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的理论基础

第8章　宏观层面解析实践：解析方法指导下的城市规划学科体系构建

以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18世纪的“工业革命”，极大促进了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加速了现代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扩大了人们生活空间范围，缩短了人们交流空间的距离，导致现代城市急剧扩展，同时也大大改变了城市布局结构。

近代“工业革命”在为人类创造空前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病”，产生了诸如住房短缺、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贫富分化等“城市问题”。现代城市规划学科虽然在致力于解决城市发展中的这些“弊病”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形成了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和柯布西埃的“明日的城市”建设构想。然而，脱胎于建筑学的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单纯从物质形态规划与建设的角度难以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种种“弊病”，这些“弊病”必须从经济社会、政策制度、文化、生态环境等角度开展综合研究，而目前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综合研究与学科体系建设尤为缺乏。

据此，本研究立足于融贯综合的研究方法，在学科发展的宏观层面，审视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形成、发展和学科体系构成，为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首先，全面论述的城市规划一级学科构建的设想与思路；其次，对现代城市规划一级学科体系建设的方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后，基于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需求，阐述了城市规划教育中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导入的理论与实践。

8.1　城市规划一级学科构建设想^[1]

全国高等教育专业调整工作已结束，专业数从500多个减至240多个，优化了学科，拓宽了专业培养口径。但有一些学者对部分专业归属发表了不同的意见（钱祥麟，1998）。近年来，众多学者已普遍认识到中国的城市规划建设及城市规划教育面临变革，以适应经济转型与社会变革的需要（赵民等，1995；崔功豪等，1995；陈秉钊，1994）。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培养目录》对城市规划专业的归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理科城市规划归属地理科学类下的二级学科“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工科城市规划归属土建类下的二级学科“城市规划”。依据教育部进一步执行的专业引导目录，拟将取消工科城市规划专业，并将其部分并入建筑学专业中、部分并入土木工程专业。作者认为城市规划专业归属于城市规划学科的定位还有商榷之处，其应归属工科一级学科为宜或归属土建类下的二级学科，但以前者为好。

8.1.1　构建现代城市规划学科是历史的必然

1）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轨迹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城市化进一步加快，城市已由最初的居民点向当今社会的城市、城市群、城市带方向演变，导致城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辐射力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伴随着城市的产生而出现，它是人们把自然环境改造为以人工环境为主体的城市环境的一种有效手段。纵观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城市规划学科建设萌芽阶段（公元17世纪以前）

远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已开始认识到把城市与环境协调处理的朴素思想，通过改善自己的周围环境，使之满足生产、生活及安全的需要，但是，近代城市规划始于法国。17世纪，路易十四在法国巴黎城郊采用轴线对称放射式的布局建造了凡尔赛宫，使城市形象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也掩盖了城市发展中的深层次弊病。人们普遍认识到了物质形体规划在改造城市形象与面貌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源于建筑学的物质形体规划等同于城市规划，形成了古典主义的形体规划思想。

（2）城市规划学科发展阶段（公元17世纪至20世纪初）

近代工业革命引起城市内容与形式的转变，带来了物质文明的空前繁荣，也使城市的资源利用率大幅度提高，城市迅速扩展，极大地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增强了城市的集聚力与辐射范围，构建了整洁美观的城市物质环境，提供了完善的城市市政基础服务设施，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加速了城市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复杂的矛盾，导致住房短缺、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城市规划学科从单纯的物质形体规划中脱颖而出，着手解决城市中的种种弊病，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物质文明不是改善城市环境的根本手段，相反更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的弊病，从而众多学者从城市环境角度探讨规划本质与内容，产生了诸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规划思想以及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把城市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即把包括物质与社会诸要素、人与自然的融合作为规划思想的基本点，首次动摇了物质形体规划建设等同于城市规划建设的基本思想。

（3）城市规划学科向社会经济环境领域扩展阶段（20世纪初至今）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城市科学发展呈现综合化趋势，逐步推进了战后第三代城市规划的形成。以帕克为代表的学者在综合分析城市社会、经济、环境等一系列弊病的基础上，首次将生态学基本理论应用于城市社会，构建了城市人类生态学理论思想体系，把城市看作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等构成的综合实体，是自然而且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顾朝林，1994）。这样的城市不再是简单人工建筑的堆积，而是伴随人类活动脉搏跳动而进行新陈代谢的有机整体，从而城市规划学科必然要从物质形体规划扩展到社会经济等宏观规划领域。

2）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

虽然早期城市规划学科源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是在大量的城市物质形体建设规划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传统的城市规划教育也是在建筑学的基础上的延伸。但随着社会的变革、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的一系列城市问题与城市弊病，使得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已从建筑学领域脱颖而出，形成了具有明确的学科研究对象，专业基础理论逐步完善的边缘交叉学科。

自从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形成以来，发展非常迅猛，它已构成与土木工程、建筑学等学科具有不同研究对象与目标的学科。城市规划学科的建设与人才培养将对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城市规划学科确立为29个独立学科之一，我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周干峙院士亦认为应将城市规划列为独立学科，创建城市规划学科是客观存在的必然。

8.2　构建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理由

“城市规划”专业的性质是以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整体为研究对象，以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建筑工程学等跨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为基础的新型的交叉学科。它虽然以建筑学为基础，且城市规划的实施需借助于土木工程建设，但以物质形体规划为主体的城市规划已不能适应现代城市发展的需要。建筑学更不能取代现代城市规划学，否则，将大大地阻碍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给国家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其重要性表现为：

①现代城市规划虽然脱胎于建筑学，但已形成了以城市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法规等问题为研究对象。它在城市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社会资源合理分配、群体利益妥善协调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与传统的物质形体规划不一样，与建筑学考虑问题的思路与出发点完全不同。城市规划学是从整体角度出发，干预人类的行为、调配社会资源、构筑城市空间环境，引导城市健康、快速发展的科学，这是建筑学不能取代的。

