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民族主义思潮初析

战后日本民族主义思潮初析

宋益民

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在近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经常利用的思想武器，它在“全民族利益”的名义下推行资产阶级的政策和纲领，追求国家的统一、独立或向外扩张等目的。民族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因此需要做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本文拟略述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一般性质，然后着重论述6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性质。

一

日本战败，对于充满军国主义思想、迷信“皇国不败”的反动阶级来说，是他们整个信仰大厦的倒塌。日本投降前后，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哀求天皇撤回投降诏书未成而剖腹自尽，反动民族主义团体“大东塾”14人集体自杀，这正是一小撮反动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始时感到绝望而演出的最后一幕丑剧。然而，对于那些曾因反战而长年被囚禁的日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来说，却因日本战败使他们重见天日，获得了自由。千百万普通国民虽然程度不同地也受过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但那毕竟是强加于他们的观念，而不是真正的信仰，因此他们很快就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并且渐渐地认识到过去受骗了。

占领时期，盟军司令部实行了民主改革，取缔了战前的反动民族主义团体，其骨干分子受到惩处。因此，这个时期没有出现矛头直接指向占领当局的民族主义思潮。但是，占领当局推行的“民主化”、“非军事化”政策在客观上使左翼力量发展和壮大起来，马克思主义也曾一度风靡学术界和舆论界，使右翼势力深感危机，担心日本“赤化”。另一方面，战败和美军占领也使一些人产生民族虚无主义。久米正雄在《世界春秋》上发表的《日本美州论》一文中写道:“与其用媾和争取独立，不如再前进一步，与美国结成联邦，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倒是更大的幸福!”

1948年美国改变了对日政策，企图把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据点重新扶植起来，加之“冷战”形势日趋严峻，占领时间拖长了，于是包括“保守阵营”和“革新阵营”的几乎所有日本人都为国家的独立而担忧。而当时出任内阁首相的吉田茂利用美国改变对日政策的时机，以允许美军继续留驻日本为交换条件解决了媾和问题，于1951年9月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吉田签订这个“片面和约”(苏、中、印度等国没有参加)后，制定了优先发展经济、外交上向美一边倒和防卫力“渐增”的基本国策。由于这个基本国策是以政治上屈从美国为前提的，而且国家安全几乎完全依靠美军来保卫，因此曾受到保守阵营一部分人的抵制。这个时期，右翼民族主义团体重新组建起来，诸如“东亚联盟同志会”、“大日本爱国党”、“大东塾”、“大日本生产党”等。他们提出了“争取完全独立”、“制定自主宪法”、“重新武装”、“振兴民族正气”等口号，但同时也提出了“反对赤色分子的反美运动”口号。其政治主张大体上同“保守阵营”中反吉田路线的人们一致。

1960年反安保斗争的风暴过后，日本社会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人们的注意力日益转向物质利益，政治热情减弱，群众运动转入低潮。与此同时，由于日本经济上的成功并成为经济大国，社会上新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抬头，执政党也自上而下地鼓吹民族主义、大国主义，并把它作为巩固保守统治、追求新的目标的思想工具。这个思潮今天还在继续发展。从目前的情况看，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新国家主义

战前的国家主义是反动民族主义的发展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宣扬“忠君爱国”、“灭私奉公”，国民要为对外扩张的“圣战”流血牺牲，并要求强化国家机器(如“国家改造运动”)，取消民主政治，排除一切异己，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然而，今天的新国家主义，其性质与战前有所不同。它不是为了对外武装侵略，而是为了加强保守统治，统一民族的思想，以便为达到新的目标创造相应的政治条件。新国家主义主要表现在强化国家观念、宣扬天皇的精神权威、灌输“国防意识”等三个方面。

首先是强化国家观念。中曾根说:“东西古今，无论是从实质上还是从心理上来说。恐怕当今的日本是国家观念最衰退的时代。现在，极而言之，国家观念上淡薄到等于国家根本不存在的程度。”因此，他呼吁全社会，不要把国家和国民对立起来，视为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要求国民信任国家，提高社会责任感。他在“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方针下推行教育改革，要学校对学生加强“道德教育”，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加强国家观念。

