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叶利钦时代的若干思考

关于叶利钦时代的若干思考

潘德礼　许志新

新俄罗斯已走过整整十年的历程。俄罗斯的这十年明显分为两个发展阶段:1992~1999年的八年为“叶利钦时代”，2000年之后的两年进入“普京时代”。在对这十年进行总结时，叶利钦时代无疑是重点。

叶利钦时代对俄罗斯民族来说是惨烈的。在经济上，与苏联解体前的俄罗斯相比，1999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近50%，降幅远远大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大危机，甚至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破坏，人民生活陷入普遍贫困。在政治上，在向西方民主制度转变之中和之后，相伴而来的是激烈的社会冲突、民族纷争、权力拼杀、阴谋和流血，俄罗斯成了政治角逐的大舞台，社会持续动荡。在国际上，俄国人希冀通过加入西方阵营来实现自身利益，但西方却对俄罗斯施加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并从地缘政治上对它进行挤压，与苏联时期的鼎盛相比，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急剧衰落。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惨烈的变化，学术界虽已多有讨论，但尚有一些深入的问题未获解决。本文作为探讨之一，试图从对叶利钦时代的基本评价入手，进而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最后对其教训做一些理论性思考。

一、对叶利钦时代的基本评价

2001年12月叶利钦对俄罗斯电视台《明镜》电视节目发表谈话，对其八年的总统生涯做了自我评价:他“作为俄罗斯的首任总统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他犯过“策略性”错误，“不是所有决定都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犯影响到俄罗斯历史和其发展的战略性错误”；正是在他的任内，“俄罗斯走上了正确道路，它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如果他不坚信改革不可逆转，是不会自动退职的。然而，大多数人并不同意他的这种评价。

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总统辞职，这为俄罗斯人从执政者的角度（不再是仅仅从民间角度）评价叶利钦时代提供了可能，继任者的前进轨迹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普京说:“过去的十年，对俄罗斯来说是变化巨大的十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革命的十年。”^[1]同时他又指出:“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2]普京上任以来对过去政策所做的大幅度调整和修正，可视为从实践上对叶利钦时期许多做法的否定。如果更深入地研究普京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还会发现他的出发点与叶利钦有着质的不同，这一点我们不去详谈。

对叶利钦上任时所承接的政治遗产与他离任时所留给其后任的“财富”这两者进行比较，可提供另一个参照系，从中能够看到叶利钦值得骄傲并可以留给后人的是什么。正如曾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委员会成员的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所说:“叶利钦在离开自己位子时留给自己继承人的，是一个多少已经得到巩固的政权，是社会和政治精英集团的心态已发生有利于加强国家、军队和联邦关系的转折，是已经出现的要结束俄罗斯国家的新封建主义分散状态的决心，是站在弗拉基米尔·普京身后的一个在政治上相对团结的阶层，这批人拥有占压倒优势的行政、信息和金融资源来保证普京可在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这里还应加上一种政治资源，那就是杜马中的大多数能支持执行权力机构和克里姆林宫，这种资源是叶利钦总统在他整个执政年代中都不曾有过的……在国家建制这个方面，叶利钦交到普京手里的机构体制要比他自己在1991年时得到的那个机构体制有效得多了。”^[3]这些就是叶利钦时期为数不多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社会政治领域。而在经济上则很少有人能够做出正面的举证。普京所说的国家“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主要是指经济大衰退以及由经济状况所引发的各种危机事态。

