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区外交战略调整的若干问题
白如纯
东亚地区是日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舞台，也是战后日本一直十分重视但矛盾与分歧多发的“震区”。尽管二战结束已近60年，冷战也已结束十余载，日本却仍然面临着如何与区域内的周边国家在经济、政治、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的重要课题。[1]21世纪初期日本地区外交战略的制定与调整，自然要服务于日本旨在成为“政治大国”与“普通国家”的总体战略思路，日本地区外交的定位也直接关系到其“政治大国”与“普通国家”夙愿的实现并受制于为实现该目标所做的努力。
一、日本地区外交的形成与演变
1952年4月，《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后，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与扶持下，日本正式重返世界与地区外交舞台。20世纪50年代，日本将东南亚国家作为其地区外交的首要对象，通过战后赔偿、投资、经济援助、加强双边合作等一系列步骤，实现了重返东南亚的目标。[2]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确定，在对美外交中的独立意识逐渐增强，其地区外交也在注重经济外交的同时，开始向政治、安全领域转移。70年代，鉴于美国战略调整带来的冲击及提供的契机，日本与中国、蒙古、越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以1977年福田首相访问东南亚五国、“福田主义”出台为标志，日本与东盟的关系也进入了成熟阶段。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力量的空前膨胀，明确把“政治大国”、“普通国家”作为目标的日本更加重视地区外交，一个明显的理由是:没有亚洲国家的支持与合作，日本要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只能是一句空话。冷战结束后，日本与地区其他国家关系中政治、经济并重的特点更加明显，谋求把过去以援助为主、偏重经济的关系改变为包括政治与安全合作在内的全方位关系。在“10+3”(东盟+中、日、韩)框架下谋求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在东北亚地区，与中国在各个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是日本地区外交的重点。保持稳定的对华关系成为日本地区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小泉首相两次访问平壤，实现了与朝鲜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谈，通过承诺向朝鲜提供援助以及积极参加“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形式，缓和与朝鲜的关系。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东盟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地位有所下降，这些国家对日本的期望值也重新增大。金融危机导致的另一变化是区域内各国合作意识的普遍增强。同时，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及在区域内地位的不断攀升，尤其是中国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开始进行实质性谈判之后，使日本产生了在区域合作中“将被排除在外”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回顾日本战后至今的地区外交轨迹可以看出: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地区外交战略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时期。这一时期可以归纳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即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确立，到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再定义完成;后一阶段是90年代中期至今并将延续，即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重新复苏，区域政治、经济、安全合作加强。尽管这两个阶段有必然的连续性，但相对而言，前一阶段追求政治与安全领域突破的色彩浓厚，后一阶段回归经济外交的倾向明显。
二、日本地区战略调整的目标
在日本的对外战略中，除了日美关系以外，战后历届日本内阁最重视的一直是同亚洲尤其是东亚各国的关系，认为地区的稳定对其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首相提出了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的口号，日本统治阶层经过一番议论与思索，逐渐在此口号下达成共识。与之相呼应，20世纪90年代初期，小泽一郎提出了“普通国家”论，认为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就要在国际上“做理所当然的事情，尽理所当然的责任”，日本“在经济方面做出了国际贡献，但在安全保障领域还不够”。[3]中曾根与小泽的共同目的在于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使日本成为“世界大国”、“普通国家”。
为此，日本政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主要做法:一是依靠日美同盟体制增强军事实力;二是通过对外援助提高国际声望;三是借助联合国及国际机构扩大发言权;四是通过制定和完善国内相关法律，实现军事领域的突破。通过一系列内政外交努力，日本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得到大幅提升。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相继推出“有事”相关诸多法案，已经事实上实现了突破“专守防卫”禁区和自卫队走出国门的目的。日本的国际政治空间不断扩大，许多国家明确表示支持日本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甚至支持日本出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4]日本外相2004年8月访问印度时，两国就相互支持对方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达成共识。日本甚至为自己成为常任理事国制定过日程表。但是由于日本在历史认识上的不佳表现、美国的暧昧态度以及日本自身在国内经济、政治方面出现了问题，使其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存在着不确定因素。但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仍然稳固，军事实力在稳步增强，其力求成为政治大国的初衷依旧。
日本地区外交战略调整的目标能否顺利推进并取得预定的结果，以下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其不得不考虑并谨慎面对的。首先，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及战略调整将是最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具体表现为日美同盟的内容和演变趋势。其次，中国经济强劲的发展势头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日本的地区主导作用的实现提出挑战。
三、日本地区战略调整的背景
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受其国内政治与国际环境的双重影响，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产物。制定与调整地区政策的终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在本地区的利益，这一点是不变的铁律。国际与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环境的变化，要求决策者及时把握时局特征，相应调整政策。同时，由于国内政治结构的变化、不同利益集团的现实需求以及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与感情取向等原因，决策者对国家利益内涵的界定会有所不同，尤其在国家利益的实现方式上可能会大相径庭。国际环境特别是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虽然对日本地区战略具有影响作用，但内因主导、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原理，对把握日本地区政策调整的趋势仍具参考意义。
日本地区战略调整的内因是其力求成为“普通国家”和“政治大国”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在未来10～20年内，日本的地区外交战略不会脱离对美追随的主轴，同时会大力加强军事实力，并通过强化外交与经济手段，使日本能够继续在东亚地区成为主导力量。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优势地位不会改变，保持和扩大经济、科技及产业方面的优势将继续作为其立国之本，也是实现向“政治大国”转变的物质前提。
