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社区类型与邻里关系变化
李国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城市改革阶段以来，首要目标是在现代化的框架下改革城市管理体制的弊端，提高城市的基础能力。90年代以后，全球化浪潮对我国城市的影响日趋显著，创新城市的国际化功能，提高城市的功能履行水平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新框架。因此可以说，中国正在经历的是一种压缩型的城市化。
北京在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之后，积极推进以“新北京、新奥运”为宗旨的城市建设。最能体现这一变化的是城市的建筑。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过程中，北京传统的住居四合院有40片被指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其中的30片位于内城，目前仅存300万平方米，其余被大量拆除。一栋栋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北京城市的中心和周边地区，令人目不暇接。
城市的经济变迁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北京常住人口增加到2005年的1492万人，其中流动人口数量已达334万人。2000年具有符号意义的中央“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23号文件公布以后，北京按照街巷地域、认同意识以及资源分布三个标准，重新划分社区的边界，组合成了2400个社区居委会；改革了社区制度，以往由单位承担的社会生活管理职能分化出来并转移到社区，社区在居民生活体系中的支持作用显著增强。在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传统的城市社区类型发生了显著分化与重组，新型社区初现雏形。单位住房的自有化改革和大批商品楼的竣工为城市居民提供了自由选择居住空间的可能性，城市居民开始按照职业类型和收入水平重新选择居住空间，城市居住生态空间正在重新布局。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以北京市东城区和宣武区社区建设与居民生活变迁的访谈资料为主要依据，首先，分析城市原有的街道社区和单位社区的分化与重组，并提示以商品楼社区为代表的新型社区的形成。其次，分析三种社区邻里关系的特质、变化和未来形态。再次，从邻里关系的变化透视城市社会生活的变迁。
一、城市政策转变与城市社区类型的形成
根据居民的社会与经济特征，我们把社区分为街道社区、单位社区和商品楼社区三种基本类型。在社区类型中，最为传统的是大多数居住在平房中的街道社区，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量流动人口居住在这里。单位社区形成于50年代工业化时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商品楼社区是90年代以后迅速兴起的居住环境舒适、设备齐全、通过房地产市场流通的新型小区，居民的产权意识和自主管理意识很强。目前，北京市原有的街道社区、单位社区的居民构成正在分化，商品楼社区开始形成，并将成为象征未来的新型社区模式。
在分析中国上述城市社区类型的形成原因时，需要重视国家城市政策对城市变迁产生的巨大影响。中国的城市社会变迁既是自然历史过程，又是国家政策作用的结果，城市空间布局的变化是市场机制与国家政策这两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下面具体看一下三种城市社区的特征与形成机制。
（一）街道社区
我们把平房四合院组成的街道社区视为传统社区类型。1949年前后，北京市居民主要居住在平房四合院里。这一时期的四合院是一个充满了家庭气氛的居住空间，北面的正房、东西两侧的厢房和南面的倒错按照成员在家庭中的角色排列居住顺序。
街道社区的形成首先与建国初期北京城市定位的转变有关。20世纪50年代初的城市政策将北京的位置确定为生产性城市，而历史上的北京是一座消费性城市。在城市工业化建设中，北京市原有居住区内的庙宇和部分四合院被改建为街道集体工厂，“大跃进”时期又建起了小高炉，土法炼钢，城市社区呈现出烟囱林立、产住一体的景象，传统的消费城市面貌大大改观。
这一政策的转变带来了人口的大量流入，形成了第一次北京人口增长高峰。在这之前北京的人口仅为204万人，1958年迅速增加到500万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是上大学获得文凭或通过国营企业招工的渠道进入国有单位的人员，居住在单位的宿舍。另一部分是自主流入城市的自谋职业者，在一些规模小、级别低、稳定性差的单位工作。市级以下的单位没有宿舍，职工住在自己租借的私人的平房四合院里。为了管理城市中没有单位归属的无组织的人员，国家于1954年制定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在区政府之下建立街道组织作为准基层政区，街道居民的户籍由街道派出所管理，不能随意迁移，于是形成了街道社区。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四合院归私人所有，主人住北房，出租南房和东西厢房，是一种由房东主导的纵式关系秩序。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后，政府首先收回了出租房屋的管理权，由区级房管部门负责出租和维修管理，许多流动到北京的人口被安排进四合院，一个四合院里住进了许多人家。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政府没收了全部私人的房产，房屋所有权改为公有制。房客与房东之间没有直接的经济联系，双方的地位是对等的。于是，一个四合院里出现了多个主人，共同使用院落中的公共空间，一家一户的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类似于北京南城的杂院。
