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对朝政策的演变及其前瞻

战后日本对朝政策的演变及其前瞻

丁英顺

冷战结束后，围绕朝鲜半岛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有利于缓和的巨大变化。朝鲜半岛问题成了东亚地区遗留的冷战遗产之一，其局势的发展时常牵动着周边国家的神经。不少国家都把调整对朝政策作为一个外交课题。正在积极推行“亚太外交”的日本，也不断调整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其中，改善与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下同)的关系是其重要环节。本文旨在追溯战后日本对朝政策的演变，分析影响日本对朝政策的诸因素及其在冷战后的变化，并对今后日朝关系做一个展望。

一、战后日本对朝政策的定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处于以美苏为两极的冷战体制之下。战败的日本在重返国际社会时，选择了一条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向西方阵营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日本同样以追随美国为政策基点，向韩国一边倒，而对朝鲜则采取了敌视政策。这种政策的形成因素及根据有以下两点:

第一，战后，日本把“以联合国为中心”作为其“外交三原则”之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联合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手操纵下作出决议，指责朝鲜是一个“破坏和平”的国家。在1952年的第7次联合国大会上，苏联等国虽提出了“支持朝鲜案”，但由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各国强烈坚持“支持韩国案”，前者未能取得多数票。1965年10月26日，佐藤首相在众议院日韩特别委员会上指出:“我们坚持联合国中心主义，尊重联合国的决议。因此，根据联合国决议的宗旨，承认大韩民国……”^[1]由此可见，这个时期日本主要追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炮制出的“联合国决议”，与朝鲜形成了敌对关系。

第二，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为拼凑东北亚反共同盟，建立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半月型岛屿防线”，竭力促成日本和韩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日韩双方经过长达14年之久的马拉松谈判之后，于1965年6月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日本决定与韩国签订条约的主要目的在于，在政治、军事上巩固日美关系，在经济上从韩国得到资源供应和商品市场。而韩国的目的则在于从日本得到资金和技术援助。双方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和在美国的压力下签订了条约。签约时，韩国要求日本承认它为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府。日本虽认为朝鲜作为政治实体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但在《日韩基本条约》的第三条中还是写上了“日本政府根据联合国第195号决议，确认韩国政府是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府”。^[2]从内容看，《日韩基本条约》具有媾和条约的性质。在朝鲜半岛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对立政权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把韩国一方作为“合法政府”与之签订单方面和约，客观上产生了否认朝鲜一方的效果。《日韩基本条约》与《日美安全条约》相结合，使日、美、韩三者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并关上了日朝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使得日本外交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回旋余地更加缩小。

二、日本对朝政策的演变

如上所述，战后日本对朝政策的定位，主要受制于全球冷战格局和日美关系，并辅之以凯觑韩国资源和市场的动机。其基本政策依据是《日韩基本条约》和前述1950年的《联合国决议》，其后果是日朝之间处于敌对状态。随着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变化，日本的上述对朝政策也出现了变化。

(一)20世纪70年代日本对朝政策出现转机

美国对亚战略的修正，是日本调整对朝政策的主要促进因素。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关系得到了缓和。这大大地增加了日本在外交上的回旋余地。1972年日本与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围绕朝鲜半岛的东北亚冷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此为转机，朝鲜北南双方也进入了对话阶段。联合国也开始讨论朝鲜问题，在1974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支持朝鲜案”与“支持韩国案”得到了同样票数。在这种国际环境的变化中，标榜“联合国中心外交”的日本得以名正言顺地重新考虑对朝政策了。日本开始改变了对朝态度，采取积极接近朝鲜的政策。

早在1971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5次日韩定期部长级会议上，木村代理外相指出:“今后要逐渐发展与北方(朝鲜)的人员交流。”1972年9月，在汉城召开的第6次日韩定期部长级会议上，大平正芳外相做了进一步拓宽对朝关系的演说，指出“与北方(朝鲜)不仅要进行人员及文化、体育方面的交流，也要进行经济交流”，^[3]并指出日本产业界非常希望向朝鲜出口钢铁、机电、肥料等大型成套设备。1974年1月，大平正芳在国会演说中再次强调了与朝鲜进行经济交流的必要性，指出:“我们衷心希望朝鲜半岛自主、和平统一和永久稳定……我国政府在与韩国的关系上，以国民为基础，发展多方位的关系。在与朝鲜的关系方面，考虑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南北对话的进展，将进行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自此，日本政府在国会的外交演说中，每当涉及日韩关系时，都要提出与朝鲜发展交流的重要性。