②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同时也是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心，是增长极。现代城市是一个多功能、社会化的有机综合体，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动态大系统。城市内部功能、结构的合理化迫切需要城市规划的引导，城市建设本身是不可能自发地朝着可持续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因此，城市规划是城市复杂系统运转、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的根本保障，否则，将严重阻碍国家与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③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规划教育存在理科与工科两种培养模式。工科培养的城市规划学生在处理城市宏观问题时显得欠缺；而理科城市规划培养的学生在城市物质形体规划方面力不从心。这种以某一层面城市问题为研究对象的规划理念欠妥，造成规划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的不合理，直接反映在众多的城市规划实践中，仅仅考虑城市的物质形体规划，对城市的规划目标主要停留在主观的判断与预测上，只注重规划图面的美观与合理，将缺少科学性，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造成城市资源的浪费与功能的欠缺。相反，如能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与预测，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例如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建设，从机场用地的选址，对用地规划成功地保护了近40年，对山城重庆日后国际机场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由此可见，城市规划学科是其他学科不能取代的，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能为国家与地区的建设带来巨大的综合效益，城市规划与管理是唯一能代表公众与集体利益的。

8.3　城市规划学科的概念与内涵

8.3.1　学科的内涵

1996年6月，著名学者钱学森提出“建筑科学”的新概念，其核心内容即城市、建筑、园林的“三位一体”，并将其列为11个大学科门类之一，这11个大学科门类是自然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理论等（鲍世行等，1999）。钱老还提出要建立起建筑科学体系的三个层次，即建筑哲学、工程技术理论和工程技术知识层次，主要是从学科的延伸的角度来处理当今城市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著名建筑规划学家吴良镛于1989年提出了广义建筑学的概念，并详细讨论了建筑学概论的扩展及相关的学科体系（吴良镛，1989）。以上两种观点提出了以建筑学的延伸来取代城市规划的思想。20世纪下半叶国际上逐步发展形成了人居环境科学综合性学科（吴良镛，1997），它以人类聚居环境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全面地、系统地、综合地加以研究。由此可见，目前，国内外对城市规划学科的认识还不统一，但众多学者都已注意到传统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学科都不能满足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

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应包括狭义与广义的城市规划两个部分。狭义的城市规划主要以工程技术为主体，依据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拟订城市的性质、规模；合理组织与安排人们的生活与文化娱乐服务基础设施，拟订建设项目开发时序，创造理想的人居环境。狭义的城市规划是从工程技术角度来解决城市功能与城市构图美学等问题，即由传统的从建筑学领域演化而来的城市规划思路。

广义的城市规划已从工程技术领域走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注重对城市物质与社会双重特性的解释，对社会经济现象、城市历史文化的认识，对城市问题解决的对策等的综合研究，它包含了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市政工程建设规划；城市空间环境规划，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规划等内容。广义的城市规划是以城市复杂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规划。建筑只是城市环境中的一个组成要素，通过对建筑学科的拓展去包容城市规划学科是不可取的。

8.3.2　学科的研究对象

城市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现代城市具有物质与社会双重特性，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矛盾综合体，是具有复杂物质、能量与信息流动和多层结构的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城市有其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存在着萌生、增长、成熟和衰退等生命过程。

城市规划首先要进行城市发展的区域分析，调查和研究与城市有密切联系的区域范围内的资源利用与分配，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以及对生产力布局和城镇间分工合理化的客观要求，为确定城市的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寻找科学依据；然后再进行城市的规划布局。现代城市规划学正是顺应这一要求，以城市为研究对象，以解决城市问题为目标，以城市科学为基础，以工程技术方法为手段而形成的新的学科，渗透到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等领域，形成了一门新兴边缘学科与交叉学科。

城市规划的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生态系统，其目的是为人们提供理想的生活、学习、工作、休闲的环境与场所，创造城市良好的物质环境空间，保持城市社会精神文化和艺术文化的有效继承和有机创新。从城市规划学科的角度出发，应着力于考虑怎样在多元社会中，怎样把社会的各种价值观综合成反映社会需求的公共利益，预测城市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目标，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和改善城市社会，合理配置城市资源，并引入当代科技进步的动力来解决城市问题，把人类的生存空间放在城市生态系统这一层面上来考虑（即以解决城市问题为切入点，促进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转与可持续发展）。促进城市发展，建立动态监控发展模型。

8.3.3　学科的理论基础

理论是世界观，是研究问题的方法论。一个具有整体性观念与现代学科多源性特点的综合性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正是客观存在的必然。因此，需要建立现代城市规划学科自己的理论工作平台，拓展学科研究范围，完善学科基础理论。

不同的学者对城市规划学科理论体系存在不同看法，分歧的焦点主要在城市规划学科研究内容与理论基础上，大部分学者把城市规划看成为建筑学的延伸，未把城市规划学科看成独立学科，从而产生了“规划中的理论”与“规划的理论”的认识。作者认为，城市规划理论仍然分为社会经济规划与建筑工程规划两部分。在社会经济规划方面，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城市规划学科拓展到城市社会经济环境领域后，西方众多的学者从解决“城市病”的角度分别提出了众多的规划理论，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方案、勒•柯布西埃的“阳光城市”的设想，到联合国人类居住环境大会的“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到现今的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城市规划学科向社会经济环境规划领域扩展的基础。然而在建筑工程领域，仍以建筑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以城市物质生产功能为基础，依据各种工程技术标准建设规划城市，维持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转。

笔者认为，城市规划首先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以城市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科学。城市规划学科理论是建立在对城市问题研究基础上的系统科学集成，而不是对城市问题简单的交叉学科研究，其包括：系统工程学的系统论，地理学的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经济学的地租地价理论，建筑艺术与美学的相关理论，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城市建设工程技术标准等相关内容。应指出的是，对于城市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学科的交叉与渗透，而必须通过城市规划学科去进行整合，开展综合性研究。

8.4　城市规划学科体系建构^[2]

8.4.1　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生机与危机

城市规划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早期城市规划营造思想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代。现代城市规划虽开始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但已在解决区域与城市尖锐的经济社会矛盾、引导城市建设与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在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中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作用。

现代城市规划学科是在借鉴相关学科理论基础上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开拓者霍华德倡导的“城乡融合”、盖迪斯的“人与自然融合”、芒福德的“区域整体协调”等思想，极大促进了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发展，并在解决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城市病”方面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也正是这些相关交叉学科的渗透，才使得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诞生。加之20世纪中叶人类生存环境危机进一步加剧，以城市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成为国际政界和科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环境等交叉学科理论与思想大量涌入，造就城市问题和城市发展研究的空前繁荣，并出现了诸如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管理学等交叉学科。这些新兴学科的诞生为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促进了城市规划学科研究领域与范畴的不断延伸。在研究内容上，现代城市规划已进入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规划学科归属于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从城市空间发展求解，到城市社会问题根治；研究理念上，从城市空间视觉审美，到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学科发展上，从单一建筑学科，走向学科构成的多元化模式（见表8-1）。