战后一段时期，过去曾作为国家象征的太阳旗、《君之代》歌以及靖国神社在日本国民心目中的价值一落千丈。近二三年来，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文部省指示全国中小学要升太阳旗、唱《君之代》歌，政府阁僚们也打破战后的禁忌，公然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目前，自民党提交国会的《国家机密法》，也是一种强化保守统治和国家观念的立法措施。

其次，为了强化国家观念，宣扬天皇的权威，把他作为统一民族的精神支柱重新加以利用。1965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的“中间报告”宣称，“爱日本国就要爱日本国的象征，崇敬天皇与爱日本国是一致的”。更有甚者，还有人要求给天皇恢复对军队的“统帅权”，行使国家元首权力。

再次，灌输“国防意识”。财界的头面人物之一今里广记说:“防卫是国家的基本任务。为了自己保卫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具备誓死保卫的毅力、气慨和士气……要启迪防卫意识，说到底是一个教育问题。”清水几太郎在《日本应该是个国家》一文中说，由于战后日本只发展经济而“轻军事”，日本只是“社会而非国家”。他要求日本不仅成为经济大国，也要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

综上所述，新国家主义为了向国民灌输国家观念，一是抓“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精神权威，一是抓“国防意识”。1970年曾企图挑动自卫队铤而走险、失败后剖腹自杀的右翼文人三岛由纪夫也抓住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他写道:“用光荣的纽带将天皇和军队连结起来是当务之急”。诚然，作为具体政策，各种意见分歧甚大，像清水那样主张日本应做军事大国、搞核武装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较多的人则主张根据“国力和国情”逐渐增加军力，但不走“军事大国化”的道路。

(二)为过去的侵略战争翻案

这是当前民族主义思潮抬头时值得警惕的现象。政府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等反映了这种倾向。在一些文人的笔下，战犯成了“和平主义者”;军部也成了“好当政者”。

1983年，日本上映了电影《东京审判》，这部片子有意识地冲淡过去的侵略罪行，用大量镜头回顾了印度代表帕尔等人为日本战犯开脱罪责的辩护场面，歪曲东京审判是苏美英中等盟国对日“复仇”的“不公道”的审判。

有些人在批判所谓“东京审判史观”的名义下，重新抬出臭名昭著的“大亚细亚主义”，毒化舆论。林房雄于1963年在《中决公论》上连载《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他写道:“日本民族主义的根据要从哪里去找呢?只能从日本帝国时代的日本人与日本国现今的日本人之间恢复历史的一体感中去寻找。”他认为，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苏联人的“帝国主义战争史观”、中国人的“抗日战争史观”都是强加于日本的。现在日本人应根据亲身体验写出“大东亚百年战争史观”。他在这本书中把日本近代史篡改为日本从欧美列强手中保卫和解放亚洲民族的抵抗史，企图论证侵略战争“有功”。

众所周知，自从术户孝允提出“征韩论”以来，日本逐步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侵占朝鲜和台湾，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直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不是做了什么“解放亚洲”的事情，而是同西方列强争夺亚洲殖民地，最后同德、意法西斯结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终至惨败。而“解放亚洲”这个口号是日俄战争前夕兴起的“日本主义”思潮的一个内容，是为了掩盖其侵略目的提出来的欺骗口号。后来由北一辉发动的“国家改造运动”以及大川周明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都继承了这个“兴亚”、“解放亚洲”的口号。今天有些人重弹老调，说过去的战争充满了“兴亚的浪漫”，把日本比作西方列强“狼群中的一只小羊”，则完全是为了粉饰过去的历史。

