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环境污染加剧，公害事件频生，环境问题开始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并愈来愈严重地毁坏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逐渐引起全人类的深刻反思。其中，特别是反思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及其历史的演变，反思环境污染加剧和公害事件频生的根源，反思减少（及预防）环境污染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出路及途径等。因此，在围绕环境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也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环境哲学观。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卡逊、罗马俱乐部、哈贝马斯、弗洛姆的环境哲学观。
（一）卡逊的环境哲学观
R·卡逊在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寂静的春天》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寂静的春天》从污染生态学的角度，阐明了人类同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动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初步揭示了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出了现代生态学所面临的污染生态问题。
卡逊的环境哲学观认为：
1．生物相互关联，人应谦虚谨慎。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后，R·卡逊谈到了她的环境思想的主题：“我的每一本书都试图说明，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互相关联的；每一物种都与其他物种联系着；而所有的物种又与地球相关。这就是《我周围的海洋》和其他几本关于海洋的书的主题，也是《寂静的春天》的主题。”其实，她对环境所作的哲学思考总是包含着这样一种根本信念，即“我至今仍然感到有必要肯定我的原有信念：当人类日益接近‘新天地’的时候，或者说跨进太空宇宙时代的时候，他务必保持谦逊，而千万不可傲慢行事。我认为保持谦逊慎重同样能创造奇迹。”
2．官员不能独行，环保要靠民众。R·卡逊意识到：“现在是一个专家的时代，这些专家只眼盯着他自己的问题，而不清楚套着他这个小问题的大问题是否褊狭。现在又是一个工业统治的时代，在工业中，不惜代价去赚钱的权利难得受到谴责。”受专家与工业巨头影响的大小官员往往为了明哲保身而轻易地采纳一些不可取的行动计划，而被要求承担危险或已经不自觉地承担了危险的却是民众。因此，民众应该具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敢于揭露当权者和利益集团那层伪善的面具，主动获取事实真相。R·卡逊认为：“民众应该决定究竟是希望在现在的道路上继续干下去呢，还是等拥有足够的事实后再去行动。”
3．作多方的努力，走理智的道路。在R·卡逊看来，由于人类带给自然界的破坏已是触目惊心，人类本身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而遗憾的是，如果人类能多有一些理智的话，很多破坏与代价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二）罗马俱乐部的环境哲学观
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从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布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开始，罗马俱乐部陆续公布了一系列有关人类境况的研究报告，包括《人类处在转折点》（1974年）、《重建国际秩序》（1976年）、《冲出浪费时代》（1978年）、《人类的最终目标》（1977年）、《能源：逆流》（1978年）、《学无止境》（1980年）、《占世界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1980年）、《通向未来的道路》（1980年）、《略谈财富和福利问题》（1981年）、《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1981年）等。罗马俱乐部通过其报告充分体现了其环境哲学观。
在《增长的极限》报告中，分析了以下三种人口与环境的作用方式：
（1）人口—资本系统通过逐渐降低增长率而顺利地调节到环境限度以下的平衡状态。
（2）超越环境限度，然后或者平衡地或者动荡不定地又回降下来。
（3）超越限度，而在过程中由于消耗一些必要的不可更新的资源，减少了环境的最大负担能力。
它分析的结论是，第一种人口与环境的作用方式最理想，但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第二种作用方式最有可能发生；第三种作用方式最不理想，应尽力阻止它发生。
报告作此结论的根据大致有四条。
1．世界系统所考虑的五项重要因素如人口与污染等均有指数增长性。
2．在构成世界系统的相互关联的反馈环路网中，处处存在原因和终极结果之间的时间延迟与空间变换。
3．世界系统中除了存在上述物质延迟外，还存在社会延迟—让社会可以吸收或者为变化作好准备的必要延迟。相对于社会需求而言这种制度更新的迟缓性，像物质延迟一样，同样会降低世界系统的稳定性并增加过度发展方式的可能性。
4．最糟糕的是，我们对环境限度到底限在何种水平一无所知。因此，环境利用也罢，环境污染也罢，我们都极有可能使其过度，以致将来某一天地球永久或暂时地失去平衡。与其这样大家各自盲目发展下去，不如全球性地接受地球是有限的这一简单事实，共建一个“处于经济平衡和生态平衡的稳定状态的社会”。因此，罗马俱乐部提出了零增长理论。