表8-1　城市规划学科理念变革

续表

但是，“在城市规划学科研究领域不断外延的同时，也带来了在学科定性问题上的模糊不清和摇摆不定”（石楠，2005），产生了城市规划学科“核心理论面临边缘化与空洞趋向”（吴志强等，2005），导致了城市规划学科潜在衰落的危机，这已引起国内规划界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赵民，2004；吴志强等，2005；陈秉钊，2005），如不引起城市规划学界共同重视，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导致城市规划学科的衰落。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让我们回到城市规划学科的内涵、学科理论基础与核心、学科体系建设等似乎已解决的基本问题上来，从而推动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

8.4.2　城市规划学科的内涵与核心

1979年版的《辞源》认为，“规划”也就是“计划”。这个词具有两层涵义：一个是口语化的，指的是未来所开展的一项“工作”，同时也是一项“过程”；而另一个是学术性的，指的是对规划工作及相关内容的“研究”。城市规划的概念同样具有此两层涵义：一个是指城市规划工作，另一个指城市规划学，即对城市规划工作及相关理论的“研究”。长期以来，人们主要从工作内容与工作任务的角度阐述城市规划的概念，即狭义的城市规划。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及同济大学主编的《城市规划原理》指出，城市规划是根据一定时期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协调城市功能布局及进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和全面安排。也有学者提出，城市规划是统筹安排城市各类用地及空间资源，综合部署各项建设事业，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陈为邦，1997）。还有学者从城市规划手段的角度提出，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空间发展目标的设定和达到这项空间目标过程中时间上的制导（吴志强，2000）。

上述城市规划的概念都是从城市规划所开展的工作及城市规划管理的角度所下的定义，这些认识往往造成城市规划内容缺乏对城市发展本质的反映，使城市规划走入了形式主义的误区。然而，我们从城市规划学科的历史沿革不难发现，“规划”始于“问题”。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形成与发展的目的是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病，即“城市问题”。完成规划编制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这种以城市规划所开展的工作的概念作为城市规划的概念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足。国内外众多学者早就注意到了此问题，如钱学森提出的“建筑科学”新概念，吴良镛提出的广义建筑学以及20世纪下半叶国际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人居环境科学等新的学科名称，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方面，以建筑学为基础的物质形体规划在解决城市规划及城市问题仍显不足，需要发展与拓宽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城市规划学科本身在解决城市问题时，存在着重“规划”、轻“研究”的局面，直接影响着规划成果的指导性与权威性。而这两方面问题的共同目标在于合理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引导城市高效、可持续发展。

然而在科学群体中，各学科都几乎无一例外地由其主题来界定，由它们研究什么而不是怎样研究来界定（约翰斯顿，2000）。城市规划是以城市及其空间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此处的城市是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城市客观的物质世界，同时也包括城市的精神世界（即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感应）。可以说，现代城市是由客观城市系统、城市规划理论与技术系统、主观城市系统三个结构要素所组成的统一的整体，这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过程，但又呈现一定的发展阶段性。在主观与客观系统之间通过城市规划理论与技术为桥梁的引导与调控，把客观世界改造成适合于人类居住的主观世界，此主观世界又是下一个客观世界的起点，演变成新的主观世界。可以说，现代城市发展是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演变过程，城市规划理论与技术是促进现代城市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

图8-1　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双核心模型

作者认为城市规划是研究城市及其空间发展变化规律的学科。对城市及其空间发展的控制与引导是城市规划学科的本质与核心。物质形体规划设计方法是解决城市问题的手段与措施；城市问题理论研究为物质形体规划设计方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平台。也就是说，现代城市规划不仅仅是解决城市的工程技术问题，分析和解决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问题已成为规划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城市空间发展与社会问题根治的双核心内涵是当今城市规划学科本质（见图8-1）。

8.4.3　城市规划学科体系的架构

基于上述双核心模型，本文认为城市规划学科体系包括三个二级学科，是一个从基础理论到工程技术实践，再到应用，甚至深入到城市社会制度和文化问题的完整学科体系。

（1）理论城市规划学

它是研究城市系统及其功能发生、发展、演替的基本理论与基本原理，探索理想的人居环境模式和揭示城市系统功能高效运转的内在机理，为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决策服务。其基础理论和核心内容包括：①探讨城市系统的本质、功能、结构、组成；②揭示城市系统的发生、发展、重组和作用机制；③研究城市系统演变过程中的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以及熵增减变化等问题；④掌握城市系统演变过程中人的感应与行为机制；⑤建立理想城市系统模型及其动态预测模拟的一般性问题等。

（2）技术城市规划学

它是研究如何构建理想城市系统技术标准与方法的学问。主要包括：①构建理想城市系统的工程学的技术标准与设计方法。包括：土木建筑工程建设技术、市政工程建设技术、社区发展与建设理念；②城市规划决策支撑系统技术与专家决策知识系统，其是规划方案决策及规划效果评价的重要依据。包括：地理空间分布理论、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现代社会文化准则、大众艺术与美学标准等内容；③城市系统发展、演变综合模拟与评价模型技术。包括：优化城市规划模式、城市发展预测模型等。

（3）应用城市规划学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以理论城市规划学、技术城市规划学为基础，通过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建筑工程学、地理学、经济学、艺术美学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集成，构建城市系统的规划技术与管理信息系统，创造理想的适居环境与高效的工作场所，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

①城市建设规划（包括城市道路工程规划、城市居住区规划、城市市政工程规划、城市生态系统规划、城市景观规划、城市减灾防灾规划、社区建设规划等）。

②城市系统演变的预测与控制，即城市系统的保护与调控。

③城市系统演变过程的监测、调控与管理。

④城市管制的法规建设与措施等。

因此，城市规划根本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理想的生活、学习、工作、休闲的环境与场所，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撑体系；为人们创造城市良好的物质环境空间，保持城市社会文明和艺术文化的有效继承与有机创造，对人类生存系统的科学决策、管理与调控，实现城市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构建理想的宜居环境。

8.4.4　科学性是城市规划发展的永恒动力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科学的城市规划已日渐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热点。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02年年会首次针对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开展了专题讨论。邹德慈先生首次从科学性的角度系统阐述了城市规划的内容、方法和指导思想等基本问题（邹德慈等，2003）。本书认为，科学性内涵是城市规划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城市规划学的科学性根植于理论城市规划学、技术城市规划学和应用城市规划学三个层面。

