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变迁

2.3.2　人口结构变迁

明清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结构和规模有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元末明初及明末清初乌江流域的战乱导致这一地区人口锐减，而明代与清代的大规模移民基本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早期人口构成；另一方面乌江流域人口数量增长极为迅猛，尤其是清代后期。

据《涪陵市志》记载，经过元末的战乱，明朝建立后，不少湖北、江西籍的军人、商人等落籍涪州，户口逐渐回升。明末清初20余年战争，涪州又几乎“百里无烟”，户口损失严重。康熙四年（1665年），逃亡避难者始逐渐返涪。此后，大批“湖广”（今湖北、湖南省）等地移民入涪“插占落业”，大量垦殖。康熙五十年（1711年）后，清政府实行“盛世滋生丁口永不加赋”的政策；乾隆年间，玉米、红苕、洋芋等旱粮作物广泛引种，粮食产量增加，人口随之增长。其后至清末，涪州户口增长最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全州已是“户20万，口百万有奇”^[22]。类似这样的人口变革历程在乌江流域是非常典型的（图2.15）。

图2.15　涪陵汉至清代人口变迁图

资料来源：据《涪陵市志》资料绘制

又据贵州省明清人口数量的统计，明万历年间，贵州仅29万人，明末发展到约65万人，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人口增至308万人，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口增至529万人，辛亥革命前夕（1911年），贵州人口达到832万人^[23]。

这一时期人口增长与经济的复苏，还表现在一些重要口岸的繁盛上，如涪陵，自清代实行计口授盐以后，成为川盐入黔的四大口岸之一；19世纪末以后，又成为乌江流域山货土特产品和百货物资的集散中转口岸。

从民族分布格局的改变来看，伴随明清移民源源涌入，到了清代中叶，贵阳及各府州县城厢基本都是汉人居住，并以同乡、同行、同宗关系相结合，设立会馆、行会、宗祠。黔北及黔东北一带，地近川湖，汉族移民最多。遵义府、思南府、石阡府等处，汉人居多，或汉人与苗民杂处，有些地方已无苗寨。贵阳、安顺、平越等各府“夷汉杂处”或“汉人多于苗户”，或“苗汉相兼”，或“夷多汉少”，各地比例不同。黔西北地区，过去汉人极少，改土归流后，黔西州汉户为苗户的两倍多，威宁州多“江南、湖广、江西、福建、陕西、云南、四川等处流寓”^[24]。

从人居环境开发建设的角度来讲，明、清两代乌江流域的大规模移民垦荒、筑城事件实质上揭示了这一时期在中央王朝的统治下，乌江流域土地资源的重新分配与大规模开发利用，以及中原聚居文化在乌江流域迅速繁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王朝收获颇丰：拓展了中央王朝军政范围，获取了流域资源与赋税，缓解了中原人口压力，壮大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度，城镇与聚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然而在这一时期乌江流域人口构成迅速地“由夷变华”过程中，暴露出的民族与社会问题，以及后期人口数量大增长、大垦荒造成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也足以令人为之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