平房的住户大多数是没有单位归属或在街道工厂就业的职工，职业杂，收入低。没有正式工作单位的人员档案存放在街道。档案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管理制度，记录一个人的职业经历和政治倾向。街道居民的工作安置、租借住房和生活保障由街道和居委会负责，是街道组织和居委会的主要管理对象。因此，北京的平房社区也可以称之为街道社区。一般来说，街道社区的居民对社区居委会组织的活动关心和参与程度是最高的。
（二）单位社区
第二种社区类型是单位社区，它是社会主义时期国家管理城市的另一种基本形式。关于中国单位制的起源，有很多说法。笔者倾向于中国的单位制度来源于国家传统发展战略的观点。中国1956年制定城市居民户籍制度，目的是实施传统发展战略，即通过向城市居民提供各种福利和就业保障，降低企业的用人成本，加速工业化的发展。传统发展战略对城市居住空间产生了直接影响，而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单位组织实现的。[1]初到北京的外国人都会对能在北京的城市中心区看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风景感到惊奇。例如，在位于西城区的中国财政部大楼周围，你可以看到出售水果的地摊，叫卖煎饼的货车，还有在路边摆摊剃头的匠人。这是因为单位的宿舍区与办公楼连在一起的缘故，单位人就生活在政府办公大楼周围的家属住宅区。职场与居住区连为一体，或者称之为“职住一体”化，这是中国城市空间的重要社会特征。
在单位制度下，住房是最昂贵的福利物品而不是流通商品。对职员最富于刺激性的物质奖励，莫过于一套住房。在国家单位和地方政府单位供职的人们可以享受单位分配的住房。同一个单位的人员居住在一个大院里，比如建设部机关大院、海军大院等。这是北京城市的另一种社区类型，叫做单位社区。2001年将居委会改为社区之前，北京的居委会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就叫做居委会，是街道的下级组织；另一种叫做家委会，这种家委会就是由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人员及其家属组成的。这一类居住区的生活设施建设由单位承担，居住环境远远好于街道社区。
单位社区接受双重领导，一方面是街道办事处，另一方面是单位组织，以单位为主。大单位设有服务局，提供物业管理与维修服务。与平房四合院社区相比，单位社区拥有更丰富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单位企业办社会是中国社会的特色，单位社区中各种福利设施齐全，建有粮站、副食店、食堂、理发馆、浴池、电影院、子弟学校、医务室以及锅炉房和车队等各种设施，然后用一堵院墙把居住区圈成一个院子，供本单位职工使用。单位人之间交流机会多，而与其他单位几乎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单位成为人们的地位象征。同一单位的职员彼此的认同感很强，同住一个社区的邻里也极力维护单位的声誉。因此，单位社区对人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制约力。按照社会学的定义分类，单位社区不是典型的地缘社会，而是功能组织在城市地域的延伸。
（三）商品房社区
北京社区的第三种类型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迅速兴起的商品楼社区，或称物业社区。上面所讲的街道社区和单位社区的共同性在于两者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都是运用行政手段履行城市管理职能的。但是从1998年起，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城市住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单位所有的住房全部出售给个人，结束了持续几十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启动了住房市场。商品楼社区指的是由开发商建筑，通过房地产市场流通的住宅小区，完全是遵循市场原理运作的，经济手段取代了行政手段。北京市最早出现的商品房小区是1991年开始入住的方庄小区，曾经被称为北京的“富人区”，具有社会地位的象征意义。以后又出现了亚运村社区和望京社区，20年多年间已交付使用的两万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开发小区达到850座。这些商品社区宏大的规模、完备的市政配套和优美的居住环境，改变了过去红灰两色低层楼房的单调格局，给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带来了现代气息。
截至2000年春节，单位住房的商品化改革基本完成，单位住房的所有权从单位转变为个人自有。以前单位职工只能等待单位分配住房，没有自己选择的机会，因为住房不是商品而是福利。而现在单位人获得了自主选择居住环境的权利，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很多人搬出了单位住房，出租或出售自己的住房，然后购买并迁入居住环境更加舒适的商品楼社区，过去只有本单位职员居住的社区开始混居。也就是说，个人的自主选择开始影响城市空间的结构，居住空间正在按照日益分化的阶层地位重新布局。
一部分商品楼社区位于市区内，是拆除平房后在原址建筑而成的。这里的住户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回迁居民，他们在缴纳部分补差之后搬进原来的居住地。第二种是通过市场购入住房者，这类住户来自不同的地方，学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很高，像大学教授和高级技术人员，也有的是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老板，一般收入水平较高，但是学历不高。1998年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公布的《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中，增加了在城市购有房地产者及其直系亲属可以取得该城市的户口的规定。北京市政府奖励外地居民购买商品房，外地来京人员购买商品房可以获得北京市户口，这一政策刺激了外地居民购房的积极性。第三种是2000年以前单位为职工集体购买然后出售给职员的住房，它们既是商品楼，又是单位社区。
