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的群体特征

日本文化的群体特征——关于日本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变形

高增杰

在日本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传统文化曾同西方文化发生过激烈冲突，也产生了变形。但是它的一些主要特征不但延续和继承下来，而且在“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本文拟对战后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群体特征与西方文化的冲突、适应和融合做些分析，考察群体特征在现代日本社会生活中得到延续和继承的情况。

一、日本文化的群体特征

日本文化，包括日本人的道德、习俗、心理特征和文化艺术，确不同于西方。单一民族形成的单一文化导致人们具有相同的心理特征，相互易于理解，而且时常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民族和集团的一员。这就形成了日本人对民族、集团的强烈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表现在现实生活的行为模式方面，就是一种强烈的集团归属原则。它有时表现为地域归属，更多地表现为家族归属。

日本人重视群体内部和谐和统一的原则。按照这一行为模式原则，日本的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群体内部各个成员在行动上的一致，尽管其中的某些成员可能需付出一定程度的牺牲。尤其是在对外关系上，群体的成员更易掩盖分歧而表现为共同行动。这种群体内部的统一受到高度重视，以致在某一成员破坏了这种和谐和统一时，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基于这种行为模式，日本的公司或各类机构在选择雇员时，更重视他和同事及集团的“协调性”。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日本人不甚强调个体的特殊功能或突出的侧面，而更为重视自身和其他成员间保持协调关系，以便保持整个群体的统一。

上述行为模式表明，日本文化侧重于强调群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无视个体的利益，相反，群体要保护个体，照顾到个体的利益。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当中，日本人一方面归属集团，约束自身的行为，求得集团的统一，忠诚于所属的集团。另一方面，集团则照顾到其成员的利益，满足他们在生活和其他方面的需求。

日本传统文化的这种群体特征，侧重于强调群体，不同于西方文化，主要是渊源于历史进程的地区性差异。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背景。宗教不仅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西方文化的许多特征。日本的情况则不同。古代日本的固有宗教神道是一种多神教，“山川大地，皆有神灵”，促使人们加深了依赖和融合于自然的真情。而且，纵观日本历史，宗教较早地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政权高于神权。因此，宗教虽然曾影响日本文化的形成，但远不如西方宗教统治造成的影响深远。相反，宗教往往主要用于指导个人的修养。江户时代以后，中国宋朝的理学传入日本，经林罗山及其弟子们著书立说，改造成日本式理学学说，作为幕府官方的思想统治工具，成为指导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重要原则。而且，当它同具有漫长历史的宗法制度结合起来时，以家族为中心的集团意识和伦理道德渐趋稳固。武士集团要求忠诚和受到庇护的原则又与之渗透交织，日本人强调集团归属和维护集团内部和谐的行为模式渐次形成体系，表现出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群体特征。

二、群体特征的变形与继承

近代以来，上述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日本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经历了冲突，也发生了变形与融合。首先是19世纪末叶以来，西方文化涌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实行开国政策，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第二次大规模的文化冲击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战后初期，人们从窒息中解放出来，对于往昔的价值体系和与此关系密切的传统文化也多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由于美军占领，西方文化深入到日本人生活的各个角落。

传统日本文化的群体特征虽然同西方文化发生激烈冲突，但它在与西方文化相遇时表现出来的主要方面，却是群体文化吸收强调个体的西方文化的种种成分，发生变形，两者逐渐融合。这时的文化已经有异于往者的形态，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形。

强调个体的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尽量使集团成员平等，承认个体本身的努力。这在战后日本主要表现为政治生活中等级观念有渐趋淡薄的迹象，在经济上则强调突出个体的作用而减少来自家庭的继承。

然而，日本文化的群体特征尽管吸收了许多与之相对立的因素，发生了变形，但是它确实依然是今天日本人行为模式的重要特色，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得到延续。

首先，日本现代的企业、公司和它的职工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日本职工在他被公司录用以后，就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其原因首先在于工人在大企业可以得到终身雇用的保证。在中小企业，只要企业不倒闭，也基本上不致被解雇。公司除了发给职工工资外，还要给交通、健康、子女等各类补贴，以及提供廉价的膳食和简易的住宅。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集团归属的原则。

在家庭成员的关系方面，父母与子女之间，传统的集团原则更多地重视子女对父母的服从。但是战后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却较多地强调平等。个体特征的文化已在很大程度上深入日本人的家庭生活，导致群体特征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形。

战后，日本制定了高额累进税制度以减少个体在经济上的差距，同时又规定财产继承税高达30%，甚至70%。这样，个体对家庭财产的继承相对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个体作用的色彩。

