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流域人居环境的历史发展过程

2　乌江流域人居环境的历史发展过程

乌江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的历史既是地域内各民族生存、繁衍、迁徙、融合的聚居历史，也是人居进、自然退的乌江流域开发史，其历史脉络源自这一地区土生土长的山地文明。本章对这段历史的考察，截至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至今的人居环境建设成果积累纳入到乌江流域人居环境的现状中进行调查研究。

为了便于分析，以元末明初为划分界线，将乌江流域人居环境建设历史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元末以前为早期阶段，明初以后至改革开放前为后期阶段。早期阶段的人居环境建设主要表现为缓慢的积累过程，但这一长期过程奠定了流域人居环境的基本特征；后期阶段在流域内有几次比较重要的大开发行为，流域人居环境的面貌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些突变特征。

之所以选择元末明初作为划分此段历史的关键时期，是因为：①元末以前政权的建构方式和控制区域，反映出中原王朝对乌江流域的统治力度较弱，中原文化对乌江流域的影响相对较小。在这一地区内秦汉以后实施郡县制所控制的区域很小，且由于频繁的反抗，许多地区还多次从中原的统治历史中退出，唐、宋乃至元所实行的羁縻或土司制度，即是中原王朝“力不能及”而采取的一种统治方式。②明清时期才开始有组织地向乌江流域进行大规模的移民，这一地区的人口构成情况才得到彻底改变，较先进的农耕技术、儒家礼教以及各种宗教随之而来，流域的城镇发展兴起，整体聚居环境的突变特征显现^[1]。

另外，元末明初不但是乌江流域聚居形态特征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乌江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的一个重要历史分期。

自古以来，乌江流域这块土地就与边远、贫瘠、蛮夷、愚蒙等词语相联系。很长的一段时期中，乌江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的历史缔造者们都是羸弱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的干扰很小。自与秦、楚为邻伊始，乌江流域的部落联盟及古代国家在与强邻对资源的争夺当中处于明显的弱势，直至数百年后逐渐消亡。土著居民一直受困于流域山险水恶的地理环境，从最初的聚居模式和早期的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聚居思维是建立在对自然地理环境敬畏与顺应的基础之上。虽然汉唐盛世时期，乌江流域也有过一定程度的繁荣与发展，但限于当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水平较低，地域居民仍大致保留着早期的聚居模式，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明清以后的数百年间，土流并治、改土归流等政策变化，以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等迅速提升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的开发强度，带动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流域人口持续急速膨胀，中央王朝对流域资源的掠夺越发加剧，流域土著居民在强权压迫下迅速“变服化俗”，或者迁徙隐匿；流域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也逐渐超过了它自身的恢复能力。总体上看，乌江流域的聚居环境在这一时期有了巨大的变化，而且随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越来越剧烈。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居环境建设又迎来了两个新的大开发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