像北京市的第一个商品楼社区方庄就属于这种类型。在居民超过10万人的方庄小区中，有1/5是回迁居民，此外有中央及其下属单位集体购买并分配给单位职员的楼房，再者就是北京率先富裕起来的居民个人购房。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城区内建筑的商品楼社区是北京三种社区的压缩版。还有一部分商品楼社区是出现在北京市区周边的大批高级住宅社区，居民一般是高收入者。他们对社区有着强烈的关注意识，组织了由产权所有者组成的业主管理委员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二、三类社区中邻里关系的基本特征
随着社区类型的变化，邻里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Park指出，城市生活的影响十分复杂，原来十分正常的邻里情感，现在已经历了几重奇异而有趣的变化，并且产生了许多不寻常的地方社区类型。有的邻里还在初期阶段，有的邻里却已在瓦解之中。因此，我们应当研究，究竟是什么力量使邻里渐渐解体，使它们不再具有自身的那些联系、利益和情感，甚至最终丧失了自身的个性？
改革开放之后，从事不同职业的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从过去的平等走向了不平等，这是目前中国社会变迁的显著特征之一。阶层分化表现为多种形式，例如职业分层和消费分层，但是最为直观的阶层分化体现在市民居住的空间布局上。城市空间的变化实质上是城市居民的收入分化与消费方式分化在城市空间上的反映。从这一视角分析当前中国的社区变迁也是恰当的。
帕克指出:“邻里——与城市生活组织形式有关的各种联系中，邻里和相近这两种联系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形式。本地利益与本地联系培植了当地的情感，而且，在以居住形式为参政基础的社会制度中，邻里还是政治控制的基础，在城市的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中，邻里是地方的最小单位。”他同时指出:“邻里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地方的改良社会，其结构是建筑在自发的邻里组织基础之上的，其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表达当地人们的情感，以维护他们的利益。”（《城市》，第6～7页）
随着旧城传统住居的变化和新型社区的兴起，邻里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可以按照上面归纳的社区类型，分析街道社区、单位社区和商品楼社区中邻里关系的基本特征，进而分析它的变化及其未来趋势。这种人际关系的变化既是城市变化的结果，又将对城市的未来产生影响。
（一）街道社区的邻里关系
北京人世代居住和生活的传统住居是平房四合院，北面的正房、东西两侧的厢房和南面的倒错围合着中间的院子而建，是一种对外封闭，对内开放的结构，具有高度的私密性和亲和性。一个四合院内居住着一个家庭或一个大家族，按照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每一位家庭成员有确定的位置。一座与外界相对独立的前廊后厦、磨砖对缝的院中，布满了石榴、海棠、葡萄架，环境幽雅舒适，充满了家庭气氛，是家庭再生产的空间，体现着北京住居文化的底蕴。在由四合院构成的胡同里，邻里之间可能结有各种关系，一条胡同里可能居住着同一个大家族，也可能互为姻亲，或者是几代人上百年的老街坊。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菊儿胡同是北京的一条著名的街区。为了把城市改造与文化保护结合起来，他们把平房四合院改造为高层四合院，并因此而获得1992年度联合国人居奖。改造后部分住房按照商品房出售，从而拉开了北京市住房改革的序幕。
1.作为家庭再生产空间的四合院。清代的北京城可以分为内城和外城，汉人不能在内城居住，大众娱乐场所不得建在内城，只有皇亲国戚和满族的八旗军民可以在内城居住。因此，解放以前的北京基本上以内城和外城为界分为两大居住阶层。外城包括宣武区和崇文区，宣武被称为宣南士乡，居住条件优越，而崇文的住居则以杂院为主，居民多为工匠或艺人。内城包括今天的东城区和西城区。东城区有清末至民国年间形成的王府井和东单两大商业区，居住着富裕的商人。西城区是政府机构所在地，居住着达官显贵。在既富且贵的东城和西城，有很多标准的四合院，是社会上层的居住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高级四合院的主人有一次大的变动。大批国民党的达官显贵逃离北京，四合院迎来了新主人。菊儿胡同3号院陈家的主人这一年买下了这所荣禄府的老宅院。3号院的主人描述的四合院是这样的。“我父亲非常喜欢园艺，在院子中间栽满了各种果树，最多的是桃儿树，还有葡萄架、苹果树、柿子树和李子树，父亲买下这所房子看中的就是它房子少，地方大，可以种很多东西。整个院子号称有两亩地，分为南北两个院子。我家住的北院有北房5间、东房3间、西房3间，另有一些堆放杂物的房子，一共17间，有四合院典型的回廊。这里原来是荣禄府的祠堂，荣禄是清朝直隶总督，是供奉牌位祭祀祖先的地方。我们兄弟姐妹7人，加上父母全家一共9口人住在这个院里”。
四合院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对外封闭，重视社会内在人伦秩序的思维模式。四合院内的天棚、金鱼缸、石榴树、胖丫头，使人感到环境的幽雅舒适。按照老北京的习俗，内院坐北朝南的正房，比其他房子都要高大，而且因为北京冬天西北风强，而北房风小，采光好，最适合居住，是一家长者的居室。第二代的长子住西厢房，次子住东厢房，女儿住在正房的耳房。后院的北房即后罩房是仆人的住处。你只要看人从哪个房子走出来，就可以判断出他在家庭中处于什么角色地位。住房的格局长幼有序、上下有别、内外有分，体现了家族的传统秩序。
2.20世纪50年代和睦的邻里关系。早在1956年国家统一经营出租房屋之前，大量流动到市内的郊区农民和外地人租借民间住房，许多房主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出租住房，四合院里住进了陌生人。1956年的政府经租政策使出租住房的经营权从私人手中分离出去。
