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环境意识萌芽与新中国成立后对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篇　我国古代环境意识萌芽与新中国成立后对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建立，一般认为是在20世纪70年代。但是，中华民族在古代就有环境保护意识及其实践。人们对环境意识的萌芽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社会。为此，本文在着重概述新中国成立以后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实践的同时，也简要地描述了古代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萌芽，以及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历程中，我国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问题。

一、我国古代环境意识萌芽和自然环境问题

1．古代时人们的环境意识

古代，“人民少而木兽多”。原始居民们用烧毁林木的办法驱逐野兽。《孟子·藤文公》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的记载。据《盐铁论·通有篇》载：“荆杨……伐木而树谷，燔菜而播栗，火耕而水耨”。《汉书·武帝纪》载：“江面之地，火耕水耨”。唐代温庭筠诗云：“自言楚越俗，烧畲作旱田”。清代蒲松龄《蚕农经》中也记载：“垦荒，先纵火烧草，然后深耕”。这种最初级的农耕方式，对林草植被破坏极大。

我国先秦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如孟子、荀子、管子等，就已认识到保护好森林、自然资源，才能国强民富。管子在《立政篇》中针对火耕的现象提出：“修火宪，儆山泽，林薮积草”，“山泽不儆于失火，草木必不得殖成，国之盆也，山泽儆于火，草木殖成男之富也。”荀子在《王制》中提出了：“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不入泽，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圣王之用也。”这些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

唐宋以后，围湖之风渐烈。一些有识之士有鉴于围垦的弊端，提出了反对围湖的主张。《宋史·食货志》载，绍兴五年，江东李光言上书，提出江浙一带“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建议“莫若先罢两邑湖田”。绍兴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又上奏疏说：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户部尚书袁说友也上书说：围田后“有水无地可潴，有旱则无水可戽，不禁之，后将益甚，无复稔岁。”可惜这些正确的见解，并未得到统治阶层的采纳，与湖色地延续不绝，造成了一系列破坏环境的后果。

湿　地

在我国古代，随着人们认识的进步，陆续建立起了一些自然资源的管理机构。战国时期，这些机构已渐趋完善，每个机构都规定了明确的职责。据《周礼》所载：“大司徒”是主管合理利用土地的官员，职责是“以主宜之法，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山虞”“掌山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短衡掌巡林麓之禁令”，秦王朝还专门设置了管理木材采伐的“主章”官员。

随着管理机构的建立，出现了相应的制度。例如，对于伐树，“孟春之月，禁止伐木；孟夏之月，无伐大树，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术以斩伐；季秋之月，草木横落，乃伐薪为炭；仲冬之月，日短至，则大取草箭。”（《月令》）。对于烧山，也作出明令禁止：“毋行大火，毋断大木，……天子之夏禁也，毋行大山，毋斩大山，……天子之冬禁也”（《管子·轻重篇》）。汉代更统一规定，“行大火为天子禁令”。

2．古代自然生态的破坏

我国古代尽管有过一些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实践，但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奴隶主和封建统治者贪图一时的私利，不可能真正重视对自然生态的保护。

森林的破坏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挥霍浪费有直接关系。如秦始皇为了修宫殿、陵寝，砍伐了大量树木，以致后人发出了“蜀山元，阿房出”的感叹。意思是把四川山上的树木都砍光了，成了秃山，才盖成阿房宫。可见森林破坏之惊人。明代修十三陵，清代修东、西陵，都从全国调运木材，对森林的破坏十分严重。还有一些是由于战争的原因。如有文字记载可考的，公元前632年，晋楚的城濮之战中，晋文公下令“伐其木以盖其兵”，把位于今河南陈留的莘国的许多树木砍掉了。清代曾国藩为便于镇压太平军，“兵灭所至。无树不伐”。甘肃省在历史上曾是一个林木茂盛、水草丰美的“膏腴之地”。秦汉时代，森林“连跨数万郡，万里鳞集”，至汉代畜牧业已达到一定规模，“水草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之称”。到解放前的二三百年间，由于封建军阀连年混战，战火焚烧，以及统治阶级巧取豪夺，大肆破坏，大片森林被毁，林线后移，林区缩小，致使北部沙漠南侵，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雨量减少，气候恶化，民众生活十分贫穷。左宗棠给清朝皇帝的奏折中曾有“垄中苦甲天下”的描述。滥伐森林的结果，造成了大面积水土流失。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西安附近半坡村的历史遗迹证明，七八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从事农业。但由于黄土高原上的植被破坏殆尽，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黄河中游地区58万平公里面积中，到我国解放前夕，水土流失的面积达到43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量达16亿吨，河床淤积，使得黄河成了“地上河”。黄土高原上到处是沟壑纵横，农牧业面积不断减少，土地日益贫瘠，气候变异，水旱灾害频繁。据史书记载，从1644年到1906年的262年间，甘肃省发生过114次旱灾，平均每两年一次，而黄河下游地区则饱受黄河决堤、改道、泛滥成灾之苦。据记载，历史上黄河下游较大的改道达26次之多。“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乃是黄河下游地理变迁的真写照。