可见，70年代国际环境的变化，为日朝关系带来了转机。日本出于其安全及经济利益上的考虑，扩大了对朝鲜的交流。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作用。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朝关系的波折

1980年7月，铃木政权上台执政，同年，全斗焕就任韩国总统。新成立的全斗焕政府向日本提出了所谓“安保援助”的要求，即为防范北方的“进攻”吁请日本提供援助。由于日本没有轻易地答应此要求，日韩关系进入了紧张状态。这种局面同时也影响了日朝关系。铃木政权只顾改善日韩关系，而将对朝鲜关系置于次要地位。这个时期，日朝双方正面临着延长“日朝渔业暂定协议”的问题。该协议是1977年9月为确保日本渔船在朝鲜所规定的经济水域中的安全操作，由日朝双方在平壤签订的。其期限本是到1978年6月30日为止，后来延长到1982年6月。为保证日本渔民的安全起见，必须再次延长该协议。朝鲜方面一再要求对该问题进行谈判，并自1982年3月起，为进行事前交涉，多次向日本提出以朝日友好促进亲善协会会长兼最高人民会议代表玄峻极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日本。但是，日本正忙于解决韩国提出的安保援助问题，将朝鲜的要求搁置在一边。日本政府“优先考虑韩国”的做法引起了朝鲜的强烈不满。之后，不断出现了日本渔船被朝鲜捉拿的现象。特别是1983年11月，日本渔船“第18号富士山丸”被朝方扣留，船长、轮机长被判处15年监禁。^[4]

三、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朝政策的变化及其今后展望

80年代末，随着东西方冷战体制的瓦解，围绕朝鲜半岛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巨变。美国开始调整其亚太战略，撤出部分驻韩军队。韩国新上任的卢泰愚总统积极开展“北方外交”，先后与东欧国家、前苏联改善了关系，并对日朝关系的发展采取积极态度。1988年，竹下登首相参加汉城奥运会的开幕式，并与卢泰愚总统进行会谈。卢泰愚指出:“在使朝鲜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作用方面，日本能够起到很大作用。”^[5]美国和韩国的政策变化，无疑为日本开展对朝新政策提供了良机和活动空间。为了促进本国周边环境的稳定和地区合作，更为了加强对朝鲜半岛的干预能力，日本开始调整了对朝政策。这也是日本争当“政治大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1989年1月，日本外务省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的朝鲜半岛政策》的文件，呼吁日朝政府进行直接对话。同年3月，竹下登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使用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一称呼，^[6]并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表示“遗憾”。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使用该称呼，标志着日本对朝政策的大转变。日本开始不断进行改善对朝关系和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努力。1990年9月，以前副首相、自民党头面人物金丸信和社会党副委员长田边诚为团长的日本自社两党代表团访问了朝鲜，3次会见金日成主席，最后与朝鲜劳动党发表了“3党联合声明”。3党认为，日本应对过去36年间的殖民统治以及战后45年间朝鲜所蒙受的损失进行谢罪和赔偿;为实现日朝邦交正常化而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并要开通两国间的直行航线;日本应在法律上保护在日朝鲜人的人权;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应通过对话实现和平统一。这是战后45年间日朝执政党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这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迈进了一步。

1991年1月，日朝两国正式开始建交谈判。其主要内容有:日本的赔偿问题;朝鲜接受国际核检查的问题;两国的经济合作问题等。谈判开始后，两国的相互交流与贸易也相应的有所发展。1992年7月，日方的对朝贸易窗口——日朝贸易会首次向朝鲜派出了由50人组成的庞大的经济代表团，这既起到了促进两国间经济交流的作用，也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了良好的气氛。但是，两国间谈判在日本的赔偿问题和解决朝鲜核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在赔偿问题上，朝鲜不仅向日本要求战前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赔偿，而且对战后的45年间也要求给予赔偿。而日本方面则坚持只对战前日本对朝鲜的36年殖民统治进行赔偿，对战后期间则不负任何责任，并把战后的日朝关系不正常状态归结为东西方冷战结构的存在及朝鲜的政策方面。在朝鲜核问题上，日本要求朝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有关协议，并指出这样才能阻止朝鲜开发核武器;朝鲜则认为，此问题是朝鲜与美国之间的事情。美国首先要保证不对朝鲜使用核武器，而且在韩国的美国核武器必须同样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检查，因而这与缔结保障措施协议没有任何关系。日朝两国还在韩国民航客机爆炸事件的犯人金贤姬是朝鲜人还是日本人的问题上再次发生争执。结果，到1992年11月，双方共进行8轮建交谈判之后，不得不中止谈判。^[7]