对私有出租住房改造的政策，是继1953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它的基本性质是对城市房租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地改变它们的所有制，经租的性质与公私合营的性质相同，在一定时期内由国家直接控制房屋实行统一经营管理，为将来过渡为全民所有制做准备。在实行了出租房屋统一经营之后，住房的所有权还是个人的，邻里关系没有根本改变。
以菊儿胡同3号院陈家为例，“因为全家靠父亲一人的收入，所以父亲一解放就将南院出租给华北局做办公室，全家人住北边，以南保北，补贴家计。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政策，街道宣布实行经租，发给一个房息本，上面写着15间房、每月利息20元。产权还是个人的，房管部门按月支付给房东房租的利息，一直拿到‘文革’。我家的前院整个出租，后院还是一家人住，没有变成大杂院。小时候我家里满院都是果树，春天桃花什么的全开了，满院飘香，秋天果实累累，最大的桃子一个有一斤多重。我们放学后给果树喷农药、剪枝、捉虫，还用纸袋子把果实都包起来防虫，邻居的小孩儿也常过来帮忙，吃不完就送给邻居”。
北京人有一个“四合院情结”，就是怀念充满家庭亲情与邻里友情的和睦的人际关系。这种情结正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大家住在同一个院子、同一条胡同，近邻之情胜过远亲，邻里之间相互帮助。人们常常这样描述邻里的互助活动:冬季到来之前搬运过冬的煤炭是一项重体力活，大家互相帮忙。那时买菜比较难，一来卖菜的大家就互相提醒，互相帮着站队，而且谁家做点什么好吃的都互相送，家里包了饺子都要给邻居端过去一碗，冬天腌雪里红送给大家。各家吃饭都搬到院子里摆上小地桌吃。还有大家也互相借钱，比亲戚还容易。单位发电影票经常会多要一张，和邻居一起去。大家互相介绍对象，结婚时老街坊们也都来。当时院里人一天不见都会问一下，发现病人马上借三轮车送医院，要是在楼房里就完了。人们互相照看放学的孩子，互相看家护院，出门不用锁门。平时工作紧张，小院里有一种特殊节奏，很放松、很有生活气息。这个故事说明，传统的北京四合院里曾经有过类似于农村社区的共同社会，是一种情感共同体，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家园。但是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四合院的邻里关系复杂起来。
3.“文革”导致邻里关系复杂化。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期间，四合院的主人大多受到冲击，被迫离开漂亮的四合院。当时，北京市房管局和东城区房管所接收了大量私人房屋，所有权收归国家所有。一户迁出，就会安排几户人迁入，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大杂院原来是指北京下层居民的住房，结构和朝向都不规则，主要集中在城北和城南的贫民区。大杂院内几户人家挤在一起，房屋低矮，门窗狭小，每遇大雨，屋里就会雨水如注。杂院这种北京城南地区的居住形式，开始在北京市的城区被复制出来。因为四合院的规模大，因而被称为大杂院。
菊儿胡同3号院的主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正上中学。“1966年我初中三年级，毕业考试都考完了，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记得是穿单衣的季节，一天家里突然来了20多个带着红袖标的交道口中学的学生，街道派出所的人也跟来了。抄家时把我们从五间北房轰到了三间西房里，东西都被红卫兵拿到寄卖行卖掉了。我们住在西房，里面没有家具，就睡在乒乓球案子上。父亲受刺激得了中风，半年后去世。院里的东房被东城区交道口房管所‘借’去了，交道口街道的人防办公室和查抄办公室把北房给占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四合院，人与人的关系在潜移默化中增添了不信任的成分，人们开始互相警觉起来，以提防自己不幸被揭发而遭受政治迫害。人际关系变得淡漠，“文革”是一个转折点。以前大杂院的人们只是生活者，是一个生活共同体的成员。但是，“文革”期间多出了一层政治关系，大院的纠纷由此而生。
4.20世纪80年代邻里关系的个体化。80年代以后，平房大杂院中的关系出现了三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外地人员大量进入平房，按统计有45万人之多。2005年，菊儿胡同3号院的主人也把南房、东房和西房出售给三家外地来京的商人做了公司办公室。留在主人记忆中的充满了欢声笑语的院子不再是一家人的乐园，也不再是不分彼此，乐于互助的熟人社会，而仅仅是四合院空间的占有者和消费者，熟人社区变成了匿名社区。小小的院子就能看出时代变迁，经济体制变革改变了居民的职业结构和收入结构，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居民的个体意识显著增强。
第二个变化是彻底改变了平房四合院内物理空间格局的转折点就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典型的四合院是四周的房屋围绕着中间的庭院建筑而成的，中间的院子是公共活动空间。地震过后，各户纷纷在院内公共空间搭建临时抗震棚。这些临时性建筑后来变成了永久性建筑，用做厨房或仓库，公共空间变为私有空间，邻里之间围绕着公共资源的分配出现了关系紧张。
第三个变化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之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居住空间内部生活设施的改善。例如，过去是全院共用一个水龙头，后来各户开始把水管接到自己的住房，邻里之间的交往机会相对减少，目的合理性选择取代了过去的价值合理性。
（二）单位社区中的邻里关系
单位社区中的邻里关系是仅仅存在于中国城市的特殊类型。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推进传统发展战略过程中，作为工业化的组织制度保障，这种军队式的组织管理方式在城市中普遍地建立起来。
