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家言行的哲学透视
高 洪
按照经典理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的本质、价值和政治学方法论的哲学论述。在日本，以务实著称的众多政治家历来讳言政治哲学，仿佛政治哲学仅仅是少数政治学者在经院式研究中独自把玩的水晶球。然而，政治家毕竟是要信奉某种政治哲学的，就如同任何一种建筑都必然地带有某种建筑体系的风格，并只能在特定风格的制约、规范下实施建筑物本身的设计与建造。本文的立意在于分析少数直言“政治哲学”的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巨头们对21世纪初期国家发展战略的思考，尝试对今天日本政界主流人物的思想观念与政治行为中带有根本性质的成分进行一次“哲学透视”。
一、解读讳言与直言政治哲学的奥秘
一般说来，除开几个政治基础牢固、组织力量雄厚的鹰派人物之外，日本的政治家们通常小心翼翼地规避“政治哲学”话题，即便是那些在政治伦理和哲学素养上修为颇深的政治理论家也表现得十分自敛，缄默于政治哲学问题可谓20世纪下半叶日本政界的基本态度。
(一)二战后政治家讳言政治哲学的主要原因
笼统地讲，造成日本政治家回避政治哲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从学理上讲“政治哲学”属于研究与政治及国家相关原理的学问，西方政治哲学研究从柏拉图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19世纪新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贯穿了这一主题，当代的政治哲学理论，仍然是一个主要涉及西方政治制度的深奥研究领域。而日本的职业政治家似乎更重视德国历史上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在《1884年3月15日国会演说》中阐述的一句名言:“政治”绝不是许多教授们思考的那种学问，而是一种实在的权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待艰涩难懂的政治哲学最好是敬而远之，思考自己在下一次选举的胜败显然要优先于思考国家在下一个时代的哲学命题。
第二，日本近代历史上政治哲学曾经被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权所利用，落下了为侵略战争推波助澜的坏名声。“以西田几多郎的哲学为母胎、以其弟子为主要成员的京都学派，特别是其右翼世界史学派与皇道学派哲学，在战争期间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体制及其侵略战争的辩护者。”[1]声名狼藉的近代政治哲学的污点让很多吃政治饭的日本人望而却步。
第三，战后初期，日本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就始于对战前政治的反省，当时丸山真男等进步政治学者曾深入剖析过“超国家主义的理论与心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军国主义统治者的精神状态”，结合战后现实政治问题对战前的国家结构以及政治文化特别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进行过深入批判。这种批判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日本政治哲学的某种真空状态，加之日本原本就缺少原创的哲学，构建新世纪中国家发展的政治哲学也绝非易事。
(二)世纪之交民族主义政治家开始直言政治哲学
不过，日本政治家讳言政治哲学不等于没有自己的政治哲学，事实上哲学却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缠绕着政治本身。100多年前，中江兆民就在《一年有半》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国家没有哲学，恰像客厅没有字画一样，不免降低了这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今天，当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重量级政治家忧思起国家发展道路，便开始从民族精神上发掘重新振兴日本的原始动力，“政治哲学”就自然成为他们唤起政界乃至公众的法宝。
2000年8月，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出版了《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一书，痛陈“今天的日本正在面临着战后50年，也是明治维新100多年以来的最为严重的危机。昭和20年(1945年)时，日本虽然跌倒在战争中，但毕竟还怀有一颗再度崛起的魂魄”。于是，依照是否“主张用重塑日本的政治哲学来振兴民族精神”，日本的政治家群体中增添了一种新的划分标准，并逐渐走向两个迥然有别的营垒。[2]
二、解构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政治基因图谱”