1）理论城市规划学的科学性

城市的形成、发展与衰亡有其自身的规律。毋庸置疑，理论城市规划学的科学性内涵就在于揭示城市系统内在的演变规律，为人们的城市规划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长期以来，人们在此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形成了众多的学术观点与流派。在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机理方面，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和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等学说，以抽象的概念假设为前提，建立起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费用-效益竞争模型，为土地利用规划与结构布局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针对城市的形成与演变规律，人类生态学派的理论创始人美国的帕克等将生态学中竞争、淘汰、共生、演替和优势等原理用于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规律的研究。针对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特点，伯吉斯提出了城市同心环模式，霍依特提出城市扇形模式，哈里斯和厄尔曼提出了多核心模式。沙里宁借助于生命体生长规律来揭示城市系统的演变特征，提出有机疏散理论。所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揭示出城市系统及其功能运转内在机理，极大促进了城市规划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然而，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加之城市系统及其演变规律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与未知因素，一方面，为人们广泛深入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另一方面，迫使人们加强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不断补充新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完善城市规划学基础理论体系，适应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从根本上改变了全人类的价值观念与行动准则，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城市规划学的基础理论，提高城市规划学的科学地位。理论城市规划学的构建是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基础与平台，其着力点是为学科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根基。

2）技术城市规划学的科学性

现代城市发展需外界提供维持其功能运转的物质支撑系统，且很难自发形成高效、可持续运转的功能系统，必须借助于技术城市规划学的政策干预。从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雅典宪章”“马丘皮丘宣言”到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的“21世纪议程”，为现代城市系统的发展确定了基本的目标与方向。技术城市规划学的科学性内涵正是顺着这一思路，以理论城市规划学为基础，为现代城市系统发展目标提供相应的技术标准与行动准则。其科学性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构建功能正常运转的现代城市系统，满足人们的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四大活动的需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推进城市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借助于科学的工程技术标准为指导，确定城市规划中合理的环境容量、适当的土地利用、功能合理的空间结构、安全有效的支撑体系等技术标准（陈为邦，1997），为合理的城市规划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科学依据。这些技术标准构成了技术城市规划学科学性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次，针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规划未来城市发展的行动方案，必须开展不同方案、不同群体利益的决策。正如Alexander和Faludi所说：“规划作为一门学科或专业具有可信性，其规划效果评价的标准显得非常重要”，是保证行动方案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规划效果评价的重要内容。因此，技术城市规划学的决策分析是其科学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城市规划需要对未来发展规模进行合理的预测，其结果直接关系到规划成果的科学性。因此，科学的预测方法是规划成果的根本保证。

由此可见，技术城市规划学的核心内容是科学性的技术标准与行动准则，若脱离技术城市规划学科学性的技术标准，必将走入规划形式化的误区。同时，城市规划的对象、目标及人们的价值观与行动准则等内容，随着经济社会、技术条件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也为其科学性的技术标准与行动准则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与场所，迫使人们开展长期而深入的科学研究，为城市规划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3）应用城市规划学的科学性

应用城市规划学的最终目的是对城市建设具体行动方案的实施、干预与调控，即以理论城市规划学为指导，以技术城市规划学为手段，通过城市规划的政策干预作用机制，控制与引导城市系统朝着健康、可持续方向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从而实现城市规划学的科学价值。大量规划实践都证明，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城市建设活动，必将产生巨大的综合效益；而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必将带来巨大的损失。这也充分说明城市规划学的科学性与技术推广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的论点，是城市规划学在经济社会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同时也说明城市规划学的重要性。

同时，城市规划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在经济社会转型、经济全球化、信息资源网络化的背景下，面对三维时空可视化技术、“3S”（遥感、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多源数据融合技术等的挑战，必须加强应用城市规划学的科学研究，寻求设计方法、理念与手段的创新。从城市规划学特点来看，规划方案的执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多元化社会规划与管理过程中，传统的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同样需要开展深入的科学研究，依靠管理水平的提高与管理手段的创新，引入新的技术与管理工具，提高管理水平与效果，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

并且，城市规划学科发展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目前我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呈现多学科参与的可喜局面（陈秉钊，1994），极大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城市规划学基本理论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验证、补充与完善。这种理论与模型构建的反馈机制是提升城市规划学科学性的不竭源泉，为学科发展提供新的活力，成为推动城市规划学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时也是不断提高城市规划学科学性地位的重要保证。

综上所述，现代城市规划学科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并已从单一的物质形体规划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现代城市规划是研究城市及其空间发展变化规律的学科，其本质与核心是控制与引导城市空间发展、根治城市社会弊病，促进城市健康持续发展。构建现代城市规划学科体系、完善以问题为导向的城市规划学科双核心模式是促进城市规划学科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当今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着眼点应是进一步强化城市规划学科的基础理论的研究，特别是树立城市规划基础理论的建设是为城市规划技术手段与控制引导提供科学的依据的理念，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危机。

本书提出的城市规划学科体系建设框架还不完善，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规划界的共同讨论，共建城市规划一级学科。

8.5　城市规划教育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导入^[3]

8.5.1　城市规划学科人文社会特质的回归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规划已成为一种物质空间形态的规划与设计（尼格•泰勒，2006）。虽然城市规划在着眼于城市物质空间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但是，城市与乡村长期形成的对立的二元结构发展格局及城市发展中诸多的社会矛盾，以单纯的工程技术手段为主体的传统的城市规划已不能圆满解决，凸显出城市规划对解决社会发展矛盾的乏力，从而产生城市规划参与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紧迫性，促使城市规划学科内容方面的拓展。正如霍尔指出，现代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的出现，是为解决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特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社会需求迫使城市规划参与解决城市发展诸方面的社会经济问题。

其次，城市规划通过物质形态规划的手段，为政府推行社会资源与社会利益的分配，促进城市的健康持续发展，其基本准则之一是“推进社会公正”、维护“大众利益”。因此，从城市管理角度而言，城市规划已成为重要的公共政策，即政府通过城市规划及其法律手段来安排城市公共设施和社会设施，协调城市发展，缓解城市社会矛盾与社会分化。城市管理急需城市规划引入公共政策管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