有人认为:尽管经济上很难做出正面举证，但在政治上叶利钦时期取得了巩固民主化的成果。这是对叶利钦时代进行评价时的主要争论焦点。如何看待这一时期俄罗斯改造所取得的政治成果，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俄罗斯十年转轨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整个国家发生了制度性、根本性变化。但是，衡量一种社会制度的变化是进步还是倒退，最基本的标准是看其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或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以此为标准，不能不得出两点基本的结论:（1）由于叶利钦时期社会变革付出的代价极其惨烈，这种变革总体上是不成功的；（2）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政治成果并没有有效地促进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相反，频繁的政治斗争对社会发展有着严重的负面效应。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对比苏联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叶利钦时代的“功劳”不在于它取得了多少成绩，而在于它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现在国家绝大多数居民在同等程度上消极评价旧的‘极权’现实和新的‘民主’现实。但是，在对这两者进行必择其一的选择时，无疑偏重于后者。”^[4]这里不是说新的民主制取得了多少进步，或者现实有多么美好，对“极权”与“民主”的评价是同等消极的，这只说明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愿意回到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出路的过去，仅此而已。然而，在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现时代，一个国家耗费近十年的时间纠缠于政治斗争，而任凭经济长期衰退，就算它取得了某些政治变革成果（如民主化的加强），这些成果又有多少意义？

俄罗斯以一种激进的、革命的方式破坏了僵化的苏维埃制度，试图按照西方的范式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制度，这种建设过程至今远未完结。也就是说，俄罗斯在较短时间里完成了破坏旧制度的任务，然而建立新制度的历程却异常艰难和漫长。在这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社会付出了经济下滑、国力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惨重代价。对于普遍贫困的俄罗斯人民来说，他们享受到的“民主成果”是否过于“奢侈”？

更可悲的是，俄罗斯耗费十年时间取得的民主成果实际是很有限的，现实的情况是:俄罗斯建立的是大权独揽的“总统集权制”，议会权力相对很小，无法形成真正的权力制衡；司法权从属于执行权力，其独立性受到严重干扰；舆论工具被权力和金钱所操纵；党派利益、集团利益至上，严重干扰了决策的科学化；国家的政治进程和经济活动实际控制在一小撮人手中；权力与金钱的交换、腐败和利益的私相授受仍是社会普遍现象。这一切都说明，在一个没有民主经济基础、也没有民主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真正的健全的民主制。

激进的政治经济变革造成社会结构剧烈而巨大的变化，相当多的居民沦入赤贫阶层，成为政府政策的受害者，成为反对派的社会基础。而靠政权扶持、培育起来的私有者阶层从整体上说又十分软弱、自私、贪婪，难当支撑国家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叶利钦时期政治斗争无休无止的原因所在。这种政治斗争与其说是民主的反映，不如说是社会分裂的表现。

总之，叶利钦时代是俄罗斯民族近300年历史中最暗淡的时期之一。

二、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

上述基本评价一旦成立，下面的问题便接踵而至:既然十年来俄罗斯国家和民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那么，它所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社会转轨道路？它为何选择这样的发展道路？这种选择的必然性何在？