哲学意义上的“解构”，就是把研究对象的具体哲学内容分解，逐一探讨其中思想内容的联系，然后再把它重新组合起来的分析方法。解构“主张重塑日本政治哲学代表人物”的“政治基因图谱”，就是在区分日本政治家对待政治哲学态度的基础上，把新世纪里直言政治哲学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作为同一个集合，通过对典型人物思想特征的剖析，逐步认识其政治主张的生成背景与发展脉络。
(一)保守主义政治的路线分疏
众所周知，日本的保守主义政治是杂糅着多种思想成分的集合体，其中自民党主政的漫长岁月里一直包含着两种路线的对立纠葛。这种路线对立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50年代吉田茂路线与鸠山一郎在治国方针上的分歧，并在半个多世纪中分别演义为“池田勇人—田中角荣—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宫泽喜—加藤纮一系统”，以及与之对立的另一个“岸信介—佐藤荣作—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安倍晋太郎—三冢博—森喜朗—小泉纯一郎—石原慎太郎系统”。
不论上述划分方法是否准确妥当，以自民党为核心的保守派政治家间存在某种对立确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即使是作为当事人的中曾根康弘也把着力发挥政治强权的政客脉络看做是与经济主义路线相对立的系统，并不无自豪地称赞“统治主义系统”的延续。他曾说:“战后日本的总理大臣可以大体划分为两个系统。吉田茂、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以经济主义发挥了首相权限，而另一种系统是鸠山一郎、岸信介和我，是以统治主义发挥首相权限的。小泉首相不正是后一种统治主义系统的接班人物吗?我曾经倡导并实施过战后政治总决算，而小泉首相推行第二次总决算，希望他能够接好我的班。”[3]
按照中曾根康弘的理解，奉行“统治主义”的鹰派政治家应当具有相同的“政治基因图谱”，在今天硕果仅存的重量级政治家里至少有三位志士“带着相同的DNA”。在认同民族精神方面，“小泉首相和我的认识如此一致，或许小泉与我，还有石原先生有着共同的‘政治DNA’吧”。[4]中曾根用如此方式解释自己对小泉政府的支持，显然含有将其纳入自己政治轨道的目的。但是，中曾根却忽略了曾以“当朝首相”身份说出“日本这个国家应当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希望国民在彻底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从事各种活动”的森喜朗，对于热爱“天皇国体”到直言不讳程度的森喜朗显得也有失公允。[5]况且，小泉本人作为现任首相，首当其冲的课题还是要把“没有禁区的结构改革”推进到足以稳定政权的深度，加之目前总理府正忙于通过对朝外交争取执政的得分点，重塑政治哲学至少在目前还属于潜在的软任务。毋宁说，中曾根康弘本人和石原慎太郎才是民族主义政治家中剑及履及地推动当代日本政治哲学重建的核心人物。
(二)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思想内涵与行为特征
日本的民族主义政治家的哲学思想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们注重强调日本民族的“自主性”。在中曾根康弘与石原慎太郎合著的《日本:直到永远!》中引用了汤因比的话:“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终将衰落、灭亡，但导致国家最终灭亡的首要原因，却是不能自主作出决定。”意在警醒国民，没有自主意识将导致亡国灭种!而中曾根则引用自己早年在“晚晴草堂”聆听德富苏峰的话来说明，日本不但具有自主决定的能力，甚至具有可以教导美国人的智慧:“日本在把手伸向大陆时必须格外慎重。丰臣秀吉、大东亚战争都是失败的历史。日本为了避免受到伤害，自然应当与美国握手。不过，美国没有智慧，所以日本要教给他各种事情。”[6]具体到政治领域的操作层面，“战后日本过于依赖美国占领政策的影响，动辄提出一些缺少自主性的依存大国的功利性国策，结果在这一延长线上只能生长出脆弱的国家战略”。这种局面必须迅速改变，因为时至今日，日本不仅要对美国说“不”，更要拿出切实的改革行动的时期已经到来。例如，“最近，关于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的问题，已经从议论进入到实践阶段。如果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对基本方针做出变更，改变吉田茂时代形成的对美国依赖的国防方针”。
另一方面，作为政治价值判断标准，他们崇尚一种“超越时代和世代的永存的奉公型垂直伦理”，并试图努力通过教育改革来实现它。按照石原慎太郎的解释，“垂直伦理”讲的是一种奉公的精神境界，因为“人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与他人相联系的。众人相连的社会，即指国民生活在‘公’的环境当中。人们无论怎样固执于个人主义，也不能完全否定‘公的存在’。人不能像狮子那样离群索居，仅仅在繁殖期聚集在一起，之后就一只只分离觅食而去。这就意味着脱离‘公’的观念，人就不能存活，对‘公’的认识是‘垂直伦理’的基本要因”。如何贯彻“公”的精神，就是要通过教育改革解决国民意识问题。“教育是一种社会方法，惟其如此才能把众多对象限定到一起，实现将十合为一的整齐划一的效果。这种良性的整齐划一顾名‘垂直伦理’，就是要解决现行教育做不到的问题。”明眼人都会看出，所谓“整齐划一的公的原理”带有整合国民意识的思想成分，是同战后和平主义、民主主义潮流背道而驰的。
