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蔓延与节约型城市建设

城市蔓延与节约型城市建设

袁晓勐

一、城市蔓延及其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了所谓的边缘城市（edge city）^[1]郊区城市化模式，相应地也就出现了边缘城市主义（Edged Urbanism）这一词汇。边缘城市是美国城市的郊区化阶段（Suburbanization）以及1960～1970年郊区购物中心大规模化阶段（malling of American）之后，1980年伴随着小汽车的快速普及而出现的一种郊外城市开发阶段。“边缘城市主义”的弊端同它的好处一样明显。尤其是进入1990年以来，其带来的城市蔓延（Urban sprawl）越来越让人不能容忍。城市蔓延是指一种低密度的、依赖交通工具而发展起来的居住模式（Dowling，2000），即侵入了工作与服务范围以外的乡村与未开发地区（Chen，2000）。城市蔓延造成了交通拥挤，城市内部出现阶层与种族分化和郊区孤立，缺少社区氛围等社会、经济、环境后果（Raad、Kenworthy，1998；Dowling，2000）。相比较而言，美国城市受到城市蔓延的影响比加拿大更加严重（Parfray，1999；Baker，2000；Sierra Club，2000）。“新城市主义”应运而生，它并非来自于乌托邦式的构想，而是针对美国几十年来的城市蔓延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做出了切实回应。

（一）“新城市主义”

“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2]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于美国兴起的再造城市社区活力的设计理论和社会思潮，属于城市设计范畴。它是对美国社区传统的复兴，所以又被称为“新传统主义”（New Traditional）。

关于“新城市主义”的价值取向、行动纲领以及设计原则，在《新城市主义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New Urbanism）^[3]中已经阐述得很清楚，近年来国内也对其进行了多角度地解读（邹兵，2000；桂丹、毛其智，2000；王慧，2002；刘昌寿、沈清基，2002；胡刚、姚士谋、房国坤，2002；单皓，2003；润敏，2005）。“新城市主义”以社区为基本尺度，^[4]提供了一种创造场所的新语言。衡量社区尺度的单位是步行而非汽车。简单地说，“新城市主义”理想中的城市形态和城市生活要具有组分、功能、形态和文化的多样性（Diversity）、建筑和活动的高密度（Density）以及交流的便利（Connectivity）。它创造的紧凑型社区取代了无序蔓延的郊区模式，减少了对土地的浪费和小汽车的使用，缓解交通拥挤，节省能源。近十余年来，“新城市主义”进行了大量实践，可以说相当成功，其原因既有“新城市主义”自身的优越性，也有其倡导者中不乏很优秀的策划、设计和推广人才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种种原因，“新城市主义”于引进之初便在中国遭遇了严重的误读。例如王受之先生在其很有影响^[5]的著作《世界现代建筑史》中这样写道:“新都市主义（Neo Urbanism）^[6]的主要内容是要恢复旧的城市面貌和功能，使城市重新成为人们集中居住、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所谓‘新都市主义’的核心，是以现代需求改造旧城市的市中心精华部分，使之具有符合当代人需求的新功能，但是要保持旧的面貌，特别是旧城市的尺度、建筑面貌和建筑之间的关系。设计的方式是基本不进行新建，而采用在旧建筑基础上的重建、改建、修饰的方法，保留旧建筑的完整面貌，也保留旧城市的完整旧面貌，而赋予它新的功能内容，为当代人服务。”（王受之，1999）王受之先生对“新城市主义”的解读显然是有问题的，很有可能是望文生义的理解。糟糕的是，其后的一些研究者继续着这样的错误（欧靖，2001）。误读不仅发生在理论研究方面，正如高雅的台球初到中国变成了街边的玩意儿，“新城市主义”的实践也有此类境遇。地产商们发现其中蕴含的商业价值而大肆炒作，发明了诸如“新都市主义”、“新城市生活主义”等似是而非的噱头。^[7]

（二）精明增长

在“新城市主义”大行其道的同时，北美出现了“精明增长”（SmartGrowth，也被称为理性增长）的规划思潮。2000年，美国规划协会联合60家公共团体组成了“美国精明增长联盟”（Smart Growth America）。针对城市蔓延，精明增长理论提出了十项规划原则，^[8]核心内容是: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加强对现有社区的重建，重新开发废弃、污染工业用地，以节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城市建设相对集中，密集组团，生活和就业单元尽量拉近距离，减少基础设施、房屋建设和使用成本。其中，住宅区、办公场所和商贸用地交错布局，都集中在城市中心是精明增长的提倡者们最为关心的内容。“精明增长”不是指不增长，而是划定了城市增长的边界范围（ULI，1999）。