作者在宁夏南部山区

盲目垦荒也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环境。我国垦荒的概念是：凡是不生长粮食的森林、草原和荒漠等，统统称为荒地，把这些地带开垦成农田就谓之垦荒，这个概念显然是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的。鄂尔多斯毛乌素地区，秦汉时“沃千里”、“土地宜牧”，但由于此后1000多年的滥垦，而今成为一片沙漠；科尔沁草原为“长林丰草”、“地宜耕植，水草便畜牧“的好地方，但由于18世纪中期，清朝政府放价召民垦种，乱垦这下，遂使优良草场退化为沙地。

二、新中国建立后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与实践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本着为广大人民谋幸福的宗旨，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改善城市环境和自然环境，着手对老城市进行改造，兴建城市公用设施，改善人民居住条件，治理了一批突出的城市环境问题，如北京的龙须沟、上海的棚户区等。从1950年至1954年，在农村兴修水利，扩大农田灌溉面积800万公顷，植树造林610万公顷。并兴办了治理淮河、海河、黄河、长江的巨大环境整治工程，减少了水患危害。20世纪50年代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在选扯和布局上考虑了对当地气候、水源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并结合开展了城市规划，基本上做到选址得当、布局合理。在设计、施工时配置了部分治理污染设施。20世纪50年代末，人民政府从增产节约的角度出发，开展了对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对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冶金和建筑行业开展了利用钢铁废渣做建筑材料的研究和生产，煤炭部门开展了对煤炭的综合利用研究，化工行业开展了从废气、废液、废渣中提取化工原料和稀有金属的综合利用工作，减少了“三废”排放。为了保护自然资源，1957年5月，国务院通过了《水土保持纲要》，并开展了全国性的土壤普查、防沙治沙以及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等工作。1963年，国务院发布了《森林保护条例》，1964年又批转了《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2年，工业总产值与1953年相比增长了5.9倍，钢产量增长了13.5倍，原煤产量增长了5.9倍，发电量增长了16.6倍，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7%增加到69%。工业的发展带来大量的“三废”污染。另一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经济发展的宏观决策上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例如片石地强调把消费型城市改造为生产型城市，在城市里建设了一大批污染严重的小工厂，这样就出现许多毁林开荒、毁草种粮、围湖造田、滥伐森林的现象，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和农业生产环境，工业“三废”污染了城乡环境。

周恩来总理指出，我国也存在公害问题，要求各地区在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要解决环境污染，绝不做贻害子孙后代的事。1970年8月，周恩来总理指出：“要消灭废水、废气对城市的危害，并使其变为有利的东西。日本近海鱼虾都死了，实际上真正危害人民健康的是长期的慢性危害，如何搞好‘三废’的回收利用，要搞出规划”。“我们的淡水鱼占三分之一，工业污染问题不解决，将来就没有鱼吃了。要把这个问题列为专项在计划会议上提出来。我们可不要做超级大国，不能不顾一切，要为后代着想。对我们来说工业公害是个新课题。工业化一搞起来，这个问题就大了……”。“我们要积极除害，变‘三害’为‘三利’，要搞净化，使跑出来的废气不致污染空气”。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倡导下，各地工厂逐步开展了以综合利用为中心的工业‘三废’治理工作，国家和一些地区还成立了“三废”利用的管理机构。