日本的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政治行为特征主要有两点。
首先，是善于抓住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实行强有力的政治鼓动。毋庸讳言，抓住和利用大众心理是职业政治家必备的素质之一。用罗素在《怀疑论论文集》(1928年)中的说法就是“那些没有时间去认识人类本性的政治家，尤其忽视使平凡的男人和女人们行动的欲望。任何一个其领袖知道一点心理学的政党都能赢得全国”。当经济景气长期低迷、国民情绪处于焦灼状态的时候，通过政治鼓动在国民中树立“真正改革家的形象”，进而获取对社会变化最有切身体验的中下层老百姓的欢迎，实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应当说日本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在这一点上倒是得心应手，以至于石原的政治手段竟被东亚大学的山崎正和校长讥讽为“总是从复杂的社会问题中抓住一个方面，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属于典型的政治煽动手法”。[7]
其次，要在强大的政治实力基础上大胆挑战现存的制度、规则以及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禁区。老牌的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家大多熟悉政治领域的行规和门道，并因此在突破政治禁忌上“敢作敢为”。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的“政治总决算”、“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已经为他的政治决断作了最好的注脚。前首相森喜朗关于“天皇神国”的言论几乎明白无误地站到了“皇国史观”的立场上，更属于大胆触及宪法体制的发言。至于石原慎太郎同样也是以“敢于向政治禁区挑战”著称，常常发表众人想说而不敢说的政治见解，具有一定号召力。石原甚至“敢于”直截了当地攻击其他国家，《文艺春秋》2002年3月号发表了石原慎太郎题为《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的文章，直言不讳地将日本经济的困境归咎于“美国的掠夺”和“中国的逼迫”，认为:“只有在同美国这只前门虎对抗的同时，遏制住中国这只后门狼，日本经济才可能复苏，才有可能作为战略国家得到重建。”
三、解析民族主义政治家崛起的社会根源
日本政坛上开始出现追求自身的政治哲学倾向，说明他们作为民族主义政治家不仅羽翼丰满，而且有了成熟的思想路线。这一政治势力的崛起不是孤立的，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广泛影响，也离不开当代社会政治土壤的培植作用。
(一)历史认识上的谬误为民族主义政治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二战后初期民主改革的荡涤下，曾经是滋生军国主义温床的皇国史观受到严厉批判，一度销声匿迹。所以，今天的日本政坛中公开露骨地宣扬天皇史观的人为数不多，影响也不大，皇国史观也并未成为一种明确的思潮。但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隐蔽地宣扬这种反动史观的却不乏其人。这种反社会进步潮流而动的史观的另一个版本是帝国主义历史观，即明治维新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的过程中形成的鼓吹侵略和夺取殖民地，宣扬蔑视亚洲其他民族的历史观。根据汤重南教授研究，“帝国主义历史观和天皇史观是同一反动史观的两个侧面。天皇史观经过战后民主运动的巨大冲击，已经被日本人民逐渐抛弃。但帝国主义历史观却未受到应有的批判，人们在这方面的观念也未经激烈的变革。这是因为日本放弃它所侵占的殖民地是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必然结果，而无需通过日本人民的亲身斗争。这样，大国意识、日本民族优越感等陈腐观念和思想并未根除。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成长，这些旧观念又逐渐抬头，帝国主义历史观也出现了复活的迹象”。[8]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藤冈信胜等人于1995年7月发起组织“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提出了“自由主义史观”，标榜跳出一切意识形态的束缚，以“自由主义史观”来研究日本的近现代史。与之相应，自民党内成立了所谓的“历史研究委员会”。结果由19名日本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的“主讲人”进行了20次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演讲，并最终推出了集“自由主义史观”之大成的研究成果《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该书体现了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关于历史问题的各种主张，概言之就是全面推翻日本战后以来历史教育的成果及所有的历史结论，并为之冠上了两顶帽子:一顶是“反日史观”;一顶是“自虐史观”。为此，“自研会”痛心疾首地呼吁教育、研究界必须重新编写一部日本近现代史，重视日本近现代史的“光彩”。[9]