清水几太郎也宣扬此种谬论，并提出了企图减轻日本侵略罪责的辩护论据:①日本“侵略征服”亚洲各国，不是日本的发明，而是从西方先进国家学来的。②日本为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求得生存，不得不干了“我不下手别人就要下手”干的事情。③日本的行动比起英、荷等国的行动，时间短、规模小。④由于日本的行动，消灭了英、荷等西方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开头承认“侵略征服”，最后又回到“解放亚洲”，自相矛盾。历史证明，日本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争夺亚洲殖民地的战争中，不仅同西方列强同属一类，而且还表现得更贪婪、更残暴。

由上可见，新民族主义思潮中确有一股逆流，粉饰或肯定过去的侵略战争，继续散布早已被历史批驳的“大亚细亚主义”。我们既要看到这是今日兴起的大国主义思潮所泛起的历史沉渣，也要看到它在今天所起的毒害作用。

二

新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有其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国际上的各种原因。

1.日本成为经济大国，是滋长民族优越感和激发“大国意识”的物质基础。近百年来，日本民族一直在追赶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战前半个多世纪，以强兵求国富，没有达到目的;但战后短短20余年，经过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终于实现了赶超先进国家的目标，1966～1968年先后赶上了法、英、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2.新中间阶层的“小康和平”思想的蔓延，是接受“护国”主义的群众思想基础。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松下圭一提出了“大众社会”理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民社会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即所谓“大众社会”;在这里，社会并不出现两极分化，反而趋向“平均化”，在劳动者中间出现了庞大的“新中间阶层”。这个理论的正确与否另当别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新中间阶层是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这些人安于自己的小康生活，不希望出现社会动荡;他们渴求持久和平，要求保卫既得利益。这种“小康和平”思想，通过日本人的“一村一家”、“一厂一家”的群体观念，很容易转化为民族主义思潮，接受“护国”主张。

3.1960年反安保斗争风暴过后，在学术界和舆论界肯定现存制度而批判战后进步思想的风气与日俱增，有些过去曾经是进步的文化人转向保守主义，汇入鼓吹“国家利益”、民族主义的队伍。群众运动受挫。加之池田、佐藤内阁时期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国民收入倍增”，事实肯定了吉田的基本国策以及《日美安全条约》所起的某种积极作用。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于1963～1967年在《中央公论》连载了《宰相吉田茂》，高度评价了吉田茂的历史功绩。他正视以实力均衡维持和平的现实，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肯定了吉田基本国策与日美安保体制，批判了社会党的“非武装中立”政策以及支持这个政策的学术界代表人物东京大学教授坂本义和的观点。

4.受到苏联的威胁和美国要求日本增加军费的压力是激发日本“国防意识”的外部原因。从50年代初以来，美国给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重新武装、增加军费。但是，那时的情况同60年代以后不同，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以后，对这个问题就必须加以认真考虑了。60年代末，由于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失利，尼克松曾表示要从亚洲撤退，并要求日本扩军填补其空白。对此，佐藤政府曾制定过“自主防卫”政策，中曾根于1967年也曾提出废除《日美安全条约》、实行“自主防卫”的主张。但是，由于这个政策和自民党头面人物的一些言论招致亚洲各国的批判和美国的怀疑而最终流产，又回到了以日美安保体制为主的既定方针上来。1978年以后，卡特政权后期调整了全球战略，在欧洲增加部署战略核武器，使其装备现代化，同时对日本施加压力。美国舆论批判日本“白乘安全车”、甘愿做“经济动物”而不愿承担责任，日美之间产生了所谓“防务摩擦”。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局势趋于严峻。在这种形势下，自民党内不少人要求增加军费，强调日本作为西方国家成员而分担防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极少数人则走得更远，要求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发展核武器。“防务摩擦”引起了日本国内的“防务论争”。大平内阁时期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就是这场“防务摩擦”和“防务论争”的产物。

综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步抬头的新民族主义思潮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最基本的原因乃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地位发生了变化。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开始寻求新的目标，这就要在国内统一思想，在国际上提高自己的地位。这是新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其他因素则是内部的和外部的条件。

(原载《日本问题》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