单位社区的最大特点，是邻里这种地缘关系与单位中业缘关系的重合，是在业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地缘关系。在中国的城市可以看到很多的机关大院。单位的行政级别越高，国家财政拨款越多，可以为单位职员提供的社会福利也就越多。一般说来，在改革开放之前，除了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之外，中国是一个均等化程度很高的社会。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城市内部仍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单位之间。
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前，住房是社会福利，职员获得住房的途径，只有单位分房。人们按照在单位中的职务、职称和工龄，在单位内部排队等候分房。单位组织除了它所要承担的主功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为本单位的职员生活谋求福利。住房是单位能够提供给职员的最大福利，也是单位吸引人才和人才选择单位的重要指标之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制度发挥了增强企业凝聚力的作用。单位社区就像村落组织一样，属于利益共同社会。中国的城市人生活在单位里，单位就像大家庭，生活上生老病死一切需求都可以在单位中得到满足。由于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同一单位的职工之间生活水平没有显著差异，是高度均质的社会。单位社区是熟人社会，职工朝夕相处，子女同在子弟学校上学，成为家庭交往的渠道。
单位社区与街道社区的相同之处在于，居民之间彼此熟悉。同一单位的职员，人们的工作圈、生活圈和交际圈高度重合，邻居又是同事，也是娱乐活动的伙伴，但是两者之间也有所不同。街道社区主要是一个纯粹的地缘组织，因此邻里之间的接触自然，邻居交往完全取决于情感是否融合，没有外在的约束力量。单位社区则不同，它是单位这一功能组织的一部分，如果从社会类型划分，它更接近功能组织的类型，管理也具有高度的规则性。单位社区里的邻里关系是单位关系的延续。生活区的关系往往会带到工作中，邻里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单位组织去解决，也会影响一个人在单位组织中的评价。业缘与地缘关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从而使人们慎重对待单位社区中的邻里关系，自我约束倾向显著。[2]
“文化大革命”期间，单位社区的人际关系出现了混乱，一个单位的人分为不同政治派别，互相对立。家庭问题往往被当做政治斗争的手段加以利用，单位社区成为人们发表政治演说的场所，也是批斗会和诉苦会的舞台。政治斗争渗透到生活领域，使人们回到家后也难以完全转换成生活者的角色。
在追求个性自由的今天，单位社区最大的弱点是人与人之间缺乏合理的距离，没有完整的私人空间。四周投来的熟悉的目光使人们感到精神紧张，难免有一种时时刻刻被监视之感。因为是同事，人们自由意志的表达受到制约。
（三）商品楼社区与新型邻里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商品楼社区的最大特点是产权明晰，居民拥有强烈的产权意识，自治意识强，自组织能力也在逐渐提高。业主委员会这一新型的社区组织正在普遍建立。业主委员会是拥有产权的居民自愿组织起来的纯民间组织，完全代表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居民的这种协作愿望建立在保障私有财产不受开发商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侵害，维护良好的公共秩序这一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建立业主委员会的社区一般是号称“百万庄园”之类的高档住宅区，社区居民属于中高收入阶层。
正像商品楼社区是一种新型社区一样，这里的邻里关系也带有新特点。首先，居民是由从事不同职业，在不同单位就职的陌生人组成的居住生活共同体。其次，居民的各种社会活动圈是分离的，根据不同的兴趣在不同的领域中参与活动。一般的生活模式是每天早上从居住地去公司，每天下班后在娱乐区参加交际或娱乐活动，深夜返回居住地。
商品楼的出现对城市空间结构有什么意义呢？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承担特定功能的城市空间的形成。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都是在村落中完成的，两者是未分离的，它决定了农村人社会交往的全人格性。而城市生活区别于农村的最大特点，就是居住地和工作地的分离，并且在两地之间出现了一个娱乐繁华区。繁华区是一个匿名社会，人们没有利益之争，完全是按照兴趣相遇在一起的。城市人在繁华区培养和发挥每个人的个性，消除工作中的疲劳。
商品楼社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社区仅仅是他们居住的生活空间，多数居民的精神生活不在社区之中，对社区的依赖性非常小。帕克在描写芝加哥的社区很明确地讲到，社区中有能力者的数量并不是衡量社区自身效能的尺度，社区中的高智能并不总能确保社区的效能。理由是，“有能力者——既指那些职业人——大部分时间在社区外面，无论是实际上还是思想上。他们生活在城里——在他们的办公室和俱乐部中，他们回家只是为了睡觉”（《城市社会学》，第109页）。这种现象也出现在中国的商品楼社区，例如，北京规模最大的望京小区，就被戏称为“睡城”。