在这股浊浪的鼓动下，“新编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粉墨登场，以小林善纪为代表的右翼文人更是通过漫画杂志大肆鼓吹日俄战争是日本的“自卫战争”、殖民地统治“合理”论、“善政”论，还坚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及日本“非法西斯论”，公然宣扬“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试图全面否定战后的日本近现代史教育。有日本进步政治家批判说:“以地方自治体首长立场热心支持‘新编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用政令推动这些歪曲历史活动的正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日本广播协会的专题节目中，出现了他在东京都的教育委员会总会上的特写镜头，石原情绪激动地说:“依靠被称为‘专家’的学校老师们去评价、选择，再由教育委员会去追认教科书是不行的。各位要以自己的责任心去阅读教科书、去选定!”[10]可以说，左翼的批判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右派文人同民族主义政治家间的内在联系。
(二)后现代右翼泛滥是民族主义政治家崛起的国际背景
民族主义政治家放言哲学、呼吁重塑民族精神还有着广泛的国际背景。冷战结束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用高扬民族主义以取代过去意识形态对立的局面，作为民族主义浪潮的伴生物，在欧洲少数发达国家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右翼势力卷土重来的势头。
回顾20世纪，世界出现过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而且均发生在不同形式的战争结束之后。一战和二战结束后的民族主义浪潮曾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从整个人类历史上看，具有不可否认的进步意义。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版图与经济格局发生急剧变化，两极世界瓦解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以民族主义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的武器，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则出现了用民族主义替换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峙的动向。某些政治精英开始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支柱，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看来，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
(三)当代社会中政治土壤对民族主义政治家的培植作用
众所周知，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政治出现了总体保守化倾向。加之近年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政坛持续动荡及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致使日本国民，尤其是首都东京市民的政治选择开始倒向“保守派政治势力”一边。虽然，多元的社会结构使各种政治力量同时活跃在首都政治舞台上，但保守势力得到不断发展，为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政治家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首先，在国政层面上比较开明的民主派、自由派政治家人气不旺，强硬的民族主义政治家逐渐占据了政坛的主导地位。以素有政治晴雨表的东京为例，过去东京选民比较青睐政治上开明的民主派政治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当选东京行政长官的铃木俊一、青岛幸男等前任知事均是比较温和的“鸽派政治家”。而到了90年代末，一方面景气低下危及市民生活，同时东京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市政运转不灵，市民们开始更喜欢那些有明确方向、有主见的“鹰派”政治家。结果，以反美、反华、亲台著称的无党派候选人石原慎太郎在退出国会多年以后再作冯妇，出马竞选跨世纪的东京都行政长官，在选举中打出更为明晰而强硬的重振经济政策的手法，利用国民对政治家个人的期待逐渐趋向政治强人的普遍心理，一举在1999年4月以166万张高额选票击败十几名竞争对手，当选为新任东京都知事。