日本地区战略调整的外部因素之一，是受到美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的影响。由于日美同盟关系的制约，日本地区政策的改变必然要受到美国亚太战略部署的牵制，同时日本也利用美国的调整来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在本地区的利益。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失去了苏联这个对手，但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政治影响与军事存在的目标没有改变。美国要推行单边主义，充当世界警察角色，需要其传统盟国继续分担责任的需要也没有改变。为配合美国的需要，日本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投入巨资，做了“出钱不流血”的“国际贡献”。之后，又在90年代中期，重新与美国定义了安全保障战略，把日本的军事介入范围扩大到“周边”，并且借机推出在国内外引起争议的“周边事态法”，把自卫队活动范围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进入新千年后，日本又在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上得到美国的理解与支持。继2000年10月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其报告中鼓吹要加大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分量，公开其日本应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观点后，2004年7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再次表明了对日本修改宪法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支持。
日本地区政策调整的另一外部原因是地区经济合作潮流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重视地区主义、加强区域合作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各种区域组织和集团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充当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区域合作起步较晚。到世纪之交，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前30位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没有参加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只有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无一例外都位于东亚地区。[5]东亚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已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与严重性，正在以不同方式探讨东亚合作的模式。日本朝野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地区合作的必要性，并在积极探讨可行性。2002年，日本与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生效，诞生了东亚地区第一个自由贸易合作体，尽管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象征意义甚至超出实际意义，但其积极作用与推动力量不可忽视。
目前，东亚地区已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形势与前景被普遍看好。东南亚地区的“十国大东盟”业已形成，以东盟地区论坛为阵地，其内部合作的力度不断增强。“10+3”首脑会议自1997年始已经连续举办9届。日趋成熟的这一合作框架，为东亚区域合作提供了一个平台。
与令人鼓舞的经济合作态势形成反差的是，东北亚地区在政治、安全领域依然存在不确定性:朝鲜半岛局势时冷时热;美、朝、韩、日间的互动关系似乎使每一次双边外交努力都充满变数;朝鲜半岛双方关系时冷时热的现实，使日本以及周边相关国家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思考相应对策;台湾海峡两岸形势不容乐观，“两国论”与“一边一国论”引发两岸有关“一中”原则的对峙，统独之争有导致两岸冲突的危险;悬而未决的日中、日俄、日韩间的领土问题也影响着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总之，东亚地区的东北亚和东南亚难以形成政治经济领域的一体感。复杂的地区形势要求日本必须平衡好国内经济复兴与国际政治追求两方面的关系，以便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日本在新世纪初期的战略需要。
四、日本地区战略调整的前景与变数
一个几乎可以确定的结论是:日本在21世纪最初的10～20年间，将继续作为本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军事与政治大国，在地区经济、政治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基于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考虑，笔者认为，日本在21世纪头20年这个调整对外战略的重要时期，基本不会摆脱作为美国追随者的角色，但日美同盟的形式与内容将有新的变化，其对外形象将有大的改变。尤其在地区事务中，日本将以成为地区主导国家为目标，实施其大国战略。立足于本地区，称雄东亚，过去、现在及可预见的将来都是其与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企图修改和平宪法、拥有“集体自卫权”甚至实现核武装的右翼势力仍在大力鼓噪继续壮大军事力量。从日本对待侵略历史的态度来看，其危机感的极端膨胀，将成为地区和平的潜在威胁。事实上，日本借助日美同盟机制，已经实现了让自卫队走出国门的目的。日本作为拥有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和较高管理水平的大国，如果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中起积极作用，取得本地区各国的信任与支持，将有利于其实现成为在本地区起主导地位大国的目标。
我们说日本地区战略调整充满变数，首先是指日本地区战略调整将继续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使日本既有“借船出海”的便利，也使日本的地区政策充满可变性。美国在对待日本如何在本地区发挥作用方面的考虑似乎存在矛盾。一方面，美国需要日本的合作，尤其是布什政府目前全力投入“反恐”战争，希望日本在资金、基地及人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美国会为日本的政治大国追求网开一面;[6]另一方面，美国又不愿意看到日本有朝一日主导东亚事务，削弱甚至排除美国的影响力。
其次是中国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其速度大大超出日本的预料，对此日本似乎缺乏心理准备。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势必影响日本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日本希望通过先与其他国家与地区合作，确立优势地位，使中国从属于日本主导的地区秩序。而事实上这种如意算盘已经很难打成。在感到很难直接与日本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情况下，中国便单独与东盟开始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日本学者大桥英夫认为“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东亚经济秩序正在重组”。[7]
再者是日本负担的“历史债务”——战后处理尚未完成;日朝关系正常化与北方领土问题尚未解决;与周边国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分歧——影响了日本在本地区的作用的发挥。
(原载《日本学刊》2004年第6期)
【注释】
[1]日本国际关系学者田中明彦指出，战后日本外交的最大失误就是没能处理好与亚洲邻国的关系。
[2]参见金熙德:《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13页。
[3]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102頁。
[4]人民网2004年10月13日报道，日本驻华公使称“日出任常任理事国”已获45个国家明确支持。
[5]山影進「日本のアセアン政策の変容」、『国際問題』2001年1月号、60頁。
[6]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总统助理哈德利向到访的日本副外相逢泽一郎表示，美国政府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日报网站2004年9月12日)。
[7]大橋英夫「中国対外経済政策の展開」、『国際問題』2003年1月号、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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