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初探

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初探

周季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基本是沿着吉田茂确定的路线，在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下，以经济为重点发展过来的。后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条路线受到严重的挑战，日本像是突然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成为日本国内争论的热门问题。世界各国也十分关注日本的发展趋势。1980年前后，日本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开始对日本发展方向的问题作出系统的回答。那么，日本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这个战略有什么特色呢?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日本宪法第九条的限制，日本把国防称作“安全保障”，并认为它属于军事范畴。在《日美安全条约》体制下，在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下，日本将其主要力量用于发展经济。到60年代末，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一跃达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这一时期，日本的武装力量在“自卫队”的名义下，稳步地发展着。但是，从60年代末开始，日本的这种发展道路接连受到冲击。

60年代末，美国因深陷越南战争，国力下降，战略失调;苏联则军力剧增，扩张势头咄咄逼人。美国要维持其霸主地位，继续充当“世界宪兵”已力不从心。它被迫调整部署，将“两个半战略”改为“一个半战略”，开始从亚洲收缩，加强其在欧洲和中东的军事部署。1969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国虽然参与盟国的防务，但是美国不可能承担“全世界自由国家的一切防务”，美国只有在确认“有实际成效而且符合美国利益时，才提供援助”。美国明确要求其盟国增强各自的军备，分担各个地区的防务，尤其指责日本是“白乘安全车”。“尼克松主义”的发表使日本感到，完全依靠美国来维护自己安全的时代即将结束，今后将是“分担责任，共同维护安全”的时代。日本在战后第一次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助努力”的问题(见《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70年代初，美国黄金储备降至危险点以下，经济停滞，商品国际竞争能力下降，加上大幅度增加石油进口，国际收支恶化，美元汇率下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动摇，美国失去了充当“世界银行”的资格。日本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已不可能“无需为国际经济体制的稳定操心，专心追求本国的经济利益”(见《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石油价格猛涨，使得已经处于“滞涨”状态的西方经济进一步遭到打击，加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告结束。“石油冲击”给陶醉于“经济奇迹”的日本当头一棒。一些人联想到二次大战后期美国对日本实行海上封锁，加速日本战败的进程，指出只需切断日本的海上通道，或停止向日本提供能源和资源，日本就得屈服。日本开始感到，对日本生存的现实威胁主要还不在军事方面，而在经济方面;日本要作为国家生存下去，除了应保障自己的军事安全外，更重要的是保障经济安全。于是各界人士纷纷献计献策，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各种建议。

日本国内围绕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讨论还在进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某些具体政策也可能会有变化。但是，上述咨询报告的基本主张是政府智囊们在综合协调各方面意见(其中也反映了政界领袖的观点)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探讨其可行性之后设计出来的。不管日本的财界首脑和政治家们内心想法如何，这大概是日本当前可能实行的“最佳方案”了。从日本政府的正式见解中也可以看出，综合安全保障政策已经成为日本的国家战略。因此，无论自民党的哪一派首领入主内阁，也不论他持什么政见，他都将基本上按照这个“最佳方案”的精神行事。

二

日本经济的繁荣是在持续几十年没有战争直接威胁的国际环境和财政上没有沉重的军备负担的条件下，执行“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实现的。因此，日本必须有一个有利于国家生存、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国际环境，即所谓“没有战争威胁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社会”。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主要是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但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对美依赖性强，经济上对外依赖性强，其政策选择的回旋余地十分狭窄，这就决定它不可能单独运用某一种手段来实现其战略目标。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徘徊、惶恐，终于摸索出这个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纵观这一时期政府智囊机构提出的咨询报告，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一)坚持日美合作的基本路线

维护日美合作体制始终是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基石。日本一向是信赖美国，紧跟美国的。但是由于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地位有所削弱，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得不调整其战略，这使日美关系自70年代以来经历了几次严峻考验。如1971年美国突然宣布尼克松决定访华，接着又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在外交上和经济上给日本以巨大的冲击。日本怀着被出卖的心情称之为“尼克松冲击”。同时，日美贸易摩擦日趋尖锐，日本接连被迫在纺织品、汽车、钢铁、电器等重要出口商品方面“自主限制”对美出口量。此外，美国还对日本施压增加军备，分担远东防务。正如“80年报告”说的那样，日美“两国的均衡关系在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中产生了严重的不谐调，引出各种摩擦”。

尽管如此，由于美国拥有技术上的优势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对日本来说，美国作为巨大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技术提供者和最大的粮食供应者，是日本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在军事上，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是日本唯一的后盾。日本仍然要把密切两国合作关系视为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支柱。问题在于如何调整日美合作体制，使之适应新的形势。

美国国内的舆论动向使日本担心“孤立主义”在美国重新抬头。日本表示要改变过去那种“软弱地支持美国”的形象，要担负与自己国力相称的责任，采取更加积极合作的姿态，参与西方联盟事务。日本为缓和与消除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和“防务摩擦”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反过来，日本要求美国能够尊重盟国的意见和利益，在西方联盟中发挥“成熟的领导作用”。并表示，日本在今后的日美关系中要“坚持应当坚持的利益，批评应当批评的事情”(“80年报告”)。换句话说，日本要取得类似西欧盟国的地位，对美国表现更多的独立性，争取在同日本有关的重大对外决策方面对美国拥有事先否决权。对美国来说，日本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加强日美合作体制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正如70年代以来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美国希望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对日本相应地提高了要求，两国的摩擦往往由此而生。今后两国的关系也将在不断出现的矛盾中维持其合作体制，但在事先否决权上，美国永远不会完全满足日本的要求。