概括地说，俄罗斯走的是一条以政治为中心、政治改革优先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俄罗斯“民主派”是在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经过激烈政治斗争执掌国家政权的，在他们夺取政权后政治斗争的硝烟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更加炽盛。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面对依然强大的传统社会结构，“民主派”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保住和巩固政权。在此背景下，叶利钦政权采取的政治改制、经济改革、外交“倒向西方”等一系列战略措施，都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作为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代表，“民主派”天真地以为，只要照搬西方的自由市场模式，就能够在短时间（比如说“500天”）内摆脱苏联晚期形成的尖锐的经济危机，实现俄罗斯民族的快速振兴。激进的、“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方案应运而生了，它不仅可以使俄罗斯社会一夜间迈入梦寐以求的被寄予无限遐想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且还可以根本铲除苏维埃制度赖以生长的土壤——公有制，摧毁旧的社会结构，通过私有者阶层的发育与成长来构筑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最终取得对“共产主义势力”的彻底胜利。简而言之，俄罗斯走上激进的转轨道路是由当时尖锐的经济危机、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社会主流意识决定的，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使这种道路选择具有必然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道路选择问题上社会主流意识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90年代初的俄罗斯，否定苏维埃70年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不仅是“民主派”，而且已成为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这是俄罗斯“民主派”何以能够夺取政权的基本原因之一。苏联解体所遗留下来的深重危机和社会主流意识大大限制了俄罗斯的选择余地。“……到1991年年底，总统和这个班子对经济政策方针的各种实际方案所能进行的选择已经是相当有限的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不能选择，比如说不能选择中国的改革方案，不能采用施行渐进措施的那种办法了。正如盖达尔有一次正确指出的，要这样做，就需要有另一种更强有力的政权和调整好的国家领导经济的体制。而这样的政权和体制实际上在同联盟中央斗争的过程中已经被破坏了”。^[5]这种情况使得俄罗斯长期不能摆脱政治和社会意识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激进的、“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方案的实施导致国民经济的大崩溃，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反而使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俄罗斯陷入了经济与政治相互制约而非相互促进的“怪圈”。经济的崩溃使叶利钦政权岌岌可危。经过激烈对抗，以1993年十月流血事件为界碑，俄罗斯“民主派”终于巩固了权力，确立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政治改革基本完成。但是，随着叶利钦权力的巩固，其错误的社会经济政策也变得不可逆转。国家经济形势的每况愈下，反过来又为新一轮政治斗争提供了基础。因此，如何保住政权是叶利钦执政八年中始终面对的首要问题，为此不惜牺牲经济。由此就不难理解:叶利钦何以不管经济（交由政府去管），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斗争和政治权术；当着发生社会危机时，叶利钦往往指责政府经济工作不力，通过换将方式洗脱他作为总统应负的责任。政治上变来变去，“政治地震”频仍，成为叶利钦时代的一大特色，这也是人们把俄罗斯的转轨道路概括为政治改革优先的原因所在，但这种“政治改革优先”不过是“保住政权优先”的代名词。

说叶利钦不重视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他很清楚搞好经济的重要性。在取得了对苏联中央的胜利后，他立即推行“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幻想着经济的快速振兴。1996年大选获胜、再次赢得执政时间后，他很快任命了两位新人为政府副总理，试图借“年轻改革家”的冲劲推动新一轮经济改革。但是，经济改革基本方针的错误以及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他的所有设想化为泡影。当着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严重威胁到他的政治地位时，他不得不为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而竭力拼杀。人们说叶利钦善于玩弄政治，实际上是他欲罢而不能。

俄罗斯正是在这种政治影响经济、经济反过来为政治斗争提供契机的怪圈中度过艰难的八年。这就是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一条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发展道路。

有人认为:尽管叶利钦时代存在种种问题，但他对俄罗斯社会的改造为今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一旦俄罗斯缓过气来，它将步入快速发展时期。这是评价叶利钦时代的另一引起争论的观点。这一观点很难成立。俄罗斯经济发展整整耽误了八年时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八年的耽误将使它付出巨大代价。巨额债务，已大大落后的生产能力，使俄罗斯当前的复兴之路极其艰难。经济技术水平的落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畸形化，投资匮乏而导致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大量老化，也将严重影响它的长远发展。目前俄罗斯只能以原料出口参与国际分工。^[6]由于在越来越开放的世界经济环境里闭关锁国的单独发展已不可能，俄罗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长期处于不利地位。

我们否定俄罗斯的发展道路，指出它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但不否认俄罗斯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有积极意义的成果，不否定特别是在政治、社会民主方面取得的有限进步。“勾画俄罗斯今天贫困下的最黑暗画面并不难，许多人对此都做了成功的描述。自由派改革和‘休克’疗法，导致大部分居民陷入贫困，许多人沦为赤贫。改革者们没有医治好国家，不过他们也没有把国家毁灭掉。令许多人惊奇的是，经济衰落和90年代经济危机在俄罗斯并没有引发社会动荡”。^[7]应当说，尽管经济上鲜有业绩可言，但俄罗斯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民主方面的有限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制度“钢性”问题，增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

三、关于“叶利钦现象”