作为著名的忧国之士，石原慎太郎当选以后立刻表明自己的政治抱负是改造日本，今后将从东京的都政走向日本国政。在着力完成东京的行政改革的同时，石原把很大气力放在国家道路的选择上。支撑石原慎太郎的社会思潮有两种:一种来自政界追随者，另一种是来自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潮。2002年夏季，民族主义政治家和民族主义势力掀起了一轮新的浪潮。2002年8月，主要报刊上出现了政治立场大倒退，要日本人“坦然地回顾过去”。8月15日《读卖新闻》发表社论，公然为日本历史上的侵略行径辩护，称“在二战期间，日本的行为不足以构成‘入侵’亚洲国家的罪名。日本的军事行动涉及袭击‘美国和欧洲的领土’。我们不应该把日本和德国画上等号”。该社论竟然说:“日本的军事行动确实涉及各种暴行。不过，日本没有意图迫害任何民族。为此，日本的战争行为在根本上与‘对人类犯下罪行’不同。”该社论还呼吁各方对日本的过去进行“不加偏见”的检讨，并详述美国为首的盟军过去压制日本人民权利与自由的史实。同一天的《日本经济新闻》载文批评国民对官僚机构言听计从，“没有吸取过去的教训”。报道还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日本似乎不愿意探讨是什么原因促使国家发动战争，以及日本为什么会战败”，“有关战争的讨论只会引发国内的右派和左派分子进行无谓的争辩，并让外国乘机批评日本对历史存有错误的观念”。[11]
四、结语
那么，日本究竟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政治哲学?100多年来日本起伏跌宕的历史长河中，贯穿国家发展战略的绵绵底蕴究竟是什么东西?也有人认为，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特色，“在日本这样少数的例子里，文明和民族、国家才近乎是完全的统一体”。[12]事实上，作为这种统一体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脉络还是相当清晰的——80年代以前全力发展经济，之后是解决军事、安全上的问题，冷战结束以后是努力建立政治大国地位。
这种日益明显的政治哲学以及在其指导下的综合国家战略将把日本引向何方，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当然，日本应当在世界走向和平、稳定、发展的潮流中，发挥积极、健康的作用，自然也不应该是某种“不普通或非正常的国家”，但是我们仍然担心那些在民族主义浪潮中兀立涛头的政治人物会怎样选择日本的发展道路。这绝不是一种盛世危言，历史上的前车之鉴和现实中的种种迹象无不在告诫人们，在期盼日本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中的正常国家的时候，也存在着日本从一种“非正常国家”变成另一种“非正常国家”的可能。
(原载《日本学刊》2002年第6期)
【注释】
[1]卞崇道:《日本哲学的历史与现状》，载《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三章。
[2]在老牌民族主义政治家影响教育下，新一代日本政治家苗子中也开始出现了热衷谈论政治哲学的人，例如松下政经塾出身的某些年轻议员。由于篇幅与资料所限，本文仅将讨论范围限定在几个主要人物，挂一漏万之处，敬请同道谅解并赐教。
[3]中曽根康弘、石原慎太郎『永遠なれ、日本』、PHP研究所、2001年、209－210頁、211頁。
[4]中曽根康弘、石原慎太郎『永遠なれ、日本』、PHP研究所、2001年、209－210頁、211頁。
[5]2000年5月15日，森喜朗首相在出席日本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的一个庆祝晚宴上作出此番发言，引起朝野舆论大哗。但森喜朗本人面对社会上的批判浪潮仅仅采取辩解方式，拒绝收回讲话。这次“政治失言”为日后森喜朗内阁垮台埋下了一颗种子。
[6]关于民族主义政治家思想特征一节的引文，分别引自『永遠なれ、日本』、43頁、87頁、234－235頁。
[7]山崎正和「石原ポピュリズム政治を排す」、『論座』2000年6月号，15頁。
[8]转引自《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二章。
[9]转引自《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二章。
[10]不破哲三『歴史教科書と日本の戦争』，小学館、2002年。
[11]以上引文分别见2002年8月15日《读卖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政治版面。
[12]王辑思:《“文明冲突”论战评述》，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课题组编:《国际文化思潮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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