其次，在人们的社区生活中也顽强地保持着这种集团原则的行为模式。农村的村社组织自不待言，就是在城市的社区，虽然成员来自各地，但还是建有社区居民组织——“町内会”。这些“町内会”往往由一些年长者主持日常事务，传递信息，管理社区内的公共事务，有时还举办一些活动，聚集社区成员交流看法，统一意见。几乎每个“町内会”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町的“祭日”活动。日本式的群体文化在这种城市町区文化中得到了顽强表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协调着社区居民的行动。集团原则在这里也依然生存着。

日本人在集体议决公共事务时，虽然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一些重要原则，但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往往不是日本人喜欢采用的方式。日本人大多是在领导人物提出意见以后，绝大多数人表示支持，形成“一致同意”的结果。战后日本人维持集团和谐的行为模式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个体文化的因素。在这种“满场一致”之前，要进行大量个体间交叉的意见交流和对话。通过这种事前的穿叉式个体交流，使个体的意见得以表达，经过协商，基本上统一认识。这是日本群体文化的一种延续。

这种力求集团统一的行为模式同样也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在政治生活中，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在形成决议时，全体大臣大都一致同意。虽然按规定不同意决议草案的大臣可以辞职，但是战后日本的大臣除引咎辞职或集体辞职以外，从未出现过因固执己见而辞职的现象。这与西方国家中发生的部长因不同意内阁决议而辞职的情况恰成对照，说明了集团和谐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三、群体特征的作用

日本文化的这种群体特征，在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战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过不容忽视的作用。

第一，群体特征的集团归属感，大而言之，就是日本民族的强烈认同感。战后，面对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课题，共同的心理状态易于形成对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导致统一的认识和行动。日本人形容达种状态是在“最高原则”下构成的“命运共同体”。这是集团原则的扩大形态。

第二，群体特征强调集团整体的作用，而不甚强调个体能力的作用。这种行为模式恰恰与近代以来日本经济上面临课题的性质有相一致的地方。由于日本资本主义起步较晚，在科学技术以及生产上可以大量借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果和经验，因此，主要是借鉴经验，消化吸收，大量生产，精益求精。经济发展中这种大量生产恰恰需要较高水平的、均质的群体发挥作用。与此相适应，日本人的集团原则恰恰就是强调个体服从群体，在群体中发挥作用。两相配合，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集团归属感强调集团内部的和谐和统一，这种行为模式带来的好处是易于形成集团的统一行动。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在战后经济恢复以后，劳资关系显得不十分紧张，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日本企业的迅速发展。这种情况与日本文化的集团特征密切相关。日本公司的职员大多有一种心向于所属公司的集团归属感，再加上大企业实行终身雇用制，职工大多要固定在某一公司长期供职，因此每个公司中都有一批“拼命职员”，为公司事业的发展竭忠尽智。这种集团归属的行为模式可以说是日本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潜在因素之一。

第四，日本传统文化的集团特征，在稳定日本社会方面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有人曾经预言，西方文化涌入日本，尤其是在物质生活发生变化和经济水平提高以后，日本也必然会像西方社会一样出现同等水平的社会病态，主要是犯罪增加。但是实际情况说明，尽管西方文化的涌入曾经造成日本社会的动荡，犯罪案件有所增加，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不同，集团特征导致现代日本社会中出现模拟式共同体，企业内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人际交流，社区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人们之间的交往，它们对社会病态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情况并不完全与西方社会一样。

四、结束语

日本文化的这种群体特征是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行为模式，它导致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重视集团的步伐整齐，并且守纪律，易于形成社会的和谐。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群体特征规定的日本人的行为都是欣然乐为，充满着欢乐幸福。它强制个体服从群体，集团原则形成的一致性也包括个体的牺牲。人们经常谈到为保持集团和谐而显露出来的“日本式微笑”。但只有当你看到日本女售货员受到经理训斥而痛哭失声的情景，才能领会她归属公司心理的真谛，理解她向顾客作出的“笑脸”的意义。因此群体特征所规定的日本人的行为模式绝不是令人神往的极乐信条，在它的外侧有无数的制度使这种行为模式得以存在和持续。

此外，日本文化群体特征确有它促进日本社会和谐的一个方面。但是它本身绝不能说明社会的同一。无数次的农民暴动和现代社会中的劳动群众种种形式的斗争，都足以说明日本社会内部充满着对立。但是，如果研究这种暴动或斗争中人的活动，又可以发现群体特征规定各个集团(包括阶级、阶层)行动的作用。因此，日本文化的特征和社会的同一与对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能因此而推导出谬误的结论。

(原载《日本问题》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