叶利钦时代政治经济危机频仍，其执政业绩乏善可陈，在他执政的中后期越来越多的民众和党派对其统治不满，“倒叶”呼声日益高涨，他的支持率极低。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不仅赢得了1996年总统大选，牢牢地控制着大局，而且始终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甚至从容地安排“身后事”，并最终以一个“坚定的民主战士”身姿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和平转让了国家最高权力，全身而退。这一切构成了当代世界史中极其特殊的“叶利钦现象”。这一现象决不是单单用叶利钦其人善于玩弄权术所能解释的。

“叶利钦现象”的发生并非偶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

叶利钦是一个具有下列特点的总统:

第一，叶利钦是俄罗斯民族处于探索时期的总统，他的矛盾性实际表达了民族发展中的彷徨。经过了70多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实践之后，俄罗斯开始重新寻找民族振兴的道路，但道路何在呢？没有人能够做出准确的回答。俄罗斯人的悲剧在于，他们一夜间告别了过去，却不知道今后路在何方；他们向往西方，却不知道如何从此岸达到彼岸。作为这一时期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叶利钦必然要按照他自己的理想和设计来建设未来，全盘仿效西方模式是他的选择。尽管叶利钦在政策选择上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在是继续前进或是向后倒退的问题上，俄罗斯大多数居民仍然选择了他。从这个意义上讲，叶利钦的悲剧实质是俄罗斯民族的悲剧。

第二，从所持的立场和所选择的民族振兴道路来看，叶利钦是一个党派的总统，而不是“全民总统”。叶利钦“改造”俄罗斯的方案，所追求的目标，都说明他是一个有着鲜明政治色彩的总统。叶利钦作为苏共的“叛逆者”，对苏维埃制度、苏联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建设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他以彻底改造社会为己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在实践上他所追求的是彻头彻尾的西方式发展道路，为此竭力培植私有者阶层，巩固新生的“民主派”政权。这种激进的选择一方面加剧了社会政治斗争，使他深陷党派斗争的旋涡，从而模糊了作为总统的全社会职能；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彻底否定过去的选择最终使他保住了权力，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回到过去是没有出路的，他们对苏联时期的停滞和危机还记忆犹新。从这一点来看，与所有政治领袖人物一样，叶利钦的错误和正确是并存的，他的目标或许符合多数人的意愿，但错在道路的选择。对于一个处于探索期的民族来说，产生叶利钦这样一位充满错误和矛盾的领袖人物，恰好表现出身处探索期的民族的不成熟性。

第三，从所选择的改革方式和手段上看，叶利钦是一个“革命式”的总统。由于叶利钦事实上的党派总统身份，使得他所坚持的“改革”战略往往得不到多数党派和议会多数的支持，而不得不采取“革命”的方式推行“改革”方针，即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以激进的方式迅速贯彻各项改革政策，并通过不断改组政府来“校正”方向，使其不偏离他所认为的正确轨道。但是，这种“革命”而非改良的方式不能不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

第四，从领导和统治方式上看，叶利钦是一个大权独揽的总统。叶利钦虽然是俄罗斯“民主派”的领袖，但在国家政治决策甚至管理方面并没有被“民主”束缚住手脚。新俄罗斯初期，当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对总统、政府形成掣肘时，他感觉到当初夺取政权时的民主口号无助于高层决策和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管理，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依靠他所代表的社会政治力量，依靠他所掌握的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于1993年一举摧毁了残存的苏维埃制度，通过了新宪法，确立了总统集权体制，为他后来的政治作为奠定了法律基础。在后来的执政年月里，叶利钦致力于加强国家最高权力，以政权的力量统一全民意志，尽管有时迫于反对派的压力会做出一些让步，但这些让步无损于他统治的大局。