同新城市主义的遭遇一样，“精明增长”在国内也被误读，不但已然成为各种媒体上热捧的字眼，不仅成为政府官员的口头禅，还广泛地出现在各级政府制定的中长期规划——主要是经济规划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中，应用于城市规划的场合反倒较少，似乎用错了地方，而且其含义基本上等同于以前常用的“集约型发展”，看来中国式的“精明增长”还是望文生义、主观臆想和以讹传讹的结果，其如此受青睐的原因只不过是它更加时髦和朗朗上口。

“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所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即urban sprawl，二者在基本原则上也大同小异。尽管从发源上看，“新城市主义”比“精明增长”要早，但看不出二者存在亲缘关系，应该是由两条线索分别发展而来。它们不是纯粹的“主义”或“理念”，却混合着理念、原则、方法和政策，既有理想成分，也有实操内容。不过“新城市主义”侧重于城市设计，属于物质层面；“精明增长”更像是规划思潮，偏重于政策。

二、对“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思考

国内不乏有些规划师和建筑师言必称“新城市主义”，这和某些官员口中不离“精明增长”一样，囫囵吞枣，卖弄玄虚。美国人所津津乐道的“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在欧洲规划理论家的眼中却有些幼稚，认为此等理论不过是拾欧洲国家一向遵循的紧凑发展原则的牙慧。美国的城市确实不如欧洲城市那样内敛和精致。但不能就此否认“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中所蕴涵的积极意义和先进方法。关于这些积极意义和方法，在前文提到的文献中已经多有涉及，不再赘述。笔者思考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一）城市功能与秩序

从“乌托邦”到“花园城市”，人们努力构想并建造理想城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也曾设想城市能够成为巨大的工厂，实现工业化之梦。时至今日，我们对城市的功能有了更深的理解，城市不仅是人类知识的汇聚、交流和创新的载体，而且担负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使命，同样决定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能否和谐共存，相比之下，城市的经济职能已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主张体现了现代城市规划对城市功能的理解。空间结构紧凑，便于提供人与人平等交流的场所，并不过分追求秩序，井井有条、一板一眼的城市不合他们的口味，城市需要一些chaos（混沌）。自组织和混沌是城市能够成为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的基本机制，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秩序隐含于城市的各种结构之中，我们对这些奥秘的探索刚刚起步。尽管其路漫漫，但“新城市主义”的倡导者们无疑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二）空间尺度和以人为本

自组织理论中有关空间图景的分形理论告诉我们，复杂的事物是由众多基本结构通过简单规则的非线性作用而来。正是由于非线性的作用使得由这些基本结构形成了复杂结构的多样化。复杂事物的运行规则简单，即简单构造复杂。正如下棋的规矩很简单，但是棋局却花样百出；音符的构造规则极简单，乐曲却千姿百态。城市就具有这样的自组织分形结构，在不同的尺度下，自组织结构具有自相似、自复制的特性。这个基本结构实际上是个尺度问题。“新城市主义”特别关注空间尺度问题。以往我们的城市规划重视大尺度，要宏大叙事，大而不当；而城市设计在微观尺度上失之于纠缠细节，视线不免短小。宏观和微观难以结合在一起，于是规划中难免出现了以路定格局、强行“功能分区”和尺度不合的建筑等冲突现象。“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以社区、街区、邻里这样的中等尺度给了我们上了非常有价值的一课。社区尺度和人的尺度是吻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规划难以做到“以人为本”的原因。

（三）城市边界与城市蔓延

城市边界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却常常被我们忽略。城市边界的本质是什么？边界是城市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在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所能够自我调整、控制的一定作用范围的内在规定性。在边界内部，城市具有独特的公共性。城市蔓延实际上是这种内在的规定性被外在力量打破的结果，公共性弱化或丧失，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失去自我调整和控制的能力。城市的边界是不断变化的，其作用力量来自于经济规律。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边际原则，城市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应该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一点，总利润为零。由此很简单地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城市空间发展一定会沿着“摊大饼”的方式蔓延。而且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不是由起初规模一步一步摊出来的。城市蔓延的“摊大饼”模式本身是城市生长的一种经济、合理的结构演变模式，但如果对城市边界控制不当，城市规模与城市边界不相适应，城市蔓延就会带来很多弊端。中国的城市蔓延和北美的urbansprawl不完全相同，但确有走北美老路的危险。“精明增长”重视对城市边界的研究和划分，足见其“精明”之处。