我们之所以把1973年看作是共和国环境保护事业正式建立的年份，这是因为，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于1973年8月5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次会议揭开了我国环境保护史上新的一页。

这次会议，使与会代表增强了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会议指出：“保护和改善环境极为重要，要广泛宣传，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重视，把这项工作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抓紧抓好。”国务院在批转会议报告的文件中又进一步指出：“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关系到保护人民健康和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大事，关系到巩固工农联盟和多快好省地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大事，要认真重视，认真对待。”“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和各项事业都要有很大的发展。过去由于对‘三废’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缺乏经验，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环境污染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十分注意和切实做好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工作。”“要做好环境保护的规划工作，使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生产和生活、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同时并进，协调发展。新建工业、科研等项目，必须把‘三废’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否则，不准建设。这次会议出台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三十二字方针。

这次会议还明确了机构问题。国务院批转会议报告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设立精干的环境保护机构，给他们以监督、检查的职权。”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环境保护机构迅速地建立起来。

1977年4月，国家计委、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等颁发了《关于治理工业“三废”、开展综合利用的几项规定》。

1978年12月，中央发出了批转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的《环境保护工作要点》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不能在公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才去抓这个问题，现在就要高度重视，并且要认真去抓。”“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把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1978年起，各工业交通部门、各地区在掌握的更新改造资金中拿出百分之20%左右，专门用于老企业的“三废”治理。其一，大力推行奖励综合利用的政策。工业“三废”实质上是能源和资源的浪费。最大限度地把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起来，是消除污染、保护环境的根本途径。其二，严格执行“三同时”的规定，控制新污染源的产生。其三，加强城市环境管理。大中城市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综合治理，积极发展煤气，搞好集中供热、污水处理，植树绿化，逐步解决大气及水源的污染。其四，把环境保护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实行排放污物的收费制度。其五，制定环境保护法令和条例，发动群众对环境污染进行监督。

1979年5月，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转发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对环境的全面管理”的任务。《报告》认为：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对现有污染的治理是一项重要的紧迫的任务。

1979年9月五届人大常委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环境保护基本法典，把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标志着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走上了法制轨道。

1981年2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物质源泉。管理好我国的环境，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

1982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11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庄严地宣布：“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在我国的根本大法中，确定了环境保护以重要的位置。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的主要成果：一是明确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一项基本保证条件和战略任务。二是回顾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以来10年当中取得的成就，提出了到本世纪末的环境保护奋斗目标。三是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环境保护工作的战略思想，这就是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三同步”政策的确立，也是这次会议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四是制订了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措施。这就是：继续下工夫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特别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环境保护的认识。

1984年5月，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这是我国在水环境保护方面的第一部法律，对于防治水污染，保护水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84年9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规定》的颁布，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普遍认为颁布这一规定非常必要、非常及时，对于引导小型企业健康发展、保护乡镇和城市的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我国“七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专门列了第五十二章：《环境保护》。其中提出要保护重点城市的环境。这些重点城市是：直辖市、省会、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重点风景游览城市、计划单列城市以及过去明确了的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共51个。

1986年3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联合颁布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其使用范围扩大到了一切具有开发性质、工程性质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包括工业、交通、水利、农林、商业、卫生、文教、科研、旅游、市政等。《办法》强调了“联合把关”，各级计划、土地管理、基建、技改、银行、物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都要结合本规定将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管理纳入工作计划。

198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的报告》。《报告》提出：要积极组织实现“七五”计划规定的城市环境保护的目标和要求。重点城市大气的总悬浮微粒，北方争取基本达到三级标准；主要交通干道噪声争取昼间不超过70分贝；城市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风景游览区的大气环境质量，应基本上达到一级标准。

1987年9月，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以上是自1973年以来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一个大致轮廓。通过这个简略的回顾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较晚，但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发展很快。我们从不大懂得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到逐步懂得，从不大认识我国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严重性到逐步认识，观念上的变化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