并且，随着社会发展与进步，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强。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沉淀的精神文化为对象的人文科学，主要研究人的精神、文化、价值、观念的问题（李建华等，2004）。人文科学与城市规划学科有机结合的价值在于，能为人类构建理想的精神家园提供了理论依据；使人们创造的生存空间与人工环境，更适于人类的心灵安顿和归依，给予人们人性化的关怀。时代发展呼唤城市规划与人文科学的整合。

面对世界文化的传播和接受的冲击，保留和保护自己的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和精华，避免地域文化的丧失，已成为规划师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正如芒福德所说，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保管者和积攒者。因而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日益突出。城市规划工作者不仅需要具有一般的文化常识，更需要具备丰富的文化修养，高瞻远瞩地看到当前的动向和未来的发展，结合本地的文化资源予以创造发展（吴良镛，2005）。从规划师执业素质而言，急需加强人文文化修养，为人们创造更人性化的生存空间，增强城市社会和经济的活力。

8.5.2　社会发展促进城市规划学科的多元价值准则形成

价值观是人们评价行为、事物，并对自己目标做出选择的准则，通常以人们的行为取向或对事物的评价与态度所体现，是人们知识增长和生活经验积累的结晶。面对社会多元化的冲击，人们价值观表现出多元化特点。城市规划多元价值存在着主观和客观两种形式。主观多元价值观表现为城市规划主导力量的多元化特点，具体包括政府、规划师、开发商和公众四个主导力量，它们分别从各自不同的立场与价值观出发，对城市规划行为产生不同的作用力，其综合作用引导与决定城市规划建设与实践的发展方向。客观价值观表现为城市规划研究对象与构成的多元化特点（吴志强等，2005），决定着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内容与实践领域的拓展。

从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历史沿革分析，欧洲于20世纪70年代创办了独立于建筑学之外的城市规划专业，形成了全新的城市规划学派，首次从城市经济、城市生态、城市社会、城市土地、城市地理等角度开展城市规划综合研究（吴志强等，2005）。城市规划研究内容与方法的拓展，同样引发人们价值取向的转变。在内容上，城市规划对象已显现出美学、功能、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等综合特质，导致人们价值观逐步从空间形态构图的美学价值，向城市功能的价值、城市社会价值、城市经济价值和城市生态环境价值等综合价值观方向转变。在实践层面，城市物质形态规划通过土地使用方式的选择来合理配置城市的公共资源，引导城市建设的持续发展。也就是说，物质形态规划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重要手段，是城市规划具体外在形态表现。虽然物质形态规划引发城市空间格局变化，但是驱动机理是隐含在其背后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等深层次原因。显而易见，传统的从空间形体规划角度所开展的就城市论城市的思维方式已经明显地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必须拓展规划师的价值观，从区域层面来考虑城市空间格局的发展，从城市功能、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全面评价与确定城市的发展过程与格局，揭示城市发展的科学规律。

现代科技发展呈现出一方面向学科尖端方向深入，另一方面向学科间相互渗透、横向拓展，同时也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与渗透，产生出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与综合性学科。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直是相互关联的整体。现代工程是人们综合应用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现代工程具有的科学性、社会性、实践性、创新性、复杂性等特征日益突出；并且涵盖了工程建设与产品生产的研究-开发-设计-制造-运转-营销-管理等全过程（朱高峰，2000）。因此，现代工程具有“大工程”的涵义，包含了上述“工程链”的全过程，现代社会需要懂经济、会管理、兼具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的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才。多元价值观的融合是时代的必然。现代城市规划学科产生正是体现着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交融的特征。

与此同时，城市规划在国内外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形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业，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行业对其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有较高的要求与准入条件；国家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注册城市规划师的执业认证与考试工作，以此作为行业从业的准入条件，标志着国家对城市规划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城市规划培养模式，以现代社会对城市规划的要求为准绳，创新性地导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适应社会对城市规划人员素质的要求。

由此可见，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产生正是体现着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交融的特征。城市规划的价值观决定着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目标与方案，城市规划教育急需融入人文社会科学思想。

8.5.3　人文学科导入是城市规划人才综合素质提高的根本保证

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大系统，任何学科的研究对象都处在这个系统中，其发展规律也只有在整个系统中才能清楚显示。综合化是现代科技革命与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系统科学的产生及其系统方法论的应用，又促进了学科之间的渗透，打破了许多学科的界限（高秋香，2001）。因此，从全局性、关联性、择优性及综合性等角度，帮助人们建立起对社会的整体认识，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

目前，社会生活与经济活动中的各种项目，大至各种大型工程项目与城市建设，小到各种生活用品的生产等，都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它要求人们进行全方位的思维和多学科的联合攻关才能解决；同时，需要人们具有合作精神与团队意识，相互配合。任何工程建设需要多学科的参与，多成员的协作；需要从业人员具有民族责任感与对社会的奉献精神，具有锲而不舍的意志，才能立足于世界科技发展之林。现代高素质人才应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高度的事业心、使命感和责任心，既具有独立人格与健康个性又有团队合作精神，富于主动进取与创造精神的一代新人（沈安林，1999）。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全面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城市规划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导入，是基于文理科的特点不同、思维方式的差异，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准则。就思维方式而言，文科注重培养人们的非理性和形象思维能力，而自然科学则更有助于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的培养。因此，打破文理之间的壁垒，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全面的知识，而且有利于学生的心智训练（孙友莲等，1997）。人文科学教育是通过文、史、哲、艺等领域的知识传授，使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知识成果及其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内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人格、气质修养。通常，人文科学并不直接解决某一具体思想或道德问题，而是通过知识传授来陶冶人们的情操，它具有广泛性、间接性、稳定性的特征，人文科学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王宗诚，1998）。理科（包括传统的理、工、农、医等）内容蕴涵丰富的科学精神，这不仅是自然科学研究者所必备的素质，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宝贵财富，科学精神是科学本身所要求的各种价值观念、思想观念、行为准则以及道德与意志品质的综合，主要表现为科学的创造、求实、革新、自由、审美和人类造福的精神（梁树森，2000）。因而，文理渗透的教育模式，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发掘学生潜在的能力，造就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文理渗透的培养模式，不仅仅是一些跨学科课程简单的堆积与叠加，而是采取融合的模式，实现两个学科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整合，是一种理念的变革。