三、建设节约型城市，防治城市蔓延

节约型城市是科学发展观和节约型社会发展观在城市建设领域的体现，是我国城市建设所必须追求和达到的目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富裕的西方人相比，我们对节约的认识还处在低级层次上，城市蔓延这个美国城市的“富贵病”不见得穷人就得不上——看到很多的规划建设“大手笔”和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的现象，要认识到中国城市的无序蔓延的严重性。

“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是针对城市蔓延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思维，必然有它的合理方面，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其有效性基于对城市功能尤其是聚集效应的再认识。城市不仅是人、财、物的聚集，而且是知识源泉、社会熔炉和经济动力。聚集不足就会导致城市系统缺乏发展所必需的多样性，就会缺乏活力。因此，“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减小尺度、增加密度、发展多样性、增进交流等原则。对于城市规划而言，建设节约型城市，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结构组织，尤其是空间结构的再组织来充分发挥城市的功能。“紧凑城市”^[9]的提出将对我国未来城市形态起到重要影响。紧凑城市化模式，包括空间模式、社会模式和经济模式，对节约型城市的空间建构具有指导性。

众所周知，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起源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其后出现诸如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勒·柯布西耶的“现代城市”以及带状城市、工业城市等城市发展理论。这些理论为中国规划界所广泛地学习和应用。但是必须看到，欧美现代城市化的历史实际上是“郊区化”的历史，因此，其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所针对的问题与我国的实际相比不仅存在着发展阶段的差异，而且存在着资源禀赋、体制制度、历史传统、文化指向等巨大差异。笔者认为，属于中国自己的城市规划理论、能够指导现代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尚未形成。尽管“节约型城市”目前仅仅作为概念被提出，但它确有可能成为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的发端，理论指向中国实际，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吴林海、刘荣增:《从“边缘城市主义”到“新城市主义”:价值理性的回归与启示》，《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年第3期。

2. Dowling，T. J．（2000）．Reflections on Urban Sprawl，Smart Growth，and the Fifth Amendment．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48，3，873.

3. Chen，D．（2000）．The Science of Smart Growth．Scientific American．283，6，84-91.

4. Raad，T．，and Kenworthy，J．（1998）．The US and us：Canadian cities are going the way of their US counterparts into car-dependent sprawl．Alternatives．24，1，14-22.

5. Parfrey，E．（1999）．What is“Smart Growth”？Sierra Club．

http：//www.sierraclub.org/sprawl/community/smartgrowth.asp ［Geo-2-224］

6. Baker，L.（2000）. Growing Pains/Malling America：The Fast-Moving Fight to Stop Urban Sprawl. Emagazine.com，Volume XI，Number III．

http：//www.emagazine.com/may-june2000/0500feat1. html［Geo-2-218］

7. Sierra Club （2000b）. Smart Choices or Sprawling Growth: A 50-State Survey of Development.Sierra Club．

http://www.sierraclub.org/sprawl/50statesurvey/intro.asp ［Geo-2-227］

8.邹兵:《“新城市主义”与美国社区设计的新动向》，《国外城市规划》2000年第2期。

9.桂丹、毛其智:《美国新城市主义思潮的发展及其对中国城市设计的借鉴》，《世界建筑》2000年第10期。

10.王慧:《新城市主义的理念与实践、理想与现实》，《国外城市规划》2002年第3期。

11.刘昌寿、沈清基:《“新城市主义”的思想内涵及其启示》，《现代城市研究》2002年第1期。

12.胡刚、姚士谋、房国坤:《“新城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我国的创新》，《规划师》2002年第4期。

13.单皓:《美国新城市主义》，《建筑师》2003年第3期。

14.润敏:《生态城市论与新城市主义》，《规划师》2005年第10期。

15.王受之:《世界现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第399页。

16.欧靖:《从“有机分散”到“新都市主义”》，《安徽建筑》2001年第4期。

17.ULI（1999）.SmartGrowth:MythandFact.UrbanLandInstitute.

http://www.uli.org/Pub/Media/A_issues/A_SmL4_Myth.pdf［Geo-2-228］

（原载《规划师》2006年第5期）

【注释】

[1]“边缘城市”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华盛顿报的记者乔埃尔·嘎罗（JoelGarreaul）于1991年提出。Garreau，Joel. Edge City：Life on the New Frontier. New York：Doubledy，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yDell，Publishing Group Inc. 1991.