李培林在分析产权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时有一段描述:“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和住房的自有化，多数的住宅楼都委托给物业公司管理，过去的熟人街坊邻居构成的‘互识社会’也转变成多半由陌生人组成的‘匿名社区’，维系社区生活的私人关系日益淡漠了。谁要在楼道堆放私有物品，马上会有人给物业管理人员打电话，后者也不会再讲‘情面’，轻则限时改正，重者罚款，于是延续了几十年的‘公共过道’堆放杂物的‘景观’自然消失了。从‘互识社会’到‘匿名社区’的转变，预示着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也是产权实施环境的重大变化。”（李培林，2004）也就是说，在商品楼社区，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们是物业的主人而不仅仅是住户，同一楼道里的邻居在业主这一层面上是独立、平等的个体。人的生活意识变化，关注焦点转向了家庭天地，在私人领域中寻找生活意义，而地域社会和邻里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环境。
三、阶层分化是邻里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
（一）传统城市社会学对邻里关系变化原因的分析
20世纪80年代城市化进程开始以后，北京市的邻里关系同样出现了个体化和理性化变化，这是城市发展的普遍趋势。城市社会学的传统观点认为，带来这一变化的基本因素是家庭和邻里功能的外部化，即城市生活方式的渗透。邻里之间过去有很多相互扶助的功能，它对每家每户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就像我们描述的50年代四合院理想的邻里关系那样，人们在许多生活场合只能借助邻里的力量，因为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专业机构。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这些由朋友和邻里承担的互助功能从家庭和邻里关系中分化出去，由日趋完善的社区组织或各种专门服务机构承担。社区则仅仅成为人们居住的空间，同时也丧失了相互交往的必要的动力机制。
中国的城市同样出现了这一变化，过去居民具有很强的共同意识，把邻里看做一个拟似的家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专业组织的不断发育，人们的独立意识增强，有求于邻里的需求大大减少。在东城区菊儿胡同的中心区，2004年出现了一块“交道口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的牌子，这是北京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的举措。为居民提供的服务项目有咨询服务、家政服务、综合修理、日常用品配送、中介服务和文体娱乐服务，甚至包括婚姻介绍。这些服务过去由邻里之间互相提供的，现在转变为由专门机构的有偿服务。这正是城市生活方式渗透的一个象征。急剧的经济市场化给几乎所有的社会行动贴上了商品的标签，无偿的互助被有偿的经济行为所取代。这种意识也渗透到邻里关系之中，人们尽可能地求助于外部的专业机构。
此外，以往的城市社会学认为邻里关系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居住形式的改变。学者们认为从平房搬到高层建筑这种居住形式的改变是导致邻里关系淡漠的主要因素。道理是高层住宅中每户居住一个独立的单元房，门户紧闭，没有相互交往的公共空间。“猫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孩子之间也没有交往的机会，甚至造成了大量“孤独的儿童”。这一解释在中国急剧的城市化过程中也同样存在，可以用来分析不同社区类型的邻里关系，特别是商品楼社区中邻里关系的特征。
（二）阶层分化是中国城市邻里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
然而，阶层分化是导致中国邻里关系变化的一个更为重要因素。社会阶层是社会资源以及获取资源的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状态。社会资源包括三种:一是经济资源，包括收入和资产存量；二是教育资源，以受教育年限为测量指标；三是社会声望，即社会成员对某一职业的评价。阶层差异的扩大在社区当中也有明显表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类型与居民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居住在同一社区的居民的收入、教育、权力和社会声望的差异扩大，居民的异质性增大。于是居民的相互认同发生了问题，邻里关系淡漠化。这是一种分化的力量，它使重建社区居民认同感成为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事实上，北京城区的许多社区是街道社区、单位社区和商品楼社区的混合体，这是由于城内社区大多是拆迁危房改建而成的缘故。宣武区椿树街道的椿树园就是这样的例子。[3]该社区于1999年建成，共有18栋高层住宅，居民分为三种类型。小区北部的9栋为危房改造回迁楼；南区有9栋商品楼，其中的7栋是单位集体购买的；另外的15号楼和18号楼是个人购买的，称为“老板楼”。椿树园社区刚建成时分为三个居委会:1个商品楼居委会，两个回迁居委会，2000年合并，成立了北京市第一家社区居委会。[4]
椿树园社区原来是一片平房。改建后回迁楼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下，条件优惠，建成后90%的居民回迁。平房住户也叫做纯居民，主要是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和老年人。虽然从平房搬进了楼房，但是居民组织保留了原有的一些特点。比如原来同住一个大杂院的居民搬到了同一座楼的同一层，于是，“层”沿袭了过去的“院儿”的称呼，楼层的负责人被称为“院儿长”。他们最热衷于社区居委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也是社区组织最主要的服务对象。
15号、18号两座“老板楼”的居民则不同。商品楼每户的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室内宽敞，环境舒适。他们大多数是外地人，其中很多人自己开公司，经济收入高。他们与平房回迁户不同，对居委会几乎没有依赖。他们对公益事业的捐款很积极，愿意出钱，但是因为做生意很忙，没有时间参与社区活动，不愿意出力。商品楼社区的青年人和中年人比例大，邻里之间日常交往不多，害怕隐私外露，是一个匿名的、个性化的社区，是一种现代城市型的人际关系。
