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2 形态扩展的外因
城市发展的战略决策对城市形态变迁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历史上基于政治布点、军事防御或商业服务等不同目的城市布局决策曾决定了城市形态具有不同的雏形。这是政策引导对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类型与功能分化的最初导向。
在城市进一步的发展历程中,各种城市发展战略决策对城市总体形态的变迁起了推进或制约的不同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源自宏观政策的调控也曾多次影响城市的发展轨迹。比如以前利用城乡之间商品价值的剪刀差、以农村向城市“输血”的方式换取城市发展的政策,再如“上山下乡”的政策,以及“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这些都是能够起到改变某个地区的城乡关系、减弱或加强城市发展态势的巨大力量。
毋庸置疑,当前“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城镇化”战略,以及由此而来的建设资金(比如对各试点小城镇的建设资金划拨)和建设技术,对于流域内诸多城市形态扩展有从量变到质变的巨大推进作用。
反之,如果政策约束城市形态的自发扩展,尤其是如果缺乏宏观发展战略的推进以及政策的激励,乌江流域诸多城市在面临城市发展门槛时就难免踯躅不前。由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形态变迁通常处于自发扩展的低水平、外延式发展状态,只有在大力推进城市发展的政策指引下,城市的形态扩展才可能借助建设资金、技术的大投入实现门槛跨越,不再延续城市“外延式”发展的面貌,才可能以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城市空间模式更替旧的发展模式。可以说,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政策是促使乌江流域城市形态扩展的外因,引导乌江流域城市实现加速发展的重要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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