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控制的后果

二、技术控制的后果

在工业社会的后期，精英治理是与行政国家及其凯恩斯主义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精英体系极为封闭，由于其具备获取控制地位的特定途径，而且其成员是同质的，它仅仅允许一个人数极为有限的集团享有诸种特权，这些特权是其有可能存在的竞争对手根本无法获取的。他们为数不多，而且接受了相同风格的教育，这一切皆有助于他们之间相互理解，而这样的理解又使他们的网络得以建构。在社会整体系统的框架里，这类精英、或更为准确地说，这类为数甚少的超级精英，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能够解决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如何获得凝聚力的诸种难题。然而，这一体系的运行方式，使得诸种难题本身得以继续存在，而这类难题又为体系的生存提供合法依据。”^[25]所以，精英体系一旦形成，就变成了一个社会中的特定利益集团。它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合法性，甚至可以制造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假象，以取得社会对它的支持，自愿地听从它的控制和安排。精英体系的自我维护和自我修复能力都是极强的，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责任转嫁出去，总是驾轻就熟地提出一些新概念、新名词、新口号去实施社会动员，从不错过任何一个集权的时机。而一旦发现集权给它带来了责任负担后，又总会扮演出追求民主的典范者角色。比如，通过号召公众参与就可以不动声色地把他自己的错误所引发的后果推给了公众，在公众参与治理的喜气洋洋的气氛中，把自己遇到的困难和风险交由公众去承担。

今天，许多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专业鉴定知识与专家的成倍增长，使得通过人数有限的集团力图掌管一切活动的局面，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毋庸讳言，技术专制在被消除之后，总是会借尸还魂，而且，新型的技术专制与传统的技术专制相比，总是更加令人惊骇。”^[26]克罗齐耶设想通过知识竞争的方式去医治技术专家统治。从逻辑上看，知识竞争确实能够对职业专家体系构成一定的刺激，似乎给人以能够打破社会治理体系封闭性的希望。实际上，知识竞争不仅无法打破社会治理体系的封闭性，反而会使职业专家们在知识占有上达成保密默契，并使技术控制循环升级。不用说在社会治理的层面，即使我们把视线投向科研机构的管理上来，也会发现，技术专家对科研部门的管理，其实是制造了混乱、滋生了腐败、阻碍了科学研究的正常活动。

改革开放后，我们鉴于科研机构中的“外行领导内行”而引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大量提拔科技干部以取代之，让这些技术干部接管了对科研机构的管理。可是，人们很快就发现，有些人走上领导岗位后，很难容得下其所辖部门中的人才，不允许出现比他更出类拔萃的专家，除非科研成果署上他的名字发表。虽然他从事的是管理工作，而对于几乎所有的科学研究资源，他总想独占，也总能独占，除非他所占有的科研资源已经变成负担的时候，才会让那些专职从事科研工作的人从中分一盏羹，或捡拾一些面包渣。这些技术干部总以为自己是内行，对所有科研活动都试图干预，任何科研创新都需要得到他的理解才能进行，如果科研创新活动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就会遭到封杀，或进行釜底抽薪。所以，有知识的人不一定能够成为合格的管理者，甚至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人。一般说来，某些技术专家就是这类人，存在于政府中的技术专家，除了认同自己部门的比他职位更高的技术专家之外，往往是目空一切的，拒绝新知。而在他所认同的那些比他职位更高的技术专家的时候，他实际上认同的还仅仅是权力，而不是知识。但是，在表现上却似乎是对知识的认同，他在口头上也会吹嘘作为其上司的技术专家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当你想到这些执行社会治理职责的人是这样一批技术专家的时候，而又把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活动交到这些技术专家的手中，真是荒唐至极呀，甚至让人不寒而栗。可是，当我们解决外行领导内行问题的时候走上了这条道路，也形成了路径依赖。更何况我们无法杜绝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通常，技术专家会关注一项在国外取得成功的发明成果，或更为糟糕的是，他们会制造一种人为的专门知识，来阻止人们直接解决问题。”^[27]