此外，椿树园社区有很多中央单位，包括电力部、开发银行、全国人大等，有21位现任部长住在这里。虽然这些住房已经是个人产权的私有住房，单位负责房屋管理维修的行政科也已经改称物业公司，但是，这类楼房仍然可以称为单位楼。因为中央单位在社区中仍有地下室、停车场等公有资产，仍然为职工在社区里修建了活动站，老干部更愿意参加在单位的内部活动站组织的活动。单位在小区中建有专用的物业公司，服务质量远远超过社区物业。因此，单位居民对所在社区居委会几乎没有任何需求，生活中的所需服务都由单位的小物业公司承担。
三类住房的居民的交往是通过社区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比如清晨的太极拳，文化活动站的活动以及重阳节的登山活动，在社区居委会搭建的这些舞台上，不同职业背景的人们凭借共同的志趣走到了一起。但是，当晨练的队伍散去，人们回到各自的住宅楼，邻里交往在三个区内进行，很少有跨区的交往行为。
（三）社会地位与居住空间再分布
阶层对邻里关系的深层影响是人们按照经济地位选择住房类型和居住地。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市场成为人们获得住房的最主要途径。
北京的低收入阶层主要居住在内城的大杂院里和南城的简易住宅楼中。北京的四合院50%以上属于危房，缺少基本的生活设施，居住条件差。北京的商品房中有一种经济适用房，是政府提供补贴照顾低收入阶层而兴建的微利保本房。房屋价格适中，设计讲究实用，既经济又适用，一有发售，便招来低收入市民通宵排队购买。经济适用房分布在四环路以外，居民每天上班上学往返于郊区与市区之间，交通成本很高。
北京最好的住房是四合院，例如东城区的南锣鼓巷，位于后海和什刹海附近，是国家领导人的居住地之一。高高的围墙和从围墙中伸出头的烟囱是高级住宅的象征，因为平房的最大不便就是冬天的供暖问题。只有这些高级住房还保留着四合院的原始形态，有的历史超过百年，代表着老北京传统文化的形象，也是对北京城市生活的记忆。
北京兴建了大量豪华的富人居住区，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北部和东部区域。北部亚运村是北京富裕阶层时尚、现代的住宅，由于昂贵的房价，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农村居民被排挤出来。北京市的地势有西北高，东南低的特点，风沙自西北吹向东南。按照风水学的原则，西北和北部为上风上水，由北而来的地气与大地相接之处，为最佳的上风水，空气清新，水质清洁。历史上玉泉山的水经过西直门运到紫禁城，专供皇帝饮用。到了南城以后由于地面水的渗透，水质下降，空气清新度下降，被称为下风象、下水象。北京的教育区集中在西部，而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教育机构较少。从居住角度看，北京的北部和东部地区拥有良好的居住环境、工作环境和教育环境。
四、创建以生活主义为原理的和谐社区
城市社区邻里关系的变化并不意味着邻里交往的消失。正像帕克所说，人是最需要相互帮助，需要共同生活的动物，但同时又是最缺乏相互交往知识的动物，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社会恰恰是最难以生存的，因此人们又在不断探索着新的交往形式。
（一）社区文化与公共参与
随着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人们的自立观念增强，社会距离增大，这是城市化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按照社会学原理，城市生活方式与村落生活方式的本质区别在于，在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公共问题上，村落社会依靠居民之间的相互扶助，而城市社会则通过专业的功能组织加以解决。中国的城市同样出现了这一变化，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形式也将随之出现质的变化，门对门的邻里之间的零距离接触逐渐减少，社区组织的文化活动将成为邻里交往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但是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又给社区带来了一种整合的需求。我国城市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单位组织功能的分化和对社区期待的增强。在多元功能的单位组织逐渐转变为纯粹的功能组织后，个人直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这一转变，人们别无选择地寻求建立保护居民生活的社区生活体系，使人们在充满了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领域之外，能够找到维护和补充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相互扶助功能的社会领域。人们期待着社区成为一个独立于企业和事业单位之外的独立的社会体系，在这里可以使在市场中拼杀的人们得到精神的松弛和慰藉，使经济竞争带来的阵痛得到缓解。它也使在经济领域中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找到能够表达自我意志的属于自己的公共生活领域。这种认同是一种防卫性的认同，人们面对无法把握和快节奏变化的外部社会，不知所措的人们唯有在社区中依靠过去的认同，紧密团结在一起，去获得精神的家园。
于是，社区文化在现阶段的中国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社会意义。它绝不仅仅是退休老人自娱自乐，陶冶性情的无足轻重的问题，而是重建社区认同的重要手段，具有整合社区的潜在功能，它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社区文化基础。小区内的单位组织加入到社区活动当中，开放了单位所拥有的文化娱乐以及经济资源，实践着社区的资源共享，这是一个重要途径。
