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发展机制的方案设置存在不合理之处

一、清洁发展机制的方案设置存在不合理之处

在所有阻碍因素中，首先最应该考虑的是CDM体制的设置是否存在缺陷或不合理之处。

(一)公约和议定书中减排基准和目标设置问题

公约和议定书在设置各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的基准年和基准量方面存在着以下两方面的漏洞:

1.基准年设置不明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规定了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规定附件一缔约方在20世纪末将温室气体排放恢复到“较早水平”。从字面来理解，公约规定中的“较早水平”表达并不是很明确，是较20世纪末更早的水平，还是较公约通过时即1992年更早的水平，公约并未规定。

而在议定书谈判时，很多国家尚未清楚本国的经济负担和具体排放情景。最终，京都机制下的温室气体排放权指标分配方案，是以1990年的现实排放为基准排放年，并通过国际政治谈判协商确定各缔约方的具体减排目标^[104]。因此排放指标的分配是政治谈判妥协的结果，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

2.减排基准设置较低。由于部分国家基准年选择的变化使得许多附件一国家的减排目标出现了变化。美国的减排目标由原来的5.2%下降至3.6%，罗马尼亚由原来的8%减至6.4%，而澳大利亚的增排目标则由8%增至25.9%。这种分配方式最大的特点在于，以过去的排放记录作为未来分配的主要考虑依据，而不考虑现时和未来的排放需求。由于大气中温室气体排放累计贡献量是不断变化的，这种模式对于缓解全球气候变化所起到的效果比预计的要略低，甚至有学者对其作用提出质疑。^[105]

早在谈判时，欧盟就曾提出2000年应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但是在最终形成的议定书里欧盟的指标却没有达到其本身的提议要求，只有1/3左右。这说明，一些国家在最后也是考虑到了温室气体排放遏制与本国经济的竞合冲突，所以在真正达成协议时有所保留。

3.从总体指标来看，议定书第3条第1款为附件一缔约方设定了一个明确的整体指标，即2008—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然而经实际测算，议定书为各国制定的减排指标平均之值仅为5.2%。从2000—2012年，附件一国家平均每年只需减少1990年排放量的0.5%左右即可实现议定书规定的量化减排目标，这显然不太合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减排指标无论个体还是整体，都不具合理性，设置太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应该有一个阶梯性，不应该规定每年的排放标准相似或相同，应该将设置的数值逐年上升。”^[106]只有将数值设置为上升势态，才能抵消自然资源的自然消耗值，实现减排目的。

(二)京都机制下清洁发展机制分配方案不公平问题

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公平分配首先要依据各国不同的具体国情对排放责任与义务作出具体分析，同时也应考虑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支付能力及其他一些影响减排成本的重要因素如独特的资源条件等。^[107]然而，这些在京都机制中都没有得以很好的体现。

1.项目实施地理分布的不公平问题。虽然在整个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都强调公平问题，但从CDM的发展趋势来看，仍然存在着不公平现象。一方面，CDM对于发达国家及其经营实体来说，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活动，追求利润最大化。由于项目的发展受到利益的驱动，因此CDM项目投资尽可能选择低成本交易和低投资风险，发达国家大多将投资主要集中在政治、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和地区。绝大部分CDM项目都集中在亚太和拉美地区，广大中东和非洲地区的项目数量不到4%。

另一方面，CDM项目投资还存在先期合作印象问题。那些被曾经投资而积累合作经验的国家和地区更容易受到发达国家青睐而获得进一步投资的机会。

因此，对于最不发达国家而言，并没有享受到CDM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参与全球减排、引进大量资金和先进能源技术以推动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机遇，同时也意味着这些国家可能在气候变化国际制度中被边缘化的危险。”^[108]

2.减排责任分配不公平。京都机制的基础是主权平等和公平责任原则，强调分配方案的现实合理性。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了“有差别的”减排目标来体现公平，但这是以政治谈判的方式来决定，而政治谈判的基础是谈判实力和综合国力。因此，京都机制在公平原则上缺乏制度保障。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由于在政治、经济实力、经济水平和信息上的不对称，造成发展中国家在谈判实力上明显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京都机制往往不可能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具体国情差别，难以很好地体现公平原则。在CDM的实际发展中，话语权从一开始就被发达国家所掌握。这种不均衡的起点使得CDM更多的是体现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则常常处于被动的角色。这是由CDM制度的出发点和设计思路所带来的，也成为其与生俱来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