“叶利钦现象”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象，它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叶利钦所代表的是那些希望以西方为楷模、以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为方向的政治力量，而且这种道路选择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符合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意识。随着转轨代价日益沉重，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这条发展道路产生怀疑，社会主流意识开始分化，而这时权力地位已经得到巩固的统治者仍然在强行推进其既定的战略，这是叶利钦时代政治斗争持续不断的基本原因之一。之所以没有发生大的政治逆转，叶利钦能够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并控制着全局，一方面是1993年俄罗斯宪法起到了保持政权结构稳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会主流意识的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也就是说，社会矛盾还没有激化到爆发大规模抗议的程度。

不容轻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叶利钦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俄罗斯政治舞台的巅峰长达八年而不倒，左派共产党人“帮了大忙”。在这一时期里，唯一能够对叶利钦构成挑战的政治力量是左派共产党人，而左派共产党人并没有提出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而是缅怀过去，力图恢复传统制度。这就使俄罗斯社会面临着建立新制度和恢复旧制度的两种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的获胜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无人能够取代叶利钦的条件下，“叶利钦现象”的发生和延续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现象所代表的种种问题和错误也就是俄罗斯民族在其发展进程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四、进一步的思考

在对叶利钦时代的探讨中，我们对下列问题做了思考。

（一）“革命”与“改良”

“革命”与“改良”已是老生常谈，这里仅针对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实例强调两点:①在俄罗斯转轨问题上是采用激进变革的革命方式，还是采用渐进的温和的改良方式，最初曾存在着这两种基本选择。以叶利钦为首的执政集团选择前者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的，有其历史必然性，这点我们在前面已做了说明。②这种激进变革的革命方式直接导致了一系列悲剧性后果。俄罗斯的激进变革具有两重性:一是在基本方面具有“民主式革命”特性。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尽管社会结构尚未发生质的变化，夺取俄罗斯大权的“民主派”就已开始实行三权分立制度，苏联解体后则迅即推动激进的经济改革，因此这是一种先搞民主后改经济、在民主的前提下推动的变革；二是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暴力革命”特性，如1993年10月发生流血事件，国家行政权力与议会权力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得不通过暴力获得解决。从时间沿革上看，最初俄罗斯建立民主制时，鉴于主要任务是对抗苏联中央，并没有从宪法上解决大权归属问题，当着激进的经济改革使社会矛盾高度激化时，形成了“民主派”执掌行政权力和左派控制议会权力两大相互对峙的权力中心，夺权斗争白热化，最后演变为暴力事件。但是暴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1996年你死我活、动人心魄的总统大选，1998~1999年议会与总统围绕政府总理人选的反复较量，都是后来社会矛盾在权力领域的突出反映。事态发展的逻辑关系表明，激进的政治变革导致激进的经济变革，进而激进的政治尤其是经济变革又成为后续一系列事态发展的祸根，它搞乱了经济，加剧了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大分化，引发了长期而激烈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政治斗争。我们的看法是:社会转轨很难在分裂的社会中正常运行；因此它应以确保经济改革的成效为前提，提高居民对改革的认同感，增强社会对进一步改革的承受力，这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革命式”变革则是以打碎传统社会关系为前提，因而是危险的，不可取的。

（二）“民主式革命”

我们说“民主式革命”，而不说“民主革命”，是为了避免二者的混淆。通常所说的“民主革命”从广义上是指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是新旧制度的转换；从狭义上是指对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造。这里所说的“民主式革命”则是指以民主方式推动的革命，是一种社会转轨方式。俄罗斯的“民主革命”任务，即苏维埃制度向三权分立制度转变，早在苏联解体之时就已基本完成，此后执政的“民主派”所开展的革命——激进变革，基本是以民主方式进行的。我们强调俄罗斯的转轨是一场“民主式革命”，是因为:其落点是革命即激进变革，但前提是尊重民主制度原则，革命是在民主制度下按程序推动的。理由是:①叶利钦政权的激进变革和一系列重大社会改革措施，都是经过议会同意，个别时候还是经过全民公决的，变革遵循了民主程序。②1993年10月暴力流血事件是两大权力中心矛盾激化的结果，它仅发生在社会变革的早期，暴力手段并没有贯穿于整个变革过程。何况，1993年10月流血事件的直接发难者是议会反对派，而非政府。③叶利钦后来的大权独揽基本没有超出（新）宪法即法律允许的范围，当然这仅是从大体而言，违背法律的私下交易任何政权都是无法避免的。④叶利钦对反对派总体上是宽容的，如他虽然不满国家杜马通过对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的领导者和1993年10月事件的发起者等反对派的大赦令，但毕竟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并迅速接过“民族和睦”的旗帜，在重创了反对派之后仍然能够允许左派共产党人活动，这些人都是叶利钦的死敌，对他的执政构成了长期威胁。⑤面对舆论的大量指责和嘲讽，叶利钦虽然痛心疾首，但始终容忍，认为不能因一己之私愤而破坏民主原则。^[9]

