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城镇形态

2.3.4　经济发展与城镇形态

明清时期经济得到繁荣和发展，一些地区的农副产品交易场所自发地形成集镇。个别城镇因位于交通要道，贸易繁盛，颇具规模。如《徐霞客游记》记载的平坝县城：“平坝在东西两山夹间，而城依西山麓。城不甚雄崚，而中街市人颇集，鱼肉不乏。”^[27]

另外，明代乌江流域一些城镇开始修筑城垣。城垣的修筑，反映了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强化了聚居地的中心感，保护了城镇的安全与稳定，城内住户增加，街市扩展，城镇聚居风貌也随之有了变化。在《徐霞客游记》中也有描述：“普定城垣崚整，街衢宏阔；南半里，有桥；又南半里，有层楼跨街，市集甚盛。”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经过明代较长时期的中原儒家文化影响，加上这一时期小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城镇建设的不断积累，明末乌江流域的一些城镇逐步形成了类似中原城镇的布局模式，城镇街市兴旺，聚居颇具规模，也出现了“街衢宏阔”、“层楼跨街”的繁荣景象。

与自发经济的繁荣状况相适应，乌江流域在这一时期还形成了许多小而分散的集场，如瓮安县，清初已自发形成集场达50个。咸丰五年（1855年），知县进行平衡布局后明令缩减为26个，按12地支错开排定场期，6天1场，引导区域集贸形成更为有序的局面^[28]。

清代砌筑城墙的城镇增多，在清道光《遵义府志》中有“正安”城的修建记载：“自建此城，将前此之流离播迁，尽变为安居乐业。田产可耕也，不虞豪强；肆市可列也，不忧剽掠。车马辐辏，烟井万家，峥峥然犹一大都会也。”^[29]

此时乌江流域城镇聚居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也具备了一定的水平。据《徐霞客游记》记载：“时雨过街湿，余乘湿履，遂由街北转而西，有巨塘汇其内，西筑堤为堰，甃为驰道甚整。”^[30]游记记录了城镇建有池塘与堤堰等水利设施，砖砌的主要街道十分平整，这在乌江流域以前的建设历史上是少有的。一些县城由于环水而建，对桥梁的修建也很重视，如湄潭县城区三面环水，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开始了桥梁的修建，清乾隆年间，建成了七孔石拱桥。此时期聚居发展较快，官府令若干住房合置“太平缸”，随时盛满水，门前置备沙袋作为防火设施。到了清末（1908年），贵阳还曾动用税银2800余两疏通沟渠，治理排水，反映出这一时期聚居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一大进步（图2.19～图2.22）。

图2.19　清代贵阳城垣图

资料来源：摹自贵州市规划管理局.贵阳规划历程［M］.贵阳：贵阳人民出版社，2002

图2.20　清代思南城垣图

资料来源：摹自《思南府志》（清）

图2.21　清代务川城垣图

资料来源：摹自《务川县志》

图2.22　清代思南城郊地景

资料来源：摹自《思南府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