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态文明与文明生活方式建立的必然性
一、生态文明与文明生活方式建立的现实社会关系
对生态文明与文明生活方式建立的现实社会条件的说明,首先需要从自然与社会的统一关系角度进行说明。自然与社会的统一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它是自然的存在,同时也是社会的存在,与对象之间既是自然关系也是社会关系。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自然必然性就是劳动,人类只有从事劳动生产才能够生存下去(生活方式的生存意义),这里就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作用与人对人之间的作用,在这种双重关系下,就不能把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现实的人简单地还原为自然物,同时也不应该将这种现实的人视为某种纯粹的“自我”。自然与社会的内在统一就是建立在生产劳动这种自然必然性的联结之中,脱离了生产劳动则难以对自然与社会的统一关系进行说明。社会中现实的个人其本身就是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与对象同时构成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人类的生产劳动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实,而且是将人类劳动生产的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表现出对立统一的关系。也就是说,脱离现实的生产劳动就无法认识自然与社会的统一,那么从生态文明与文明生活方式角度来看,也不可能脱离人类生产劳动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联结作用,生态文明与文明生活方式就其本质来说,同样是自然与社会的统一关系,是人类在更高层面上的生产劳动与现实自然环境的整合与主动调整的过程。实际上,从生产劳动所具有的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角度来讲,也只有从人们的生产劳动这一角度入手,才能对生态文明与文明生活方式的统一关系有所认识。
生态文明和文明生活方式建立的社会关系还可以通过工业文明社会产生的整体性生态问题角度加以说明。对全球性生态问题的研究方法中,最低层次的是各门具体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各门实证科学独具特殊性的研究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探索。中间层次的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对全球整体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研究(从系统论角度对全球整体性生态问题的论述在上文业以涉及,此处不再赘述)。哲学方法是研究全球整体性生态问题的最高层次,前边已经讲过,从人类活动社会性的角度来看,在人类实践活动的不完善性基础上,一切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都包涵其社会因素,而由生产方式的改变所带来的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也不是一个可以用静止的眼光去进行观察的问题,人们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整体化的发展趋势与这种趋势所产生的问题也早已不再局限在某个阶层或某个社会。例如建立在同样由大工业生产提供产品基础上的人们的生活,其使用的产品与通过使用这种产品对自然生态所造成的结果是一致的,并不会因为社会之间或社会阶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而对这些因素的认识与研究就不能离开哲学的方法,这需要从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哲学分析入手。
工业文明虽然确立了作为类的人的主体地位,然而由于工业文明模式化﹑数量化﹑非个性的发展方式,迫使作为类主体中的大多数具体的个人难以获得其个体主体的存在形式,同时,工业文明中极少部分处于工业管理调控层面的个体,由于受制于工业文明模式化发展方式的制约,实际上也同样难以实现其自身个体主体的存在。许多不同个人的活动在自然生态中形成非加和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具体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由于参与个体的众多而降至最低,实际上每一个存在于工业文明中的具体个体都是具有责任的主体,然而作为责任主体存在的具体的个体却没有个体的主体存在形式。工业文明发展对生态系统所进行的深度干预过程中,由于其责任主体无法明确,导致其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管理层面均表现出相对的滞后性,表现为对生态系统的控制实际上体现的是对生态系统的失控。此外,工业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必然产生具有主体性精神的人,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看,工业社会物质财富的大量生产确实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物质满足与物质享受,但是,仅仅实现工业化﹑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落后的发展观,缺乏建立在主体意识基础上的享受物质生活,以及与此同时必须承担的义务与责任,则很容易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与倒退。
二、生态文明与文明生活方式建立的途径
生态文明与文明生活方式建立的途径从产生复杂社会关系的分工角度能够得到较好的说明,这是因为精细化的分工不仅是工业文明的标志之一,而且每一个存在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个人也正是通过分工来实现自身的价值,由工业文明的分工所产生的全球化生产活动大协作深刻地作用于全球自然生态环境,其本身是带来生态环境问题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社会因素。
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在享受工业文明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产生肩负责任和义务。工业社会执行单一的经济增长战略,造成大量不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性开发与资源浪费,最终造成威胁到全球生物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在生态文明社会中,这种单一的经济增长模式即表现为以物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将转移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上,那么工业社会人的生活方式向生态文明生活方式的转变就显得尤为重要。