职业化是在官僚制组织中得到充分实现的，在这同时，官僚制组织也营造出一种对专业知识崇拜的氛围。其中，对技术合理性的追求给予了一种不竭的动力，官僚制组织对技术合理性的追求已经使它能够表现出对专业技能的重视。所以，在官僚制组织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明显的倾向：“权力……与一种特殊的技能的拥有，抑或功能的专业化相关，这种技能抑或专业化不可能找到方便的替代。对于解决就组织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专家是唯一拥有能力、知识以及有关这一境遇的经验的人，因此，在与组织以及同事的协商谈判之中，他就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28]其实，我们应当承认官僚制组织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可以说，人类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所创造的伟大文明成就是与官僚制组织分不开的。而职业化、专业化恰恰是官僚制组织承担起推动历史进步职能的基础性因素。也就是说，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官僚制组织都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它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的价值是任何时候都不容怀疑的。但是，时过境迁，我们当前所处的是后工业化时代，工业社会的一切伟大的文明成就都需要接受一次重新审视和重新检验。在这种重新审视和重新检验中，官僚制更多地展现给我们的是其消极的一面，而其积极的方面则被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冲击得荡然无存。因而，官僚制已经不再是一种可以遵循的普遍的和同一的控制技术，反而是用其作用的对象域中的层出不穷的危机事件去宣布自己正陷入一种全面失灵的境地。

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在考察现代组织的时候对官僚制的技术崇拜作了非常形象的描述：“‘组织’，首先激活一组错综复杂的齿轮，它们彼此之间完美地组合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机械装置的构成形式，当人们仅仅从臆想的结果的维度来考察，仅仅从最后的产物的角度来考察时，它看上去仿佛令人称道，但是，当人们发现这些部件事实上都是由人构成的时候，其重要意义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于是它就变成了‘现代性’噩梦。”^[29]尤以官僚制组织最为典型，它在效率追求中发现了合理性的路径，特别是合理性以科学和技术的形式出现时，唤起了人们的科学迷信和技术崇拜。但是，当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进行组织建构的时候，每当合理性前进一步，人的身影就变得模糊了一分，直至作为人的标志的各种要素都被消解为止。在现代化的起点上，狂呼高歌的是人的解放，因而，人道主义及其张扬人性的追求都是把“人”这个概念放置在第一位的。用人取代神，或拿人与神相比，本身就是要把人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然而，随着社会的组织化，随着人被无所不在的组织编织起来之后，人却消失了。说这是“现代性噩梦”，一点都不过分。但是，人的复杂性毕竟不是机械组织所能完全抹杀的，事实上，在合理性通道中建构起来的官僚制组织一直是与人的主体性相矛盾和相冲突的。“每一种有关组织的真实生活的最低限度的严肃分析，都向人们展示了人类行为在其自身的框架内始终会有的错综复杂的程度，人类行为是多么地不切合那些机械关联论抑或简单决定论的那种简单化模式！”^[30]正是人与组织间的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把人类社会引入了风险社会的状态，造就出了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在风险社会中，由于人们受到追求合理性的思维惯性的支配，是在进一步强化或优化组织的机械功能方面去应对风险以及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的，以至于人类在风险社会中越陷越深，危机事件则喷涌而出。

在公共行政的领域中，对技术的崇拜，技术垄断和技术控制等，并没有使行政管理表现得更加优异，反而，“行政管理机构……实际上既混乱不堪，又彼此隔绝。每个人都在管所有的事情，都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对人们来说，诸种层级、等级及诸种技术垄断集团之间的差别过于悬殊，致使他们无法认真地交流真实的经验……每一个相关的利益群体，都可以通过无以数计的协作情境，来施加压力；一种混乱的局面出现了，它使彼此隔绝的状况得到轻度缓解，同时又让其持续存在。”^[31]表面看来，克罗齐耶的这一评价性描述有些夸张的成分，而对照现实去思考，一点也不过分，反而显得非常贴切。官僚制的分工—协作原则造成了这一局面，而且是历经改革都无法打破的。同时，官僚制的现代民主生态又决定了它在每一次沉疴泛起时都能够得到矫正，却无法治愈，仅仅是把病灶压制了下来。如果不是面对后工业化的历史性社会转型，也许我们应当满足于行政管理的周期性发病和恢复健康。但是，在后工业化这样的历史性社会转型时期，我们的关注重心必须发生转移，我们不应再去寻求医治官僚制的方案，而是需要用一种新的体制去替代官僚制的分工—协作体制。这种新的体制就是合作制。同样，我们应当用一种新型的政府去置换我们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建构起来的这个政府。这种新型的政府就是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