由于客观原因，我国高校城市规划学科人才培养中存在理工分离的两种模式（赵民等，1995）。工科城市规划专业以物质形体规划为主；理科城市规划则偏重于宏观的区域规划、区域经济分析。工科城市规划毕业生在做规划时对城市体系规划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方面认识不足，对把城市作为资源-环境中的一部分来考虑存在的问题较多；而理科城市规划专业毕业生虽有全局思维能力，但对大量的物质建设规划却显得难以胜任。现代城市具有物质与社会双重属性，现代城市规划的多元价值观，驱使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从理想的物质形体规划向社会、经济、环境综合规划领域发展的变革，单一学科的知识已不能有效地担任起这一责任，它需要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这给现代城市规划学科教育提出了新的内涵，社会需要大量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高素质人才。这种理工分离的教学方式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当今城市规划学科人才培养体系中，应加强人文素质的培养。而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正从过去的“专业对口”变为要求学生基础厚、口径宽、自学能力强、适应性好等方面转变。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高等教育应拓宽学生知识面，加强综合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让学生掌握自学的方法、具备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应终身教育模式的需要。

正如前面所述，现代城市具有物质形态与人文社会双重属性，城市规划与建设不仅仅是工程技术问题，而且包括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生活质量等各方面。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等方面的基本问题，需要人们从社会、经济、环境、道德、文化等多角度来审视，社会呼唤培养本学科高素质人才。因此，急需改变传统的培养模式，优化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发现城市问题与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在城市规划教育中，应探索人文学科知识导入的模式，增强学生从社会、经济、环境、工程建设等多角度考虑城市问题意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8.5.4　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导入的实践

针对现代城市物质与社会双重属性特点，以工科的工程技术设计为手段，增加文科的社会学、管理学、环境、艺术的知识，建立跨学科基础理论模块教学体系（见图8-2）。通过专业基础选修课组与专业方向课组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本学科某一方向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与方法，在博学的基础上有一定专长，着重培养学生的工程设计和实践能力。新体系培养学生成为既具有强的规划设计能力，又具有某一方面的工程设计、实施、管理能力。

图8-2　城市规划跨学科模块教学体系

以城市综合社会实践调查为平台，从城市社会、资源、环境调查分析入手，培养学生调查、分析、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让学生深入了解、认识城市；培养发现城市问题、能提出协调解决城市问题方案的能力。通过撰写城市社会调查分析报告，达到融合地理学、资源环境、城市规划等跨学科内容，建立课程整合基础上的系统认识；实现规划设计思想与观念根本性的转变，即变理想的规划设计为解决城市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规划。实现将城市规划教育从根本上把物质形体规划融入社会、经济、环境发展规划之中；让学生也真正掌握发现城市问题、综合解决城市弊病的办法。

并且，跨学科基础理论课程模块的教学体系不是相关课程的简单堆砌，更不是简单开设相关的课程，而是让同学树立从工程实践与人文社会整合的角度探询城市社会问题根治的策略。也就是说，让城市规划专业学生掌握运用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工程技术手段，解决城市空间发展与社会问题根治的策略（见图8-1）。首先，在优化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基础上，增加课堂内的实习及课程设计的内容，提高了实践操作能力；其次，通过规划管理上岗实习，让学生在规划管理实践中了解政府对规划的干预行为与作用，融合课堂学到的社会学、法律及行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与内容，提高了管理能力；第三，通过规划设计实践，掌握规划设计的资料收集与调查分析，从城市问题分析研究出发，在熟练掌握规划设计方法与工程技术规范和要求的基础上，能运用文理方面的知识综合分析城市问题，通过理工方面的知识，综合提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方案，协调各项建设综合部署，从宏观层面能提出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案，在微观层面能提出解决城市规划设计的措施，从而最终实现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培养模式。

8.6　人居环境建设系统总价值评价^[4]

人居环境建设系统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各种物质形态产品和空间资源，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各种无形的产品和服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创造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的更加美好”。但是，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诱惑与矛盾并存。以人类建设活动为主体的人居环境建设，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产品与提升人们的社会生活品质的同时，也加速了资源枯竭进程，吞噬着耕地，大量消耗能源，直接造成了不可更新资源的迅速耗竭；人居环境建设所产生大量的污染物和废弃物，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在环境问题日益尖锐的今天，如何科学评价人居环境建设对全球环境变化的累积性影响已成为广泛关注的热点，而科学构建人居环境建设系统价值体系，从正反两方面评价人居环境建设成就，对规范人类行为、推进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书尝试运用H•T•Odum提出的能值分析方法（Odum，1988；谭少华等，2008）对人居环境建设系统价值估算作一探讨，推进能值分析方法在人居环境建设方面的应用。

8.6.1　构建人居环境建设系统总价值评价体系意义

发展是人类永恒追求的主题，发展观是从哲学层面对发展的诠释，是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不同的价值观决定着人们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18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物质文明的巨大喜悦，让人类社会享受到了短暂的无限乐观。随之而来的物质享受被一系列公害事件化为泡沫，诸如20世纪比利时及美国爆发的烟雾事件、世界范围内滴滴涕等杀虫剂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毁灭性危害等，促成了全球深思人类发展模式，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传统发展模式与价值观普遍受到了质疑。综观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从经济发展观向资源高效利用观、综合价值观的转变（见表8-2）。

表8-2　发展观的转变

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虽然能够全面衡量地区经济总量增长状况与水平，但是，传统经济核算指标GDP中，不含自然资源与环境成本的价值消耗或对它们的消耗考虑不足，难以反映自然资源减少及其造成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单纯GDP增长并不能真实反映社会发展与福利水平的提高，结果造成在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取得巨大提高的同时，人们的生存环境质量却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人类活动（特别是人居环境建设），与全球环境变化关系密切。据统计，发达国家建筑业的自然资源的消耗约占总自然资源消耗量的30%～40%，在全球范围内，建筑物因照明与空调使用消耗的能量占世界总能耗的40%（Pulselli，et al.，2007；布赖恩•爱德华兹，2003），并据世界能源委员会估计，如果不对现在的能源使用情况采取任何措施，到2020年，世界能源需求将会在1990年的基础上增加50%～80%（即世界能源需求从2007年的220亿千瓦增加到2020年的530亿千瓦）。能源需求的增长，不仅造成对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压力，同时也加大了温室气体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布赖恩•爱德华兹，2003），造成全球环境变暖。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国际上已有众多学者逐步对以人居环境建设为主体的城市建设持悲观的否定态度，甚至通过各种方式限制城市建设与发展。