日朝两国建交谈判虽然中止，但它毕竟也反映了双方对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愿望。目前，谋求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潮流，朝鲜半岛内外形势也出现了战后最好的局面，尤其是以下几方面的变化为日本重新调整对朝政策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一)美朝间核会谈有了突破性进展

1994年10月，美朝签署了有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美国决定向朝鲜提供4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它把重水反应堆改造为轻水反应堆。就美国而言，之所以作出这些让步，自有多种原因，但最重要的有:①在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变化的转折时期，同朝鲜半岛的一方为友、一方为敌，显然不如同南北双方都保持友好关系。因为这可以进一步增强美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地位，并扩大其影响。②通过美朝会谈，达到防止核扩散的目的，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③在经济上能够开辟一个新的市场。美国还打算在朝鲜建立经济代表处，以便为将来两国建交打下基础。最近，朝鲜和美国在签订日内瓦协议一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已开始向对方派出工作小组，正式着手进行联络处的筹建工作。

(二)东北亚各国间关系出现良好局面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也出现了经济区域化趋向。各国为发展多边经济合作和建立东北亚经济圈而不断加强合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首先朝鲜半岛北南双方进行了“和解”谈判。1991年12月，北南双方签署了关于和解、互不侵犯、交流与合作的协议书，发表了无核化共同宣言。韩国领导层开始改变过去一味对抗的做法，采取和解的态度，以谋求重开对话。金日成主席和金泳三总统原先确定的无条件首脑会晤虽因金日成主席的突然逝世而失去机会，但不排除双方改善关系会谈重新被提到日程上来的可能性。在经济交流方面，自1992年开始，双方每年保持着2亿美元的贸易额。^[8]1992年8月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三)朝鲜国内出现了一些改革开放的征兆

1994年7月，朝鲜金日成主席突然逝世，世人曾对朝鲜政权能否实现顺利接班有过不少担忧。但是，金正日事实上已经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多年。当然，朝鲜在坚持走“朝鲜式社会主义”道路上尚面临许多困难，尤其是经济困难和北南相互敌视，以及核问题上的国际压力。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朝鲜目前也出现了一些改革开放的征兆。例如，朝美达成核框架协议;建设罗津、先锋自由贸易区;接受日本、韩国的大米援助(共45万吨)等等。这可能是朝鲜推行开放政策的一个开端，从而展示了朝鲜在国际上避免孤立的前景。朝鲜的相对稳定不仅有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也有利于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提出了争当“政治大国”的口号。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将在亚洲以扩大经济援助和加强经贸关系为先导，发展与亚洲国家多层次、全方位的外交关系，力争把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发展到符合本国利益的最佳水平。其中，改善与朝鲜的关系是提高其在亚洲地位的重要因素。美朝两国达成核框架协议之后，日本自然也不甘示弱，开始敦促朝鲜恢复日朝谈判。村山首相表示，要为朝鲜半岛和平做出贡献，外相河野洋平也敦促朝鲜为日朝关系正常化而恢复谈判，这是东京迄今为止发出的最直截了当的呼吁之一。日本政府已把恢复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作为内阁的一项重要课题。

总之，日本将以经济合作为前提，进一步加强与朝鲜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合作，并构筑日朝两国间新的双边关系，这将是大势所趋、不会逆转。

(原载《日本学刊》1996年第2期)

【注释】

[1]［日］《世界》杂志临时增刊号，岩波书店1992年4月，第154、158、161、208页。

[2]［日］田茂二郎编:《基本条约资料集》，有信堂1979年版，第317页。

[3]［日］《世界》杂志临时增刊号，岩波书店1992年4月，第154、158、161、208页。

[4]［日］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1988年版，第177页。

[5]［日］小此木政夫编:《日本和北朝鲜》1991年4月版，第118页。

[6]1995年8月25日［日］《日本经济新闻》。

[7]1992年11月8日［日］《读卖新闻》。

[8]［韩］三星经济研究所编:《韩半岛及周边情势展望》，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