社区文化活动可以是日常的，比如每天清晨的太极拳，俱乐部以及文化活动站组织的文娱活动。社区不同年龄层次的居民出于共同的情趣和需求，会超越人们在收入、文化上的差异以及身份的界限意识，走到一起。社区文化也可以是持续性的。比如，北京右外开阳里六区8号楼是一座24层塔式居民楼，从2002年开始居民开始集资装修楼道，创建“楼道文化”，彰显社区个性。重阳节的登山活动也属于这种类型。新的商品楼社区正在逐步形成代表居民特性的风格，培育出居民之间新的共有情感。北京的一些新社区，正在努力激发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热情。比如首都机场附近的一个社区，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举办“邻居节”，自带菜肴，演唱歌曲节目，创造大家相互熟悉的机会，使邻里相互关爱，形成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可以说，北京这一新的大都会正在创造着新的社区历史。[5]
从社区文化的发展趋势看，社区文化活动不是任意的，它应该建立在社区的历史、地理、语言和环境等文化的基础之上。例如北京东城区东四街道铁营社区正在开展“奥运社区”建设，国子监社区则通过发掘和重塑地域传统来建设国学社区。在传统与现代化的争论中，四合院作为北京的地方文化将得到保护，菊儿胡同的高层四合院和北京南池子地区的保留平房格局的做法都是保存北京文化的有益尝试。我国的社区文化活动，应该从各地的文化特性出发，建立更具有历史厚重感的文化活动体系。这些活动都发挥着凝聚社区的潜功能，它的意义不仅存在于活动期间，而是将长久地存在于人们的集体记忆当中。
（二）和谐社会的社区基础
正如社会学家卡斯特所讲，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发现彼此共同的利益，以某种方式分享彼此的生活，逐渐产生归属感，最后变成文化的认同，形成了社区。这种社区是无形的社区，人们心灵上的社区，人们在这里找到了意义与认同:我的邻居、我的社区、我的城市、我的环境。
城市是人类活动的创造物，城市的变迁正是人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结晶。人们改造着城市，城市反过来又对人的行为发挥着制约作用。人与城市的这种相互作用，正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内涵。需要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是，城市社区是城市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应该成为没有阶层分化的，平等的生活空间，应该成为化解经济领域矛盾，避免社会冲突的社会整合空间，成为维持社会活动规范的文化空间。这种自下而上的、草根的社会生活体系的建立，对于保证经济、政治在内的宏观社会的正常运转，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1938），华夏出版社，1987。
2.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3.仓泽进编:《东京的社会地图》，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
4.李国庆:《城市政策与四合院生活的变迁》，中国地域社会现代化研究会编:《关于北京市的现代城市建设、居民生活条件治理与文化遗产的建议报告》，2001年。
5.李国庆:《从社会到生活:确立“生活主义”的社区文化原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编:《中国城市化》Vol.1，2005年。
6.李培林:《村落的终结》，商务印书馆，2004年。
7.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8.张
主编:《社区行政与社区管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
（原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Vol.2，2007年）
【注释】
[1]单位制度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基本的城市管理制度，国家按照单位的行政级别和规模来配置社会经济资源，城市居民通过单位组织享受国家提供的相应的社会保障。不同等级、不同规模的单位提供的待遇不同，它规定了单位成员的社会身份、社会声望、利益分配。当然，单位内部同样也存在着差异，例如，不同行政级别的职员享受的住房福利也是很不相同的。
[2]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宿舍楼位于建国门大街东总部胡同19号。根据2001年访谈调查时家委会主任的介绍说，单位社区人员素质整齐，教授、留洋博士一大堆，生活方式接近，公共意识强，遵守公共道德，好管理。平房则不同，他们是普通市民，来自五湖四海，什么人都有。和周围的平房相比较，单位人对居委会的工作都很支持。比如捐献，居委会一号召，大家一定会有行动，家委会一共募捐过三次，像东北和内蒙古的严寒，1998年的长江水灾，每次捐献的东西，像棉衣、棉被，比平房居委会捐的多得多。
[3]椿树园小区2001年作为北京社区的唯一代表接受了国际奥委会评估团的考察，为赢得奥运会的举办权增添了重要的一分。社区中有2747户，常住人口8000人，还包括45家单位。
[4]居委会改变为社区居委会之后，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明确了地域的概念，原来的居委会仅限于当地居民参加，现在流动人口、驻区单位也必须加入，扩大了代表性，社区的外延扩大。二是社区的服务功能增加，除了过去的卫生、治安等功能之外，增加了社会救济和社会管理的职能，负责发放最低生活保障，管理流动人员和下岗职工的生活。三是社区居委会的干部素质发生了变化，除了退休干部之外，还增加了街道政府招聘的专职的年轻干部，服务和管理能力显著增强。
[5]我国的第一个城市“邻居节”于2004年10月24日在杭州采荷社区举办，以后每年的10月24日，都将成为每位杭州城市居民的共同节日，以此推进管理有序、文明和谐的新型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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