尽管有上述种种，但从社会转轨的宏观角度看，“民主”与“革命”却是难以兼容的。民主的内涵之一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妥协，因此民主应与兼顾各方利益的渐进式变革相对应；集权或相对集权则应与革命式变革相对应。顺便指出，从世界范围的发展类型看，相对集权与渐进式变革也是可以对应的。对于像俄罗斯这样在独立之初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就已高度尖锐的社会，不论是走激进变革之路，还是走渐进变革之路，实际上所需要的都是政治上相对集权，否则就会出现并果然出现各方利益纷争不已的局面，社会转轨所必需的社会管理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不可能从纷争不已的民主中得到。对于俄罗斯的社会转轨，如果说革命——激进式变革是行不通的，那么“民主式革命”则更是行不通的。我们的看法是:正是“民主式革命”内在的自相矛盾性决定了叶利钦时代社会转轨实践的矛盾性；叶利钦的悲剧在于，他既想恪守民主，又想搞革命，结果使自己深陷矛盾的旋涡。

（三）关于民主制的社会基础

民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应当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这里我们不去重复耳熟能详的“民主即专政”、“民主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的论点。当代的民主制度从本质上讲是法制社会，它以财产私有、所有制的多样性进而利益的多元化为基础。社会的细胞——公民为权力的本源，公民同时赋予少数精英管理社会的权力，公民（包括由公民组成的企业等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都需要用“契约方式”——法律加以明确和规范。因此，没有利益的多元化及其基础——财产私有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样性，法制就是不必要的，或者法律最多成为“人制”的附属物，民主制度便无从建立。俄罗斯的发展道路是反其道而行之，它在不具备民主经济基础的条件下通过上层革命方式率先建立了民主制。

俄罗斯先立民主、后改经济的做法产生了两方面问题。第一，俄罗斯的民主制是脆弱的。“民主派”上台并建立三权分立制度后，面对的仍是十分强大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他们迅即采取的“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和大规模私有化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打破传统结构，培植出广大的所有者阶层。这种改革很快便造成政治混乱，一是因为它严重伤及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二是因为缺乏稳定的支持者，所有者阶层的壮大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民主派”的统治陷入了危机，它曾两度面临“翻车”危险，一次是1993年10月与议会反对派的政治摊牌，另一次是1996年大选。回顾1996年总统选举，假如没有西方和国内“暴发户”的金钱支持，没有国家机器的全力配合，没有对舆论工具的全面操控，究竟鹿死谁手，殊难预料。那么，“民主派”的统治是靠什么支撑过来的呢？靠社会主流意识！靠人们对旧制度的否定和对西方“美好社会”的憧憬，靠“倒退没有出路”的价值判断。在“倒退没有出路”的背后，不难发现人们要在前进中寻求利益实现这一最终的决定因素。然而，两度差点“翻车”的风险暴露了这种主要靠理念支撑的民主制是何等脆弱。第二，俄罗斯的民主制是似是而非的。它照搬西方，但与西方的民主制貌似神非。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俄罗斯民主制的种种缺陷，它所建立的民主制更多的是程式性民主，远非实质性民主。何以如此，是因为在打破传统结构的过程中一切都处于动荡状态，在新的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尚未确立之前，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契约关系”，需要什么样的法制规范，一切都是不定的、混沌不清的。挪用西方的法律不符合俄罗斯国情。而按照本国混乱的国情，特别是在政治仍起决定作用、权力斗争长期化条件下，其民主制度建设也只能是服从于政治需要和混乱的。我们的看法是:俄罗斯的转轨道路是一条颠倒的发展道路，它是在不具备民主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先建立了民主制，再靠民主制去推动社会经济基础的建设；正是这种颠倒，产生了这条转轨道路的复杂性、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

