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及其启示

第三节　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及其启示

生态环境问题是工业文明的特有表现方式，其深层的原因还是来自社会内部，不应脱离社会而将其简单地理解为是由于作为类的人与自然相处的某种理念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这种观点容易将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模糊化，形成某种泛生态环境主义的抽象指责，看不到生态环境问题在社会阶层层面所导致的某种并非公平的生态环境压力对不同社会阶层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影响，享受了十分有限的工业文明物质财富的社会阶层往往首先最多地遭受到生态环境问题的袭扰，同时却又被指责为最缺乏生态环境意识的﹑怀着人与自然相处错误理念的直接生态破坏者。站在这个意义上的一味指责是有失公允的。需要警惕这种泛生态环境主义的抽象人性论观点，这往往是各种意识形态化生态环境主义的理论根基。从这种观点出发的生态环境理念以及由这种观点提出来的所谓“生态文明”，掩盖了生态环境问题背后的社会问题，往往成为所谓社会精英阶层的意识代言工具，当将其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时则成为所谓“精英”国家用以干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具。由于其本质在于通过牺牲“非我”而继续发展或维持对工业文明大量物质财富的享受和占有，从而具有相当的虚伪性，从这个意义上所倡导的“生态文明”，可以将其称之为“伪生态文明”。

上升到意识形态化的伪生态文明主要体现在强势工业化国家将促发自身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因素转嫁于其它弱势工业化国家，或者以自身为标准，确立单方面“生态文明”的意识形态，并将其强加于其它弱势工业化国家，从而确立自身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生态霸权地位。生态霸权的目的在于占有更多的生态环境资源，以及防止“非我”通过对生态环境资源的占有而构成对“我”发展的威胁。这种意识形态由于建立在以技术决定论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平台之上，因而同样决定了其本身的虚伪性。发达工业国家高度重视本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投入大量财力致力于本国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然而发达工业国家对本国生态环境的建设依然带有传统旧工业的思维方式。其本质依然是大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生态环境问题的转嫁。这也就是说，发达工业国家通过利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环境资源保持自身生态环境的良好，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工业国家可以继续享有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物质成果，并且将污染消耗型产业与大量工业废弃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种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结果，往往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自然环境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巨大的物质财富流向发达工业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则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与自然资源的枯竭。随着该发展中国家可利用率的降低，发达工业国家则又开始新的一轮向其他资源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转移，并且往往同时指责该发展中国家是生态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通过以生态环境问题为手段施加压力，完成自身在全球的战略布局。这样做的结果不但造成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而且大大延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步伐，有利于保证发达工业国家的全球资源占有地位。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0%左右，然而其释放的温室效应气体占到全球排放的90%，消耗臭氧层物质CFC（氟里昂）排放量占85%，发达工业化国家保持物质财富享有的巨大能源消耗仅靠来自自身的供给是难以为继的。建立在物质财富占有不平等基础上的生态问题平等化，其本身就是生态霸权的体现。发展中国家在生态环境义务的承担上，确实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不能够，也没有能力和财力承担与自身不相称的义务，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对自身的错误定位，从而成为付出最多﹑收获最少﹑责任最大的伪生态文明牺牲品。对生态环境问题不加区分承担责任的后果将有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这是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是工业文明的特有表现方式，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也只能建立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人们在生态文明中的生活方式也只能是工业文明生活方式在质上的提升。当大多数人还停留在工业文明中期﹑初期甚至农业文明时期时，要他们承担发达工业文明晚期的生态环境义务，要他们为极少数发达工业化国家为保持奢侈物质享受的后果而买单是极其不公平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加区分的义务分担只能加重不发达地区的负担，使其原本就紧张的人与生态环境问题雪上加霜。因此，对生态环境问题责任的承担是共同的，但是必须区别对待。我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联合国标准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是1亿，这比欧洲国家的总人口数量还要多，对那许多每天仅靠不到一美元而艰难维持生存的人大谈所谓“生态理念”是极其虚伪甚至是可耻的！在国际社会上，我国确实需要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义务，但是绝对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承担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同的生态问题责任。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及其悲剧性的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低水平“和谐”也早已成为历史，发展是必需的，发展是中国人民的迫切希望，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生态化工业发展之路是我国当前可以选择的发展路径。

从国内来看，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依然处于“粗放型”的阶段，工业生产与自然资源利用的浪费惊人。缺乏对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思考，长期缺乏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视，破坏性开发的结果使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脆性加大，危及到我国整体的生态安全。明显的表现是，1997年黄河长达226天的断流，1998年长江大水灾与2000年范围广至北京等地空前频繁的沙尘暴，诸多的生态环境事件已明显表明，生态环境问题同样具有整体性，与工业文明的发展紧密相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建立在对资源占有不平衡的基础上，长期忽视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的教训是，需要将生态环境与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因为在这个链条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忽视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其结果必然阻碍东部与中心城市的发展，在强调公平的国际分工的同时也需要强调科学合理的国内区域性分工的划分。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小修小补的生态环境建设，在波及大范围的恶劣生态环境问题面前，不存在山清水秀﹑生态环境优美怡人的生态小环境。

在我国大城市中，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来源主要还是来自于千家万户的面源污染，而作为点源污染的工业性污染所占的比重有下降的趋势。这种大面积的面源污染占主导成份正好说明我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在生态建设投入方面的严重不足，粗放型的生态建设往往忽视社会系统结构最基本层面上的个人，尤其是当社会没有提供或是没有能力提供必要的﹑足够的生态环境维护设备时，要一个普通个人严格执行诸如垃圾分类等严格标准无疑是纸上谈兵，而且环境保护设施的缺失也严重打击了具备环保意识的社会个体。在有条件具备环境保护设备的地区，则需要进一步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宣传，以加强人们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属于资源开发导向型结构，产业结构层次低，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第三产业不发达，总体上来看，第三产业中信息技术产业﹑金融服务业的发达往往伴随着重工业污染排放的逐渐减少。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重复引进导致结构雷同的严重问题，由此导致大量资源和生产处于低下的集中度，规模分散，浪费严重﹑污染严重。

我国的经济增长缺乏技术投入，粗放型增长必然带来能源与原材料的过度消耗，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由于技术落后而带来的最终产品在原材料的利用率上只有20%～30%，其余则成为生产废弃物。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6倍，美国的3倍。能源利用率仅为30%左右，木材利用率仅为50%，矿产资源的利用率仅为40%～50%。在农业生产中，水肥利用率也十分低，农业灌溉仍采用传统的耗水量大﹑水资源利用率低的漫灌方式，造成了农业用水的大量浪费。技术水平落后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加剧了资源的紧缺，而且由于资源利用的不充分也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

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这同时也是我国生态建设的经验总结。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