与此同时，人居环境建设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协调空间布局、安排各项基础设施，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高效、合理、优化的人居环境模式。它既能促进城乡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快捷通畅的交通设施、美观舒适的住房条件、安全完善的社会福利、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又能实现对区域环境产生的负面和消极影响达到最小化，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的最大化。虽然人居环境建设对地区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产生巨大影响，但是，它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改善城乡生态环境条件、提高人们生活品质、推进城市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由于人居环境建设存在着这种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现代城市并没有因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而受到影响，而且以更加空前的速度发展壮大。甄别人居环境建设健康、持续、高效发展，关键在于重建人居环境建设系统的总价值，从正反两方面合理评价人居环境建设成就（人居环境建设系统价值），才可能从根本上降低人居环境建设的负面影响、规范人类行为、缓解全球环境变化步伐。由此可见，探寻人居环境建设系统价值的评估方法，开展人居环境建设系统总价值评价显得尤为重要。

8.6.2　人居环境建设系统总价值的能值透视

商品的价值，是指商品本身所凝结的劳动（包括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投入）与生产资料，其包含了人类劳动投入的劳动价值和环境要素投入的环境资产价值两部分。商品的价值量，是指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商品的使用价值在满足人们需求方面的可替代的交换双方平均人类劳动量与资源占有量，是在统一尺度下劳动与物耗投入的总量。

作为人类社会支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居环境建设系统，是一个具有社会再生产能力的复合系统。其依托光、热、水、土等环境，运用沙石、水泥、钢铁等建筑材料，输入石油、煤、电等能源及货币资本、信息、公共物品与服务，经过人类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产出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产品、社会化服务和福利，同时不可避免会产生相应的生产废弃物。在物质流输入方面，人居环境建设需要从周围很大的腹地输送大量的物质与材料；在能量传输与交换方面，通过能流的输入，促进系统的新陈代谢，向有序方向发展，并且，一部分能流滞留在系统中，以维持系统自身功能运转与提供系统的服务功能，另一部分将以产品和废弃物的形式向外界输出能流；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人居环境建设系统依托物质流、能量流和劳务的输入，向社会提供住房、教育和医疗服务、交通、通讯和市政设施等实物型产品以及开敞空间、景观、文化服务等非实物型服务。因此，人居环境建设除了给人类提供实物型产品外，同时还向人类提供着众多类型的非实物型的社会化服务和社会福利（见表8-3）。

表8-3　人居环境建设产出分类

然而，由于市场的不完备性以及环境的外部性（李双成等，2001），目前价值核算体系难以正确评定人居环境系统的非实物型的系统服务价值；传统的以货币为度量单位的经济分析和评价方法不能真正体现人居环境建设系统发展实际水平。实际上，现行商品价值理论主要围绕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三方面展开（严茂超，2001；董孝斌等，2007），并且，以往的研究对投入资源的自然属性考虑的不多（董孝斌等，2007）。

经济学的价值体系发展到今天，已经突破了固有的市场价值范畴，形成了市场与非市场交互渗透的局面。目前，人类普遍关注的价值尺度有三种：一是市场价值，它反映人类劳动的市场认同；二是心理（伦理）价值，它反映人或人类社会对各种人造或自然产品或服务的心理或伦理认同；三是生物物理价值，它反映物质、能量、信息、时空等环境投入。这三种价值之间存在着价值尺度的差别，这就是说，虽然其中的一部分可以用统一的市场价值来衡量，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通常并不能简单地进行直接相加和类比（胡聃等，2006）。虽然人们尝试运用享受价格法、意愿调查法、旅行成本法等开展商品价值，特别是包括自然资源环境在内的价值估算。但是，由于不同方法的局限性，结果难于进行方法间的类比，且各方法的主观性较强，数据结果差异大。

能值是从生态系统食物链和热力学原理中发展的重要概念，从统一量纲的范畴考虑了能量的数量和质量等级差异（Odum，1988；谭少华等，2008），并通过太阳能值转换率确定了不同类型能值比较的技术方案（见表8-4），可用于比较系统中不同等级和类别能量的真实价值，以及衡量人和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从能值分析角度看，人居环境建设系统是由物质流、能量流、货币流和信息流构成的网络，人居环境建设乃是通过能量（太阳能、风能、雨水化学能和势能、石油、煤电等）、信息（科技创新与信息化服务）、物质（土地、沙石、水泥、钢铁等）、劳动机械（劳动力和机械等）和商品服务（商品与社会福利等）等投入，依托人居环境建设系统社会化再生产和系统的自组织过程，为人们提供生活物品和社会化服务（见图8-4）。人居环境建设系统生产力是指在保持系统健康状况下，人类基于自身永续生存和发展需要，自觉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生产满足人类相应需要的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的能力，是提供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所需的物质、能量、信息和服务能力的总和。人居环境建设系统本身凝结着人类社会生产劳动投入和建设物质与生产资料投入，人居环境建设系统总价值应是系统总体物质产出价值及其系统服务功能和社会福利价值的总和。某种物品的能值货币量是该物品的实物量与其能值转换率之积，再除以能值-货币比率而得。因此，运用能值分析方法，能综合核算人居环境建设系统中所凝结的人类价值与其环境、生物价值及其相互作用价值的总和。并通过定义人居环境建设系统能值增量（系统总能值投入量与总能值输出的增量），来综合反映人居环境建设的成就。

表8-4　能值分析的基本概念

注：引自文献（李海涛等，2005）。

图8-4　人居环境建设系统能值流分析

8.6.3　重庆人居环境建设系统总价值动态

重庆是一个特大城市，其所处特殊的山地地域条件及城市发展历程与同类城市相比存在许多差异之处。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建设及重庆直辖，以及统筹城乡综合实验区建设，给重庆带来了大规模人居环境建设活动。2006年全年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57亿元，比上年增长9.4%，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0.5%。新建、改造城市道路250km、新建桥梁31座、新建供水管道257km、新增公共绿地面积710万m2、新增综合供水能力80.6万t/日，累计达到510万t/日；城镇供水普及率达到81.9%，提高2.5个百分点；新增污水处理能力14.28万m3/日，累计达到184.28万m3/日；污水和垃圾处理率分别达到65%和70%；全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895.09亿元，比上年增长13.5%；全年建筑施工面积11522.42万m2，比上年增长2.5%，竣工面积5309.27万m2，增长2.4%。与此同时，重庆所开展的大规模人居环境建设，进一步加剧了对沙石、水泥、钢材等原材料的需求，造成了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压力增大等问题。以下采用Odum提出的能值分析方法开展人居环境建设系统价值评价。