[2]应该译为“新都市主义”更为准确和地道。尽管从字面上和汉语习惯看，NewUrbanism译为“新城市主义”和“新都市主义”均可。但此概念发源的北美地区的语境中，Urban Area通常是指一个被称为“City”的人类聚居形态中比较核心的、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的地区。Urban Area、SubUrban Area和ExUrban Area一起构成了北美语境中的City。我们以往将SubUrban Area翻译为“郊区”，并不恰当。原因在于SubUrban Area及其外部的ExUrban Area都是城市范畴。而汉语语境所指的“郊区”实际上是城乡结合部向外延伸的区域，一般具有农村（RuralArea）形态。而NewUrbanism是要在SubUrban Area和ExUrban Area的建设中追求传统的Urban Area所具有那种环境，Urbanism乃是愿景。NewUrbanism明确指向于“都市”，而非汉语中含义模糊的“城市”，这实际上也就是Urban（都市）和City（城市）的区别之处，辨析这种区别并非只是咬文嚼字，而是有意义的。本文仅在此指出这个问题，文中仍沿用目前已经被熟悉的“新城市主义”的提法。国内对“新都市主义”的认识则相当混乱。不仅成为房产开发商手中的玩具，而且很多理论研究者也发明了很多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这种混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厘清概念的重要性。

[3]该宪章的中文版见:何可人译:《新城市主义宪章》，《建筑师》2003年第3期。

[4]对于尺度，主要有两个层次，上层是以邻里（Neighborhood）、分区（District）和走廊（Corridor）为尺度定义和各个规划、设计的原则，对于次一级的尺度，提出街区（Block）、街道（Street）和建筑（Building）的计划和设计原则。

[5]该书的影响不仅在于它自称为“国内到目前为止论述19世纪到20世纪世界现代建筑发展的最完整的中文史论著作”以及“迄今为止国内同类型著作中最完整、最具有理论深度的一本”。更大的影响力则来自于它的批评者。其中以朱涛的评论言辞最激烈，影响很大。见朱涛:《为什么我们的世界现代建筑史研究仍一片贫瘠？——评王受之的〈世界现代建筑史〉有感》，学术批评网:2001/ 11/17.http://www.acriticism.com

[6]“Neo Urbanism”这个词令人费解，可能是译者受了NeoclassicalEconomics和NewClassical Economics的影响。联系王受之先生的上下文来看，指的显然就是NewUrbanism。尽管其后Neo Urbanism不再出现，但原文如此，因而加以说明。

[7]如陈兴汉:《房地产开发建设与“新城市生活主义”》，《新华日报》2001年7月10日B4版；黄灿庭:《打造新城市主义的标杆社区》，《中山日报》2005年9月16日C2版。

[8]城市精明增长十大原则是:（1）混合型的土地使用将不同的住房类型（单体住宅、多层建筑等）混合起来同时配备日常生活所需的零售商店和服务行业；（2）密集紧凑型建筑设计减少建筑之间的空间一方面减少土地需求，另一方面增加步行，减少交通需求；（3）创造多种住宅机会和选择提升城市住房的可支付性；（4）创造适于步行的邻里社区: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为城市居民锻炼提供场所；（5）培养特色型、魅力型社区；（6）保留开放空间、耕地、自然美景和主要环境保护区域；（7）加强并将城市发展引向现有的社区；（8）提供各种交通选择: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增加公共交通的使用（承载量），减少环境污染；（9）使城市发展决策具有可预测性、公平性和成本经济性；（10）鼓励社区和业主在发展决策制定过程中与政府和规划机构的合作。

[9]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建设部首次正式提出“紧凑城市”概念。见:仇保兴:《坚持“紧凑型”的城镇规划建设方针》［N］，《经济日报》2005年2月18日5版。同年9月25日，第三届中国人居环境高峰论坛将“紧凑城市”作为一项重要议题从而引起广泛关注（见:http://www.chinachs.org. cn/images/hd/jcxc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