零增长理论被过去几十年里各国资源低消耗和资源更新、污染减少、工业资本向农业资本和服务资本转移的现实证明失去意义，但是，随着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零增长理论的内涵与意义确定已有很大变化。每一种社会形态其实都包含该社会形态所能达到的目标极限。当社会发展到有接近这一目标极限的迹象时，社会的调控机制发生作用，经济增长的目标逐步转移。因此，工业时代所要求的零增长目标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其实自然会有所淡化。零增长理论在新的社会形态里会以新的面貌出现。
如果说《增长的极限》较突出地强调了把环境保护放在人类权益更优先考虑的位置上的“环境意识”的重要性，那《世界的未来》则更多地强调了人本应具备的在经济、科技、政治、社会、心理等方面均衡发展的“人类意识”的重要性。同样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前一个报告试图通过加强人对世界系统的有限性所强加的最高的物质极限的认识来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后一个报告则试图通过加强人对自身系统的无限性所蕴含的无穷的精神能量的认识来调整这项关系。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从《世界的未来》的报告中摘取三个观点来论述“人类意识”与“环境意识”的紧密联系。
《世界的未来》提出：
（1）要培养与环境意识相统一的经济意识。
（2）要强化环境意识需求助于人文科学。
（3）主权意识不利于环境意识的传播。
通过以上两个报告的分析，可以发现罗马俱乐部的主题思想从成立伊始一直没有大的改变，都是以为全人类服务、向全世界呼吁为己任；倡导能促进人类与环境良性发展的新的价值体系；并制定切实有效的全球联合战略规划。
（三）哈贝马斯的环境哲学观
哈贝马斯的环境哲学思想表现在：
1．指出了环境危机的根源。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因素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的外部条件的日益增长的技术的支配权；另一个因素是制度框架对目的理性活动的扩大了的系统的不同的被动适应。”目的理性活动代表了主动的适应形式。一旦主动的适应和被动的适应之间出现不协调状态，且无法将它转化为能为公众批判的意识，则环境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换句话说，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在增强，社会系统的合法性在减弱。这导致人们信奉的制度框架为金钱与权力所污染，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关的职能也不为人们视为应该，这种文化上的贫困与技术的实际支配能力上的窘迫，自然会让人类陷入环境问题的困境中。认为当今社会不是充分地学习现实中那些潜在的、在文化上有利于社会的东西，而是使社会陷入失去控制的无穷增长的复杂性。
2．提出了解决环境危机的办法。
（1）自然主体化。“我们不把自然当作可以用技术来支配的对象，而是把它作为能够同我们相互作用的一方。我们不把自然当作开采对象，而试图把它看作生存伙伴。在主体通性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动物、植物、甚至石头具有主观性，并且可以同自然界进行交往，在交往中断的情况下，不能对它进行单纯的改造。”
（2）从上至下制定合理的法律规范。来自上面的合理化强制是必要的，因为使原有统治合法化和指明行为导向的那些传统，特别是用宇宙观对世界所作的解释，根据目的理性的新标准，丧失了自身的约束力。这就要求能满足科学性要求的新的合法性的形成。
（3）从下而上推进合法的科技理性。哈贝马斯认为，科学与技术，今天不仅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而且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它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从下而上逐步演变为统治工具。哈贝马斯认为，只要专家与政治密切合作，就能使新技术和新战略的发展受到价值系统的控制，使科技理性合法化发展，而反映在价值系统中的社会利益也将通过对满足这些社会利益的技术可能性和战略手段的检查而受到合理分配与共享。因此，滥用科技成果给人类社会及世界生态环境造成的灾难性问题，可以通过科学家、技术人员、领导社会的政治集团的共同反思以及普遍性的自由讨论，随时随机地制定出合法的策略来加以避免与克服。
（四）弗洛姆的环境哲学观
归纳起来，弗洛姆在人与环境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基本有：
（1）人既与环境有着基本联系，又超越环境。
（2）人与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人，又受人的影响。这种相互作用是动态的、历史的。这就是人不断创造新的世界，而新的世界历史条件对人又有新的影响。
（3）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有两种性质，即正面和负面。人们的欲求无止境的发展，人对环境无止境的需求，最终导致对环境的破坏，人与环境关系出现不和谐。健全社会之路是，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改革，建立一种共享工作、共享经验、共同管理的工作公社，实行“人本主义的公有制社会主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复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主张。在现实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改变的社会状况下，这仅仅是一种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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