(二)极力维持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

70年代初，美国率先实行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归于瓦解。日本由于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强和设置了种种限制进口的壁垒，其对外贸易顺差已经达5130亿美元。它同北美、欧洲、第三世界的贸易摩擦日趋尖锐，而且摩擦的内容也从工业制品扩大到金融、货币、服务业以至高级技术等方面。贸易摩擦的实质是市场争夺，它的直接后果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限制国际贸易的发展。1979～1982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国际贸易连续三年下降或不振。发达国家由于出口增长迟滞，国内就业状况恶化，财政赤字增强，解决经济困难的余地缩小。发展中国家由于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偿还债务的能力削弱，到1984年底累积债务高达8950亿美元，增加了触发国际金融危机的危险性。同时，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里矛盾的增长，也影响到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日本深感“同过去相比，1981年以来的经济摩擦无论在深度、广度和背景方面，都具有全球规模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与日本有关的经济摩擦发生了质的变化”(《对外经济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

日本素以精于计算著称，它参加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后，即采取设置各种非关税壁垒，加强对国内销售体制的控制等措施，因而没有让出多少国内市场，反倒占领了大片国外市场，由此获得一个“经济动物”的骂名。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曾采取过六次“开放市场”的行动，而贸易顺差却有增无已。这次又大造声势，一举减税1800多种，但在国际上反应冷淡，非但无人响应、效法，反而招来怀疑的目光。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是资本主义的信条。日本准备采取的行动，没有一件不是出于利己的目的，至多不过是为保住在国外的更大的市场而在国内市场上付出一点代价。所谓“消除贸易壁垒”，是指别人的壁垒;所谓“经济合作”，是为了换取更多的廉价资源或其他利益。日本究竟能为“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多大牺牲，尚需拭目以待。

(三)提高“自主防御”水平

日本由于顾虑亚洲邻国的反对，自70年代中期以来不再公开提“自主防御”，然而却一直在努力提高其自身的防御能力。日本自卫队正式组建三十多年来，已具有相当规模。到1984年已拥有陆上自卫队13个师18万人;海上自卫队舰艇170艘、飞机150架;航空自卫队作战飞机350架。这支武装力量拥有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其防务开支已占世界第八位。目前正按照1976年制定的《防务计划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规定的指标，建设一支“平时能维持充分的警戒态势并能有效地对付小规模的有限侵略”的基础防御力量。《大纲》的核心概念“基础防御力思想”是以下面的形势判断为依据的，即:针对日本的威胁，通过各种努力已得到缓和并受到限制;在核对峙时期，任何国家都将避免因使用大规模无限制的军事力量而引起核战争，尤其对同超级大国结盟的国家更是如此。但是，“84年报告”对于这个思想作了重要的修改，报告认为，自70年代后半期起，国际环境的变化要求日本重新研究并加强其防御努力。阿富汗事件表明:在核僵持时期，“核保护伞”并不能万无一失地保证美国的盟国免遭常规战争的威胁，只有拥有相当水平的自卫能力并对美国提供合作，才能指望得到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因此，《大纲》关于和平时期的防务建设构想，由于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够了。必须建立一个“在可以容许的范围内更为灵活”的防御体制。换句话说，就是要制定一个适应新形势的“新大纲”，其目标是立足于未来战争，增强常规力量，健全防御体制，提高效率。

到目前为止，日本防务政策已在几个方面部分地突破了既定原则。如:默许携带核武器的美国舰艇靠岸，突破了“无核三原则”;同意向美国转让武器技术，突破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宣布在一千海里海上运输线护航，其中包括为美国舰船护航，从而突破了不参加集体防御的原则。关于防务经费问题，1985年内阁通过的《新防务计划》事实上已经突破GNP的1%，为后继内阁打开了“禁区”。此外，通过全面加强同南朝鲜的联系与合作，企图逐步建立日美“韩”联防体制。

在作战思想上，从消极应战转变为重视战前准备和初战制胜，从滩头歼敌思想转变为海上歼敌思想，从近海作战扩展到远洋作战。其建军思想也有相应的转变:地面部队的作战单位强调精干编组、快速高效;海上自卫队的建设从重视水面舰艇转而重视海上制空权和加强水下兵器;防空体系的建设注意综合发挥飞机和导弹各自的特点，使之相互补充。“84年报告”尤其强调建立三军统一的指挥体制，建设现代C³I(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系统。1984年建成中央指挥所，是在这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并为将来日美联合作战指挥奠定了基础。

(四)加强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作用

日本由于经济实力增长，已在世界经济中取得不容忽视的地位。日本自1968年起已成为债权国，仅在80年代头四年间，其资本输出就达900亿美元，对世界银行的投资也仅次于美国。在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发达国家以邻为壑、南北问题日趋尖锐、东西方关系紧张加剧的形势下，日本继续作为“经济大国～政治小国”这种“跛足国家”(“80年报告”)，由他人规定自己的政策方向，将难以维持其经济发展和繁荣。因此，要求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建立符合日本利益的国际环境。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被吸收参加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参与讨论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使它有可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日本并不满足于此。“84年报告”强调:“日本不应把其积极行动限制在狭义的经济作用上，而必须适应形势，增大其政治作用。”1985年4月，防卫厅长官加藤纟厷一在“美欧日三边委员会”上公然宣称:“日本是一个具有全球利益的国家，应该为加强全球的秩序作出更大的贡献。”

如果说，确保日本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是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经济目标的话，那么，成为政治大国可以说就是它的政治目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经济大国也罢，政治大国也罢，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这条基本原则。真正做到这点，就能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发挥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日本只有牢记战前的历史教训，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起维护国际正义与和平，才可能维持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保障国家的安全。

(原载《日本问题》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