的解放，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那样：把生产的物的要素提到首位，并且同主观要素即活的、直接的劳动相比，过高地估计物的要素的意义。资本决定论关于资本—产出的假定是不现实的，对资本作用的过分强调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批评。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索洛等人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资本决定论提出了挑战。该模型表明，资本—产量比率或资本—劳动比率是可以通过市场上的价格调节而改变的。当资本相对丰富而劳动稀缺时，劳动的价格就会相对于资本的价格而上升，从而增加资本的使用，减少劳动的使用，提高资本—劳动比率，通过资本密集型技术来发展经济。反之，当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丰富时，则可以通过劳动密集型技术来发展经济。索洛认为，在短期内，技术进步率、资本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是决定总产量增长率的三个因素。但是，对于理解长期增长和人均产量来说，资本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作用不大。从长期看资本增长率往往小于劳动增长率，这时人均增长率会下降为负数。因此,一国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进步，促进技术进步并把这种进步用于生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丹尼森等人在实证分析中进一步证实了索洛模型，他们把总的经济增长率大于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的增长率的“增长的余值”明确地归结为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论是对资本决定论的否定，也是西方增长理论的一次革命。然而这一理论明确指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却没有能够提出影响技术进步的因素和途径；它论证了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机制的决定作用，却仍把技术进步看作是一个外生变量，是由体系以外的因素决定的。这表明，技术进步论还未能突破外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未能摆脱强调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而忽视了“人”的因素的传统倾向。

这一时期在能源动力（电力）革命以及材料（化工）技术、信息及运输技术突变的推动下，社会生产率迅速提高。发达国家形成了以电能为中心的技术体系，重型机器替代了简单机械，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可能，股份公司和泰勒制成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以现代工业体系建立为标志，工业革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完成。以法国为例，其国民产值中，工业（制造、采掘和建筑及公用事业等）的比重在1885年前后达35%，超过了农业部门。一是从增长的驱动力看，当时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依然不高，资本积累是获得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美、英、德、法等国家的科技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平均只占30%左右。如美国1840—1900年间生产率对国民生产净值增长的贡献只有17%，而要素投入占82%。由于此时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而获得，因此经济增长方式为“资本投入驱动型”。二是从增长的主导部门看，重工业占主导地位，同时伴随城市化进程加快，服务业开始兴起。19世纪末，重工业在西方国家工业生产中已经起主导作用。1870—1900年世界重工业产量大幅度增长，如钢产量由52万吨增加到2 830万吨，石油产量由80万吨增加到2 000万吨，铁路建筑由21万千米增加到79万千米。基础设施、商业、对外贸易、交通和通讯业在此期间也有了较快的发展，造就了蒸汽机驱动的火车、轮船、全国性的电报网、邮政、港口和货栈及城市煤气等一大批产业的繁荣。伴随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人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大大提高。城市化又带动了就业人口从第一产业部门向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转移，从而出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三是从增长的绩效看，此阶段西方国家的经济获得了较快增长（特别是美国和德国崛起）。统计表明，在1870—1913年间，美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11%，其次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芬兰等国家，英国和法国的这一指标分别为1.19%和1.17%。但由于人口增长迅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依然缓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向集约化经济的转型，其经济增长方式已从前期资本投入驱动逐渐转向集约管理型经济增长，从而实现了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跨越。一项对世界主要国家（地区）TFP的测算证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率先实现了这种转变。1950—1960年美国的GDP每年平均增长3.3%，其中：由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获得的占47%，由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占53%。后者超过了前者，表明其经济增长方式已转入质量型。之后，联邦德国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法国、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相继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对工业文明时期经济增长模式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工业革命以来大机器生产，一方面重组了人类的能源结构，实现了从木材燃料向化石燃料的转型,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生产力的水平，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在于把自然资源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古典经济学中有着一个重大的缺陷，它们全都忽略了资源损耗的问题，而仅仅是在处理不同的竞争方之间的资源分配这个第二位的问题。他们至关重要的缺陷在于把地球上的资源视为像资金一样——是可以转变为利润来源的资产配置。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地球上的资源不仅仅是稀少的，而且也是有限的。20世纪以来，由于矿物能源和动力机械的结合，使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广度和速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同时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模式低估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由于忽略了自然的价值，所以人们并没有把环境成本计算到经济成本之中，如燃煤发电，只计算了建造发电厂、开采和运输煤炭、向用户输送电力的成本，而没有计算燃烧煤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对气候的破坏所造成的风暴灾害、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和创纪录的热浪，也没有计算酸雨对淡水湖和森林的破坏，或者由于空气污染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医疗费用。因此，燃煤发电的市场价格，实际上大大低估了它们的成本。

这是一种典型的单向流动的线型经济模式，其基本特征是“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式流程。在这种以单向式流程为基本特征的“开环式”经济中，人类大量开采和消耗资源，却又不加任何处理地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导致很多不可再生资源面临耗竭的危险，并且造成了局部的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至19世纪末，在产业革命进行和完成较早的英、美等国家，先后发生了“公害”事件，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较大的危害和损失。20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大工业的迅速发展，机器大工业生产向自然界中所排放的废物，不论是在种类和数量上，还是在对环境污染的范围和程度及其所造成的危害上，都在极其迅速地扩大和增长着。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线性发展模式，进而采用末端治理模式。

3.末端治理模式。末端治理模式出现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上的CD段上。随着世界范围内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加剧，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反思工业生产方式的局限性。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传统的线型经济发展模式被“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模式所取代，其基本特征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污染治理措施。

这种模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生态环境的改善，但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经济与自然生态系统的“错位”关系，依然置资源、环境于“既定”的地位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内涵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抱着“有了污染再进行治理”的心态，不注意污染物排放的总量和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至于污染物的产生是否合理这个根本性问题，以及是否应该从生产和消费源头上防止污染产生，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企业生产者仍然缺少思想上的洞见和政策上的举措。末端治理模式虽然关注了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后果，但是经济运行过程本身的环境问题却始终落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外。因此，依靠这种模式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

要解决环境与经济的两难困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只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框架内是不能实现的，而必须探寻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替代传统模式新的发展模式就是本文后面提到的循环经济模式。循环经济模式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示的是D点以后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