1）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能值分析经过以下步骤：

（1）资料收集与整理

分析所采用的基础数据来源于2002—2006年《重庆市统计年鉴》《重庆市建设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调查资料，同时全面搜集重庆市近五年来的自然（太阳辐射量、气温、降水量等）、经济（国民生产总值等）、社会（人口等）、生态环境（土地利用变化与水土流失数据）各项基本数据，特别是系统地收集近年来与研究区大规模的人居环境建设所涉及的工程建设总量（如钢材、沙石、水泥等建筑材料的物质消耗，废弃物的处理量）相关的数据。

（2）绘制能值流动图

将各类物品整理分类，重庆市人居环境建设系统能流包括输入能流和输出能流。输入能流包括太阳辐射、降水（雨水势能和雨水化学能）等可更新能流，石油、煤等不可更新能流以及劳动力、建筑材料、企业投资和政府预算等购买物品投入。输出能流包括输出的劳务、公共物品与服务、城市建设产品与收益、废弃物等。

（3）编制人居环境建设系统能值分析表

计算研究区近年来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各类型物品的太阳能值，即各类别物品的太阳能值是由各项资源的年消耗量乘以各自的能值转换率后所得出，其中太阳能值由原始数据和太阳能值转换率相除而得。

（4）计算人居环境建设系统各类物品的能值货币价值

能值货币价值由物品的能值和当年的能值货币比率相除而得。

2）重庆人居环境建设系统能值货币价值动态

根据2002—2006年重庆市人居环境建设系统主要物质、能量和货币流的原始数据计算得出能值流趋势表。结果表明，重庆市人居环境建设系统能值投入总量从2002年的3.017×1023 sej增长到2006年4.068×1023 sej，年均增长8.7%，系统能值产出总量则从2002年的7.08×1022 sej增长到2006年的12.9×1022 sej，年均增长20.6%（见表8-5），能值产出增长比投入增长多11.9个百分点。然而，人居环境建设系统投入与产出能值中，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购买与输出占据了较大比重，采用能值货币量能更全面揭示各种物质流在整个系统中的相对贡献状况，计算结果表明，系统总投入的能值货币量从2002年的27.7×109$增长到2006年的47.2×109$，年均增长17.6%，而系统总产出的能值货币量自2002年的6.50×109$快速增长到2006年的14.97×109$，年均增长率达到32.6%，能值货币产出增长比投入增长多15个百分点，产出增长明显快于投入增长。

表8-5　重庆人居环境建设系统能值分析指标汇总

注：计算方法参见文献（谭少华等，2008）。

8.6.4　重庆市人居环境建设系统综合绩效诠释

1）人居环境建设综合效果逐步提升

人居环境建设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资源物质的大量消耗与人居环境建设品质的全面提升相共生。为综合评价物质消耗与品质提升的综合绩效，本书运用人居环境建设系统总资产指数（即系统投入总能值货币与产出总能值货币的增量），开展人居环境建设中资源物质消耗与人居环境品质提升的综合效果评价。计算表明，重庆市人居环境建设系统能值货币增量由2002年的21.18×109$增长到2006年的32.23×109$，年均增长13.0%。也就是说，通过人居环境建设，虽然导致了大量物质、能源的消耗，对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是，也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公共物品、社会福利与服务，促进了人居环境建设品质的全面提升，极大提高了该地区人居环境建设综合效果与水平，人居环境建设系统总资产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见图8-5）。

图8-5　重庆市人居环境建设系统总资产指数动态

2）人居环境建设资源利用效率厘定

上述结果虽然说明了重庆市人居环境建设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人居环境建设综合效果也掩盖了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对资源环境所造成的压力。并且，资源利用效率是决定人居环境建设系统运行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拟采用能值产出率、可更新能值比、废弃物能值比等3个指数来评价人居环境建设系统资源利用效率。

能值产出率指标是衡量系统运行效率的一种指标，是指产出能值与输入能值之比，该比值越高，表明系统在相同经济能值投入的情况下，系统的产出能值越大，运行效率越高。可更新能值比是指系统输入的可更新能值与输入总能值之比，该比值越大，则表明系统对资源物质消耗的压力越低，更有利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则对环境压力越大，不利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废弃物能值比是指系统产出的废弃物能值与系统输入总能值之比，该比值越小，则表明系统物质利用效率越高。

重庆市人居环境建设能值分析结果表明，2002—2006年，人居环境建设能值产出率由0.23增至0.32，年均增长8.8%；但是，可更新能值比则由0.27降至0.13，年均降低12.9%（见图8-6），可更新能值比的下降速度明显快于能值产出率增长速度4.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系统废弃物能值比虽然出现波动，但总体呈现出小幅度上升（见图8-7）。这些数据进一步说明，虽然重庆市人居环境建设为社会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形态产品与社会服务，但是，其对物质消耗，特别是不可更新资源的消耗逐步加大，废弃物排放逐步增加，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压力。在今后的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资源的利用效率，在不断提高系统能值产出率的同时，努力降低不可更新资源消耗量，同时注重提高系统废弃物的再利用，促进区域人居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

图8-6　重庆市人居环境建设能值产出率和可更新能值比动态

图8-7　重庆市人居环境建设废弃物能值比动态

人居环境建设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改善人们生存条件与生活质量等方面正发挥日益重要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会导致不可更新资源的大量消耗及建设废弃物的产生。为全面评价人居环境建设系统正反两方面综合效果，运用能值分析方法，采用系统能值货币增量指数可综合评价人居环境建设系统绩效，确定系统总资产价值。与此同时，结合系统的能值产出率、可更新能值比、废弃物能值比等指数，可进一步揭示系统资源利用效率，为全面推进地区人居环境建设水平，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监测依据。

【注释】

[1]8.1节—8.3节内容，由谭少华，倪绍祥共同完成，已发表在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第1期，P.53-55.

[2]8.4节内容由谭少华，赵万民共同完成，已发表在城市规划学刊2006年第5期，P.58-61.

[3]8.5节内容已发表于高等建筑教育，2008年第6期，P.6-9.

[4]8.6节内容由谭少华，段炼，赵万民，宋晓霞共同完成，已发表于城市规划学刊，2009年第3期，P. 5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