文明生活方式体现出人的素质的发展状况,可以说文明生活方式必然建立在具有较高素质的个体或群体的基础之上,而不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必然与个体或群体的素质发展状况有必然的关系。人的素质的形成有先天的因素,这是人自然属性的表现,但是人的素质更主要的是在后天社会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人的素质的形成总是受到客观社会环境的影响。目前似乎对于人的素质的研究还都主要集中在社会环境的作用这一层面上,但是在这里还不能仅仅停留在社会环境这一单独的层面上,还要注意到构成社会环境的大环境即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素质形成的影响作用。人的素质的发展不能忽视整体性生态环境问题在更大整体意义上的作用,这是由于工业文明的社会发展是纳入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整体的社会发展过程,此时人的素质的发展本身就具有工业文明的种种特征。人的素质是由多方面组成的,基本上反映人的各种能力﹑品质以及各方面水平的总和。人的素质中最为重要的应当还是人所具备的各种能力,这是由于能力是人的个性的外在表现,同时是主体性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创造能力更是人的个性组成的最为重要的部分。而能力不仅仅是工业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更加是生态文明发展所必不可缺的主体性要素,这是由于人们在面临环境改变的过程中具有创造性的积极主动的调整适应过程离不开个性的发展。由工业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以及人们积极应对这一问题向更高的生态文明这种新环境的发展本身,就是人类创造能力发挥的结果。
文明生活方式是生态文明所必须的生活方式。从人们改造自然的目的来看,谁也不能否认,改造自然的目的就在于创造更加有利于人生活的环境;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来看,生产力始终表现出的是对自然界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不可否认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从而使人从被动地接受自然界的奴役转变为人对自然界的统治与征服,人的生活方式也从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进入到更高层次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建立在生产与消费基础上的工业文明生活方式使人们在满足生活方式最基本的生存意义的同时,极大地扩展了建立在生活活动方式基础上的其他社会生活,而生产与消费构成工业文明时期人们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工业文明是讲究效率的文明形态,竞争不可避免,此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强烈的占有情结,而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为对自然界的占有,占有的目的是索取。具有这种占有情结的工业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很难将其称之为是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这是因为“占有”的生活方式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截然对立,是将人与自然相分裂的生活方式,带有明显的工业文明时期的主客分裂特征。前文已在多处论述过主客分裂思维方式是造成工业文明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的落后思维方式,而建立在占有基础上的工业文明生活方式也必然不会是先进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不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其他的多种活动方式,由此看来,生活方式的进步与否,实际上是一个更为根本和现实的问题,没有先进的生活方式就很难在人的活动方式上有所突破。虽然说生活方式是与生产方式紧密相关的,与自然相对立的生产方式自然产生于与自然相对立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这种与自然相对立的生产方式最终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进而影响到人自身的生存,那么人们主动自觉地建立新型的生活方式,以首先确定生活方式在生存意义上的存在就显得尤为必要。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酝酿于工业文明时期,形成于生态文明时期,生态文明时期文明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要首先改变工业社会占有式的生活方式,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占有转变为共存,尊重自然界形成与自然界平等的伙伴式关系,这就首先需要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发展为生态化生产发展方式。在正视工业文明发展产生消极作用的同时,不能否定工业文明发展的积极意义,相应地,工业文明时期落后的生活方式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这是因为先进的、文明的生活方式必然是从较低级的、非文明的生活方式发展而来的,其中包涵有人类实践活动的不完善性原理,但是人的实践活动也正是从不完善向完善逐步发展螺旋形上升的动态过程。因此,生态文明与文明生活方式建立的途径不能离开工业文明生产方式向生态文明的生态化生产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人们现实的生活方式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向更先进的文明的生活方式转变。
【注释】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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