（四）“相对集权”与“赶超经济”

俄罗斯国情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居民受教育程度高。知识阶层在天性上倾向于民主。在经历了苏联几十年的高度集权统治后，人们更是对集权制怀有心理排斥，因而民主制建设成为首要目的。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是可以因条件而相互转化的。但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民族发展利益显然高于民主利益，相对于前者民主只能处于从属和服务的地位，因此民主是手段。同理，集权也是手段。我们这里提“相对集权”是为了与“高度集权”相区别，因为后者往往等同于个人专权。

俄罗斯变革的根本原因是其经济发展陷入了停滞和危机，在与先进国家的比较（竞赛）中落后了，变革的目的是为了赶上先进国家。因此，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原本具有“赶超经济”性质。从制定“500天计划”开始到实施“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俄罗斯人幻想着在短时间内振兴经济并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失败缘于改革方针的错误，但这同时也表明“赶超经济”所需要的超常经济发展环境是民主制所难以提供的。民主制寻求的是不同利益的妥协，是平衡发展，一般来讲，它能够提供正常的经济发展环境。但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强行建立民主制，势必造成社会的分化和纷争不已的局面，很可能连正常的经济发展环境也无法形成，俄罗斯的实例就说明了这一点。“赶超经济”要求国家必须把有限的资源用于主要方向，有时为了全局利益不得不牺牲局部利益，为了长远利益不得不牺牲眼前利益，如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没有相对集权，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世界发展的实例证明，只有在相对集权的条件下才能为“赶超经济”创造出超常的经济发展环境。

社会发展有其本身的规律。我们说俄罗斯的民主制并非纯粹的民主制，原因之一就是它同时带有集权制特点。1993年的宪法赋予总统过高的权限，表面上看这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实际上这也是社会发展本身的要求。由于叶利钦本人的价值取向，以及他太看重头上的“俄罗斯民主之父”光环，他不可能结束民主制所带来的混乱。以“强人”形象上台的普京，为了实现强国目标，开始向相对集权回归。他整肃地方、打击寡头、控制舆论、建立议会多数（“政权党”），他上台两年来在政治领域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加强中央权力，结束政治纷争，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普京的困难在于缺少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贯彻其意志，因此他倾向于更多地启用自己的战友——克格勃工作人员和圣彼得堡“乡党”。

总之，我们的看法是:对于落后的、需要在经济上赶超的国家来说，要建立超常的经济发展环境，相对集权是必要的；俄罗斯的实例证明，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实行民主制，连正常的经济发展环境也难以形成。同时应该指出的是，民主始终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代表着进步的方向。俄罗斯的教训告诉我们，真正的民主需要国家上层和普通民众经过共同的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

（原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4期）

【注释】

[1]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2001年国情咨文，见［俄］《俄罗斯报》2001年4月4日。

[2]［俄］弗拉基米尔·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3]［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著、徐葵等译:《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页。

[4]［俄］Г.В.奥西波夫:《俄罗斯改革的当前任务》，莫斯科2000年版，第6页。

[5]［俄］М.皮斯科京:《向市场过渡与国家》，载《社会科学与当代》1993年第4期。

[6]根据2001年年底统计，在俄罗斯的出口结构中，能源和其他原材料出口占90%。

[7]［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桂香等译:《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13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9]叶利钦在其自传《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鲍里斯·叶利钦著，曹缦西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中对自己这种痛苦心态做了生动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